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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小说还好读的历史,比影视还好看的画卷。读来很有《万历十五年》的味道,娓娓道来,隽永通达,形神俱似。李亚平让我们随着那些大名鼎鼎的古人共同活了一遭。 --著名学者,《潜规则》《血酬定律》作者 吴思
2012年09月26日 00点09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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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公元1127年的大祸发生时,距离大宋帝国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死,已经过去了一百五十一年。仔细检视大祸发生的经过和这一百五十一年的帝国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其实,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太祖皇帝就已经为今天这场大祸种好了祸根。
祸根的根系则深植于皇帝的那张卧榻。
赵匡胤祖籍涿州,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涿县。公元927年,出生在河南洛阳夹马营。还有一个说法,认为夹马营应该叫甲马营才对。按照后一种说法,则很有可能是军队的一个后勤基地,和他的武将世家出身有些相符。据说,他出生时身带异香,三日不散。因此,乳名叫“香孩儿”(1)。
年轻时的赵匡胤曾经相当困窘,原因是他父亲本来是后唐庄宗皇帝李存勖的战将,后来屡遭变故,家道中落,家境变得十分艰难。
公元947年,赵匡胤21岁。史书说他“容貌雄伟,器度豁如”。学习骑射武功,常常出类拔萃。有一次,他飞身跃上一匹没上笼头的烈马。马狂奔,逸上城墙斜道,将他在门框顶上迎头撞将下来,观者皆以为那脑袋必定已经撞得粉碎。片刻,此人徐徐起立,腾身跳上马背,复驰骋如电。人皆异之(2)。就在那一年,他离开越来越窘迫的家,开始风风火火闯荡九州。随后两年的江湖闯荡,令他饱尝人间冷暖,遍历世态炎凉,吃了不少苦头。当时,他父亲过去的一些好朋友已经相当有权势,赵匡胤去投奔时,时常遭遇白眼冷遇。其中最好的一位算是凤阳节度使王彦超,给了他十贯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不到两千元人民币,把他打发了。致使我们未来的赵家天子极为困窘。最惨的时候,曾经靠在街边设赌局来维持生计(3)。因此,我们千万不可小瞧今天在马路边上,时常可以看到的那些用扑克牌与象棋残局引人上钩的此类人士。
公元949
年下
半年,赵匡胤流浪到了汉水边上的重镇襄阳,没有钱住店,栖身在一座寺庙里。寺庙的住持年近百岁,饱经沧桑,阅人无数,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一看赵匡胤,风尘满面,难掩英挺之气;破衣一身,全无寒酸之态。就知道这个年轻人必非池中之物。于是,老和尚与他谈古论今,点拨他说:汉水以南社会稳定,水至清则无鱼;北方却兵荒马乱征战不休,乱世出英雄。少年英雄奈何南下,却不北上建功立业?赵匡胤一听,如醍醐灌顶豁然开朗。他也不客气,拿了老和尚赠送的一大笔重金厚礼,骑上寺庙里唯一的一匹毛驴,拜别老和尚,雄赳赳地就奔北方来了(4)。
公元950年,赵匡胤来到河北邺都,投军在后汉枢密使郭威手下,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赵匡胤这厮魁梧雄健,有一身上好的骑射武功,读过不少书,偏偏打仗还不怕死。当兵第二年,郭威发动武装政变,三下五除二把后汉收拾成了后周,作了后周太祖。赵匡胤作战不含糊,也因军功被提拔成了禁军东西班行首,大约相当于警卫队队长的样子。
公元954年,后周太祖郭威病死,他没有儿子,由养子柴荣继位,史称周世宗。这位周世宗柴荣在历史上口碑不错,赵匡胤当兵后一直跟着他干,此时成为他的亲信,被调到中央禁军中任职。
同年,北汉趁后周太祖刚死,发兵攻打后周。赵匡胤随柴荣出兵迎敌。两军在高平,即今天山西晋城东北部发生激战。这场战役对赵匡胤影响巨大。当时,北汉军队占据上风,后周的两员大将见势不好,临阵脱逃。导致整个部队阵脚大乱,极为危急。赵匡胤临危不乱,高喊“主危臣死,拼死尽忠的时候到啦,”带领所部骑兵直冲敌阵。北汉军队经受不住这种不要命的打法,一败而不可收拾。后周军居然扭转败局取得大胜。
战后,赵匡胤被周世宗柴荣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大约相当于皇家直属部队的第三把手,职责有些类似我们今天部队里的参谋长,一下子成了高级将领。这还不算,柴荣还委托他整顿军队,组建殿前司诸军。据说,赵匡胤平日为人质朴豪爽,重朋友讲义气慷慨大方,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有钱大家花,因此结交了一大批朋友。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山泊好汉最喜欢说的那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特别受赵匡胤欣赏并身体力行。不管怎样,现在,利用主持军队整顿的机会,他将许多可以交心的部下安排到掌实权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又与十位中、高级将领结拜为著名的“义社十兄弟”,从而形成了在后周军队中极大的潜在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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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好汉赵匡胤的“卧榻”情结
从时间上看,宋朝是中国历史上立国时间最长的帝国之一,其寿命为三百一十九年,仅次于汉朝的四百余年。从空间上看,在中原地区形成的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大宋帝国是土地面积最小的一个。最大时,其国土面积大约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南宋时期更加可怜,或许只有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和清朝的五分之一。从经济文化的情况来看,大宋帝国堪称辉煌灿烂,其发达程度丝毫不亚于、或者说是超过了汉、唐、元、明、清最为鼎盛的时期,可能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巅峰,甚至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奇怪的是,它同时又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最为“积贫积弱”的一个:国家财政上的窘迫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帝国的所有时期;军事力量在面对外部的挑战和凌辱时,很少能够找到令人骄傲的记录。这种看起来完全矛盾的状态,真实地存在着。其根源,都可以在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寻找到答案。或者说,我们大约只能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中去,才能够找到答案。
客观地说,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形成的地缘因素,造成了大宋帝国相当大程度的先天不足。这就是燕云十六州的割让。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可能是晚唐以后,五代十国时期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直接影响到了此后四百年间中国历史的格局。
公元936年,后唐帝国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叛乱。他以割让长城以南的燕云十六州为代价,请求塞外的辽国施以援手。辽国的太宗皇帝耶律德光大喜,不惜御驾亲征,帮助石敬瑭打败了后唐军队。随后,辽国皇帝册封石敬瑭为中国皇帝,国号后晋。当时,时年四十七岁的石敬瑭为了表达自己感激涕零的心情,主动拜认比自己整整小了十岁、时年三十七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为“父”,自称为“儿”。大约是不如此作为,心里就实在过意不去的意思。并立即将燕云十六州交割给了辽国(14)。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让人最不好意思说出口的一桩交易。而且,还给儿皇帝这个词,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定义与出处。在整个世界历史上,这大约是独此一份。
燕云十六州所辖的土地东西约六百公里,南北约二百公里,全部面积差不多为十二万平方公里。它们是:幽州,即今日之北京,当时称为燕京,又是辽帝国的南京;蓟州,即今日之天津的蓟县;灜州,即今日河北的河间;莫州,即今日河北任丘;涿州,今日河北涿县;檀州,今日北京密云;顺州,今日北京顺义;新州,今日河北涿鹿;妫州,今日河北怀来;儒州,今日北京延庆;武州,今日河北宣化;云州,今日山西大同;应州,今日山西应县;寰州,今日山西寰清;朔州,今日山西朔县;蔚州,今日河北蔚县。包括了今天北京、天津、河北西北部和山西大同周围的大部分土地(15)。
翻开历史地图,我们就会发现,燕云十六州实际上囊括了当时中国东北部与北部地区最重要的险关要塞与天然屏障。这一地区的丧失,使本地区的长城及其要塞完全失去作用,敌人已经越过它,直接进入了中国本土,致使整个中原地带门户大开,华北大平原全部裸露在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从新划定的边防第一线,到当时的中国首都汴梁,即今天的河南开封,八百公里间,一马平川,没有任何一个关隘和险要之地可以阻挡骑兵大兵团的冲击。从此四百年,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上的战略主动地位。
作为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赵匡胤完全了解燕云十六州的重要地位。但是,出于现实的考虑,他相当理性地制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规划。他必须先统一中国本土,然后才能积聚力量,考虑夺回燕云地区。
当时,宋朝的总兵力不到二十万人,以步兵为主;所辖人口九十七万户,大约在四百万人上下;财政状况不算太好,“帑藏空虚”;难以支撑大规模军事行动。辽国人口大约也在四百万左右,军队总数为三十万人,以骑兵为主。双方力量对比,显然是宋弱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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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皇帝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叫“封桩库”,其职能就是将每年的财政盈余不准挪做别用,全部存储起来,作为收复燕云的专项资金,由皇帝本人亲自掌握。赵匡胤的设想有两套:一是积蓄足够多的数量后,与辽国交涉,将这一地区赎买回来;如果不行,就散尽这笔钱,招募勇士,以武力夺回来。这段话,要是用文言讲出来的话,相当铿锵:“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皇帝还打了这么一个算盘:“辽兵数次侵扰边境,如果我用二十匹绢的价格收购一名辽兵的脑袋,辽国精兵大约十万人。费我二百万匹绢,就可以把他们灭干净了”。(16)
到公元975年前后,宋朝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本土,所辖人口达三百零九万户,一千多万人口;军队总数将近四十万人。赵匡胤底气十足,跃跃欲试。可惜,英雄暮年。上天没有给他留出足够长的时间,使他四十九岁正值英年就死掉了。否则,以他的才略,收复燕云应该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他死后,他的弟弟赵光义继承了皇位,是为大宋帝国的第二任太宗皇帝。赵光义对辽国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进攻,都以全军覆没的惨败告终。其中有一次,太宗皇帝御驾亲征,在今天北京西直门外面的高梁河一带,与辽军展开大会战。结果,大败。激战中,赵光义腿部受伤,坐在一辆驴车上狂奔,方才逃脱了性命。史书上说,皇帝“仅以身免”。就是说,几万大军打没了,皇帝是一个人逃回来的。
就这样,赵匡胤终于在念念不忘的“卧榻”之侧,留下了一只酣睡的怪兽。一个半世纪以后,他的一个轻佻子孙,漫不经心地捅醒了这只怪兽。结果,在它的咆哮声中,整个大宋帝国轰然倒地。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此时,变换一个角度观察,我们会发现,上面的讨论实际上仅仅说明了事情的一个侧面。如果回到赵匡胤的“卧榻”情结上去,我们就会看到:大宋帝国开国之初,整个被笼罩在这个情结的阴影之下。直接的证据是,在帝国最为重要的几项基本国策上,全部都能看到它的影子。这个心结不停地释放能量,最终,终于演变成了帝国上述的矛盾状态,并使燕云恢复变成了几乎没有可能实现的朝代夙愿。
事实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情结,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身上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举凡每一次改朝换代的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举凡每一次皇家内部的骨肉相残,举凡每一次围绕权位的殊死搏斗,无不植根于这个情结。从它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国人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来看,它可能是构成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个基本元素或者遗传基因。因为,事实上,这个情结存在于每一个具有广义“政治”抱负的中国人心中。要证明这一点,事例极多。比如,在官场、职场、商场甚至任何地方,每当面对利益冲突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对竞争对手甚至对合作伙伴便会表现得特别无情,必欲置别人于死地而后快;为此经常不留余地,不计后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周围和各种媒体上,此种情形大约称得上触目皆是。事实上,直到今天,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仍然基本上遵循着“自己活,不让别人活”的原则行事。“双赢”或“多赢”哲学并非中国人的思想成果与信条。作为近些年打开国门后的舶来品,许多证据表明,中国人可能至今尚未学会在这种状态中生存。原因并不复杂。因为,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异己“斩草除根”、“斩尽杀绝”之类的理论与实践中,生活得实在太久了,可以追溯到很久很久以前。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赵氏孤儿”的故事发生之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按照这样的信条在生活了。以至于到后来,我们已经很难将产生这种信条的土壤与这种信条本身区别开来了。因此,赵匡胤具有这样的情结一点都不奇怪。相反,假如他没有这种情结的话,那反倒是很令人诧异的事情了。
问题在于,赵匡胤的这个情结似乎特别强烈。其强度足以促使他为新生的帝国制定出一整套相当特别的政策,并为其作出了周密的制度安排。从而,造就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大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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