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宋代历史研究 作者：张邦炜 引言时下学界每探讨历史课题，必首先论述其地位，内中往往又不乏过甚之词。如果我们沿袭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先生当年的说法，将宋代艳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并认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早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几百年，只怕有哄抬历史地位之嫌。宫崎氏同时又说：中国的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渐渐扭转了这种落后局面，追上了西亚；到了宋代便超过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1]宋代以前的中国文化是否果真落后于西亚？这里姑且置而不论。但他认为宋代文化“居于世界最前列”，显然属于平实之论。早在北宋熙宁年间，国史编修官李清臣就说：“朝廷文明，不愧三代汉唐”。[2]南宋末年，蒙古国信使郝经则把宋朝连同先前的汉朝、唐朝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 汉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代。[3]陈寅恪先生在四十多年前，进一步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4]邓广铭先生最近又指出： 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5]估计之高，无以复加。宋代文化横比当时世界各国，超过世界各国，处于领先地位；纵比前代，超越前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个新高峰。对宋代文化的这两个基本估计，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不过，把握宋代文化的时代特征或许比揭示其历史地位更重要。钱穆先生说得对： 就宋代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6]他认为，在宋代文化史上有三件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即“宗教思想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7]钱氏的阐述未必处处精当，但颇有启发性。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恐怕莫过于相对普及。它同时又象征着宋代文化的繁荣。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表现在哪里？原因是什么？这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奇童出盛时”，“妇女多能诗”有宋一代神童多、才女多、儒将多。这三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或许即反映了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在年龄上不分长幼、在性别上不分男女、在行业上不分文武。所谓神童，众所周知，无非是指智力超常的儿童而已。在宋代，诸如王禹偁九岁、丘浚十岁、孔文仲七岁、蒋堂六岁、黄庭坚七岁会写诗、能作文一类的记载，比比皆是。特别叫人吃惊的是，杨亿“数岁不能言”，突然吟咏《登楼》诗： 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8]朝廷为选拔超常儿童，从宋太宗时起，设立童子科。[9]宋绶、晏殊、姜盖、李淑、蔡伯俙等在宋真宗时，先后被赐予同进士或学究出身。其中福建蔡伯俙年龄最小，只有三岁，宋真宗欣然赐诗一首： 七闽山水多才俊，三岁奇童出盛时。家世应传清白训，婴儿自得老成姿。[10]此后，从宋仁宗朝到宋徽宗时，赐出身者20人；宋高宗朝，求试者36人，授官者6人；宋孝宗朝，求试者74人，授官者7人；宋光宗朝，求试者17人。嘉熙元年（1237），女童林幼玉应试合格，宋理宗下诏，特封孺人。这些智力超常儿童，有的后来受到重用。宋孝宗时，礼部在奏疏中说： 本朝童子以文称者，杨亿、宋绶、晏殊、李淑，后皆为贤宰相、名侍从。[11]宋代神童较多，与当时不少人主张“教子当在幼” [12]有关。欧阳修说： 教育之法，始于童子，谓之小学，君子重焉。[13]宋代的中央官办小学创设于元丰年间，崇宁元年（1102）十月又命令州县普遍建立小学，负责教育8到12岁的儿童。政和四年（1114）二月，中书省上奏： 小学生见近一千人，入学者尚未已。[14]可见，当时官办小学之兴盛。民办小学与官办小学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兴办早，并深入到乡村。民办小学的情景多次出现于诗人笔下，如宋伯仁《村学纠》： 八九顽童一草庐，土朱勤点七言书。晚听学长吹樵笛，国子先生殆不如。[15]赵汝鐩《憩农家》： 农家颇潇洒,虢虢清泉流。 ………… 群儿窗下读，《千字文》、《蒙求》。[16]《千字文》、《蒙求》是宋时使用的小学教材，编写于前代。宋代编写的小学教材除颇负盛名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而外，为数尚多。如欧阳修所编《州名急就章》： 别州自禹郡于秦，废置经革难具陈。皇家垂统天下定，疆理万家承政令。……[17]乡村小学数量太多，教师当中难免有滥竽充数者。如鄱阳（今属江西）千秋乡的李晟，就是个冬烘先生。他“读书不多，年过五十，犹为人训蒙，两目浸昏，夜不能视一物”。[18]谢深甫青年时代在家乡教书，自己“始不过读《兎园》耳”。[19]所谓《兎园》，无非是儿童读的有图画的故事书。这类老师教学，自然笑话百出，甚至将“郁郁乎文哉”误念为“都都平丈我”。曹元宠《题村学堂图》讽刺道：此老方扪虱，众雏争附火。相当训诲间，都都平丈我。乡间学童习以为常，居然拒不接受纠正。当时人不禁感叹： 都都平丈我，学生满堂坐。 郁郁乎文哉，学生都不来。[20]不过应当承认，这类学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起到了普及文化的作用，并培育出不少人才。如王禹偁、王曾、苏轼、叶梦得、张孝祥、陈傅良等知名人士，儿童时代都上过乡校、村学。当时，“途巷小儿听说三国”，“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21]这恐怕也应视为民办小学、家庭教师普及文化的成果。

二、“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当然，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主要表现还在于文化从先进地区推广到落后地区、从通都大邑推广到穷乡僻壤，特别是从士阶层推广到农工商各阶层，极少数世家大族再也不能完全垄断文化，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就地域而论，宋代文化的发展无疑是不平衡的。照北宋人王得臣看来，福建和四川是当时两个文化发达的地区。他在《麈史》卷下《风俗》中说： 闽、蜀同风。……今读书应举，为浮屠氏，并多于他所。“福建出秀才”，在宋代号称“天下第一”。[46]如果说这只是民间的说法，那么《宋史·地理志》也说：福建“多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登科第者尤多”；四川“声教攸暨，文学之士，彬彬辈出。”当时，江东江西、浙东浙西文化发达的程度并不亚于福建、四川。如江西的南安军（治今江西大余）“儒术之富，与闽、蜀等”；[47]浙西的嘉兴府（治今浙江嘉兴）“诗书礼乐相辉相扶，里之秀民、家之良子弟无不风厉于学”。[48]于是，宋代又出现了这样的说法：今吴、越、闽、蜀，家能著书，人知挟册。[49]把江南、两浙与福建、四川一概视为文化发达地区。素称“贵文学、尚礼义之国”的齐鲁即北宋时期的京东，尽管一度“弘诵阙然”，可是宋仁宗以后，这里的人们“益知贵诗书之业”。[50]不仅江西，“虽荒服郡县，必有学”，[51]而且在当时最落后的夔州路和广南东、西路，文化也逐渐得到普及。如夔州（治今四川奉节），从前“此邦之人尚不识书”，到庆历年间，“人渐知读书”。[52]两广地区学校相继建立，朱熹《朱子文集》卷10《静江府学记》、《琼州学记》、《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等文即是其证。南宋谚语说：“天上天堂，地下苏杭”。[53]宋代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无疑当首推南宋行都临安。耐得翁《都城纪胜·三教外地》称： 都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弘诵之声，往往相闻。苏州的情况同样是：“师儒之说始于邦，达于乡，至于室，莫不有学”。[54]岂止城市郊区，即使穷乡僻壤，学习文化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有北宋人晁冲之《夜行》一诗为证： 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55]南宋人宋伯仁《嘲不识字》一诗则生动地描绘了一位好学的农村孩子： 难字逢人问，村中一小儿。 璋獐宁易辨，亥豕似堪疑。 卤莽原非莽，耕犁别字犁。 识丁何足道，煮字不充饥。[56]其实，他不值得嘲笑，应当受到鼓励。无怪乎朱熹说： 比年以来，乡人子弟，愿学者众。[57]对于宋代文化逐渐由先进地区普及到落后地区、由通都大邑普及到穷乡僻壤的盛况，《宋史》卷155《选举志一·科目上》作了简要的概括： 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南宋学问家陈傅良则对整个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作了虽然夸张，但却形象的描绘： 人人尊孔孟，家家诵诗书。 未省有宇宙，孰与今多儒！[58]

他所强调的“人人”、“家家”，其主要涵义显然不在于地域，而在于阶层。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最重要也最富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是文化不再被极少数士家大族所完全垄断，逐渐由士阶层普及到农工商各阶层。宋代“虽为市贾，亦重儒术”的事例不少。[59]北宋时，许骧、冯京等读书人，都是商人家庭出身。被称为“吴纱帽”的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帽匠吴翁“日与诸生接，观其济济，心慕焉。”他“教子任钧读书，钧少而警拔，于经学颖悟有得。”[60]南宋时，鄂州（治今湖北武昌）富商武邦宁“交易豪盛，为一郡之甲”，他叫其次子武康民“读书为士人”。[61]就连道学家陆九渊也是个商人之子，他“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62]而朱熹则允许其弟子经商，他说：“止经营衣食，亦无甚害。陆家亦作铺买卖。”[63]或许正是根据这些史实，清朝人沈垚指出：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较也。他认为，从宋代开始，“天下之士多出于商”。[64]这个“多”字连同前面那个“方”字，未免言过其实。但当时士、商之间的界限确实也不太分明，有的商人文化水平甚至很高。如北宋末年居然出现了这样的事：“吴道洁之学，出于富顺监卖香薛翁。”[65]道洁是吴溉的字号，他是个六经、百氏无所不通的著名学者，有“德君子”之称。吴溉向“以卖香自给”的富顺（四川今县）薛翁请教，薛翁“以所学授之”。据说，吴溉从此“所为益纯粹近古”。[66]宋人曾丰说：“居今之人，自农转而为士”，“所在有之”。[67]富弼讲得具体些： 负担之夫，微乎微者也，日求升合之粟，以活妻儿，尚日那一二钱，令厥子入学，谓之学课。亦欲奖励厥子读书识字，有所进益。[68]宋代农家子弟学习文化的事例，史不绝书。如北宋时，王禹偁“世为农家，九岁能文”；[69]蔡襄“年十八，以农家子弟举进士”；[70]进士方资“世业农”；[71]巢谷“眉山农家也，从士大夫读书”；[72]三河（河北今县）“村民颇知书，以耕桑为业”；文安（河北今县）戚彦广“粗读书，尤邃法律”，“务农植谷”。南宋时，真阳（即今广东英德）“曲江村人吴琪，略知书”；海州（治今江苏连云港）睢佑卿“父祖以农桑为业”，他“独亲于学，作文赋诗，为乡里称道”。[7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宋代某些生活很困苦的贫民，也勤学苦读。如宋真宗时登科、宋仁宗朝拜相的杜衍，少年时代过着流浪生活，“往来于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74]宋仁宗朝登科、宋神宗时拜相的陈升之“少年时，家苦贫”。[75]南宋初期历任地方官，所至有能声的傅自得父亲死后，“家贫甚，夜燃薪自照，与兄弟读书，或至达旦，遂博通六经、诸史、百家之言，下笔为文，辄数千言”。[76]宋孝宗时登科、宋宁宗朝拜相的谢深甫“家本寒微，父母赁舂以食”。[77]他“刻志为学，积数年不寐，夕则置瓶水加足于上，以警困怠”。[78]岂止贫民而已，某些社会地位极低下的贱民，也努力学习文化。屠宰在当时是被人看不起的下贱职业。元丰年间，黄州（治今湖北黄冈）有位屠户，其子“易业为儒”。[79]北宋后期，“为人佣作”的张绎“发愤从人受学”，“后颇能文”。[80]连驿卒之女也能写下优美的诗篇： 一枕凄凉眠不得，挑灯起作感秋诗。[81]陆游在赞叹之余，将她娶为妾。更有甚者，临安一团头之女“能诗”。所谓团头，不过是“乞丐之长”。如果这个团头“家富”，[82]那么腰无百钱，沿街乞讨的张雍，居然对《毛诗》颇有研究，并在宋太祖时中进士，宋真宗时出任开封知府。足见，宋代文化的普及面确实较广泛。

天下治，则人上行；天下乱，则人上文。[128]又如引导人们为考试而读无用书。在程颐看来，举子所读之书“都无用处”。[129]宋孝宗因此叹息： 近世书生，但务清谈。经纶实才，盖未之见。朕以是每有东晋之忧！[130]举子一旦中进士，又往往束书不观。李觏诗云： 多少儒衣只假涂，贵来谁肯更观书。[131]陈师道诗云： 一登吏部选，笔砚随扫除。[132]杨时气愤地说： 彼读书者，应举得官而止。[133]特别是某些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治国安邦，而是为了升官发财，学习目的很不端正。欧阳修《读书》一诗将他们的心态和盘托出： 念昔始从师，力学希仕宦。岂敢取声名，惟期脱贫贱。忘食日已晡，燃薪夜侵旦。谓言得志后，便可焚笔砚。少偿辛苦时，惟事寝与饭。[134]对此，当时人不乏辛辣的讽刺。如据苏轼《东坡志林》卷1《措大吃饭》条记述，有两个穷书生“相与言志”。一个说： 我平生不足，惟饭与睡耳。他日得志，尝饱吃饭了便睡，睡了又吃饭。另一个说： 我则异于是。当吃了又吃，何暇复睡！难怪当时人把这些“措大”叫做“米虫”。[135]更有甚者，尚未登科就妄想将来如何享乐，但即刻便闯祸。韦居安《梅间诗话》卷中引“东坡诗注”称： 有一贫士，家惟一瓮，夜则守之以寝。一夕，心自惟念，苟得富贵，当以钱若干营田宅，蓄声妓，而高车大盖，无不备置，遂踏破瓮，故今俗间指“妄想”者为“瓮算”。朱熹指责这类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作好人”，[136]并浩叹：凭地底人，一旦得高官厚禄，只是为害朝廷，何望其济事！[137]不过应当正视，经过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制度确实刺激着社会各阶层掀起了学习文化的热潮，达到了“群起而趋之”的程度。苏辙对此有所描述： 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以是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138]岂止“农工商贾之家”，就连“执劳苦之役”的张绎，起初开始学习文化，其动力也来自于科举。他“出闻邑官传呼声，心慕之”，询问旁人：“何以得此？”得到的回答是：“此读书所致尔。”张绎于是“发愤力学，遂以文名”。[139]科举以高官厚禄为诱饵，却激发起人们的学习热情。这或许也属于恩格斯所说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 [140]罢。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世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计，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子弟之流荡，至于为乞丐、盗窃，此最辱先之甚。在宋代，“虽将相大臣之子孙犹多白衣未仕者”，[166]一般已“无世禄可守”。尽管中高级文武官员的子弟享有恩荫入官的特权，但被视为无出身，以区别于有出身的进士，甚至在其散官阶上添上一“右”字，加以歧视。难怪当时人告诫其子弟： 王氏之琪、珪、瓘、玘器尽璠玙，韩家之综、绛、缜、维才皆经纬，非荫而得，由学而然云。[167]用这些具体事例，勉励子弟刻苦学习。程颢的母亲为了鼓励程颢考进士，在他使用的书籍上写下：“我惜勤读书儿”、“殿前及第程延寿（程颢幼时名）”。[168]可见其望子成龙，心情何等急切。为了确保后代学有所成，家长可谓千方百计。他们采取的办法，大致有下面三条：一是舍得投资。即使普通农家，也往往挑选有培养前途的子弟，“从师就学，兴起门户。其余勤谨农桑，爱惜钱谷”。[169]前面提到的富商许唐为了培育儿子，更是“罄家产”。[170]所谓“罄”，即尽，即不留其余。他简直是不惜血本。至于投资方向，不外是用于聘请名师和购买书籍。人们普遍认识到择师教子，“实非细事”，在行动上“隆礼厚币，延好师席”。[171]如许唐便将其儿子托付北宋初年大名鼎鼎的教育家戚同文。四明（即今浙江宁波）袁氏对于家庭教师，“未尝三日无馈遗”。史称，“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172]“藏书教子孙”，在宋代蔚然成风。当时，“贵家子弟，必藏好书”。[173]宰相韩琦“家藏图书万余卷，卷末皆题曰：“传贤子孙”。[174]太常少卿陈亚“蓄书数千卷”，视为“平生之所宝”，并“以诗以戒子孙”： 他年若不和花卖，便是吾家好子孙。[175]普州（治今四川安岳）士人杜孟藏书甚多，他对子孙说： 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因此，人们把普州杜氏称为“宝田杜氏”。[176]清河（河北今县）士人丁顗“尽其家赀以置书，至八千卷。”他说： 吾聚书多矣，必有好学者为吾子孙。果然，他的孙子丁度“力学有守”，[177]在宋真宗时登服勤词学科，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岂止富贵之家，即使普通农家，只要稍有条件，也尽量为子孙购置些必读书籍。如陈傅良“儿时从乡先生学”，看到“浙间人家，家有《春秋传》”。[178]二是亲自督促。据说，寇准“少时不修小节，颇爱飞鹰走狗”。他的母亲“性严，尝不胜怒，举秤锤投之，中足流血。”体罚虽不足取，但这一秤锤作用很大。寇准“由是折节从学”，不久即中进士，后来官至宰相。母亲死后，他“每扪其痕，辄哭”。[179]孔延之“其家食不足，而俸钱常以聚书”，“诸子皆自教以学，子多贤，天下以为盛”。[180]他的儿子文仲、武仲、平仲，不仅先后中进士，而且文名满天下，号称“清江三孔”。范纯仁在绍圣年间，远贬永州（治今湖南零陵），“课儿孙诵书，躬亲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终始如一”。[181]陆游不仅“夜永卧听儿读书”，而且亲自动手为寒窗攻读的儿子服务，有《寒夜》诗为证： 稚子忍寒守蠹简，老夫忘睡画炉灰。他发现儿子学业长进，不禁欣喜万分，挥笔写下《示儿》诗： 吾儿从旁论治乱，每使老子喜欲狂。 不欲饮酒竟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陆游有《短歌示诸稚》一首： 义理开诸孙，闵闵待其大。 贤愚未易知，尚冀得一个。[182]可见，他承担着辅导孙子学习的责任。

三是提倡苦读。如范仲淹就要求其家“儿男切须令苦学，勿使因循”。[183]某些富贵之家为了“有资于勤苦”，甚至立下一条家规：“子弟未冠者，学业未成，不听食肉”。[184]由于从小受到培养，长大学习成为习惯。如钱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他“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未尝顷刻释卷”。[185]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更过着节衣缩食、勤学苦读的清苦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他们往往边读书边教学。如宋太祖、宋太宗朝宰相沈伦青年时代，一面“习‘三礼’”，一面“讲学自给”。[186]临江（即今江西清江）人王省元“居于村墅。未第时，家贫苦，入城就馆，月得束脩二千。”福建士人王克己“居华亭，以教学为生。”南城（江西今县）童蒙“未第时，居城北郭外曰塔步，贫甚，聚小儿学以自给”。[187]而宋高宗朝状元王十朋在入太学前，除“日诵数千言”外，还“聚徒梅溪，受业者百数”。[188]他们边读边教，既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又对文化的普及做出了贡献。赘语宋代文化的相对普及是个并不算小的题目，绝非这篇文章所能完全道明。行文至此，虽言犹未尽意，但篇幅已不短，理当打住。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有下面三点需要说明。首先，笔者无意夸大宋代文化的普及程度。据统计，崇宁三年（1104），整个宋朝辖区的总人口约1亿，学生总人数才21万多，[189]仅占总人口的约0.2%，入学率依旧低得可怜。宋代的识字率虽然无法统计，但大多数农民肯定不识字。当时人有诗云： 行行蛇蚓字相续，野农不识何由读。[190]即是其例证。更有甚者，就连前面一再提到的富商许唐也因自幼失学而“不识字”。[191]因此，我们讲到宋代文化的普及，总是用“相对”二字加以限制，尽管显得别扭，但似乎要确切些。其次，本文并未将宋代文化相对普及所应包含的内容囊括无余。当时，文化不再被极少数世家大族所完全垄断，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提高。各种文化形态在这一新形势下不能不相应变化，以适应社会各阶层的需要。加之宋代的商品经济比唐代后期更活跃，人们的生活节奏随之加快。蔡襄说： 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192]司马光也说：无问市井、田野之人，由中及外，自朝及暮，惟钱所求。[193]人们这样繁忙，难怪当时人大多主张，做事情应简便。如南宋人郭雍认为： 处事当以简易，何则？简以制繁，易以制难，便不费力。罗大经称赞“此论，可谓洞见天地万物之理。”他本人同样认为： 大凡举事轻捷则易成，繁重则难济。[194]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各种文化形态似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通俗化的趋势。诸如学术方面的从汉学到宋学，文学方面的从“雅”到“俗”，[195]书法方面的从碑书为主到帖书为主，绘画方面的从政治画、宗教画为主到山水画、花鸟画为主[196]等等。就文学方面来说，众所周知，不仅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在宋代方兴未艾，而且平易、流畅的风格已经成为宋代文人文学的主流。[197]北宋初年的士子说： 《文选》烂，秀才半。南宋的学者则说：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198]苏轼同他的前辈欧阳修这两位大文学家，堪称宋代文人文学的代表。按照朱熹的认识： 欧、苏文好处，只是平易说理。[199]这位朱老夫子居然一再强调平易，诸如“圣人之言坦易明白”、“诗须是平易不费力” [200]之类，简直不胜其举。岂止强调而已，他“每病近世解经者推测太多、议论太多”，自己“作《易传》、《诗传》，其辞极简”。[201]陆九渊比朱熹又进了一步，他不仅把不识字的农民作为讲学的对象，而且“说得来痛快，至有流涕者”。[202]就连朱熹也称赞： 陆氏会说，其精神亦能感发人。[203]看来，从汉学到宋学固然是思辨性加深的过程，同时似乎又是学术通俗化的过程。宋代各种文化形态的通俗化趋势，显然应当属于宋代文化相对普及的题中应有之义。无奈受笔者知识结构所局限，本文对此只能缺略。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认为文化的相对普及是宋代文化最为明显的特征，但绝不是唯一特征。所谓最为明显，或许只不过是浮在表面、浅层次的同义语。除此而外，值得探讨的问题还不少。如宋代学派林立，学者各是其是，互不相让。宋代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宋代学者敢于怀疑，不仅疑传，而且疑经。“思想的相对解放”[204]能否视为宋代文化的又一个特征？理学虽然最终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但它的兴起适应时代需要、体现时代精神，绝非偶然现象。宋代理学的勃兴本身从某种意义上可否看作是一次思想解放？尽人皆知，唐朝对外来文化具有惊人的吸收力而于史有名，由于当时正处于消化外来文化的过程之中，因此唐朝人难免带有某些所谓“异国情调”。而宋代文化则是在消化过程基本告一段落以后，建立起来的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照刘子健先生看来，“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模式”。[205]今天我们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审美观点以至表达感情的方式都具有自己的独特个性，明显地不同于外国人。究竟有哪些不同？尤其是又为什么会如此？要具体地予以回答，似乎应当从研究宋代文化入手。鉴于这些问题层次较深，笔者自知学力有限，实在不敢问津。(载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国际宋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注　释[1][90]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载《东方学》第13辑，东京1957年3月出版。[2][50][54][132][134][192]吕祖谦编：《皇朝文鉴》卷135《欧阳文忠谥议（李清臣）》；卷79《王沂公祠堂记（刘敞）》；卷79《吴郡州学六经阁记（张伯玉）》；卷19《咸平读书堂（陈师道）》；卷15《读书（欧阳修）》；卷108《福州五戒（蔡襄）》。《四部丛刊》本。[3]吕邦耀编：《续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8景定元年四月己酉"吴潜提举洞霄宫"。中华书局1986年校补本。[4]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5]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为陈植锷博士论文《北宋文化史述论稿》所作序引），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6][196]钱穆：《理学与艺术》，见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7辑，台北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4年印行。[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9章《宗教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影印本。[8]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34《诗歌赋咏·杨文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9]据王应麟：《玉海》卷116《选举·科举三·淳化童子科》。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年影印本。而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3《取士·童子举》则认为："童子举者，自真庙以来有之。"中华书局2000年点校本。孰是？待考。[10]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5《蔡伯俙以神童授官》。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点校本。[11][31][33][35][38][43][44][69][78][91][111][130][139][159][186][188]脱脱等：《宋史》卷109《选举志二·科目下》；卷266《苏易简传》；卷291《宋绶传》；卷252《侯章传》；卷365《岳飞传》；卷1《太祖本纪一》；卷157《选举志三·武举武学》；卷293《王禹偁传》；卷394《谢深甫传》；卷338《苏轼传》；卷201《刑法志三》；卷386《刘珙传》；卷428《张绎传》；卷340《刘挚传》；卷264《沈伦传》；卷387《王十朋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12][143][156]袁采：《袁氏世范》卷1《睦亲·教子当在幼》；卷1《睦亲·子弟不可废学》；卷1《睦亲·家业兴替系子弟》。《知不足斋丛书》本。[13][17]《欧阳永叔集·居士外集》卷8《州名急就章并序》。《国学基本丛书》本。[14][103][114]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崇儒2之22；职官28之4；选举14之15。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15][56]宋伯仁：《西塍集·村学究》；《西塍集·嘲不识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6]赵汝鐩：《野谷诗稿》卷3《憩农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8][27][60][61][75][146][147][151][173]洪迈：《夷坚志》补卷14《村先生李晟》；丙志卷14《王八郎》；补卷2《吴任钧》；支庚卷5《武女异疾》；丁志卷5《威怀庙神》；支庚卷2《蓬瀛真人》；补卷7《赵富翁》；甲志卷11《潘君龙异》；支丁卷5《义乌孙道》。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19][77]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点校本。[20][82]《西湖游览志余》卷25；卷23。[21]苏轼：《东坡志林》卷1《怀古》。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22]参看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第7章《元明的妇女生活》。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23][42]赵翼：《陔馀丛考》卷41《苏东坡秦少游才遇》；卷40《武将能诗》。《国学基本丛书》本。[24][29][110][168]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2《伊川先生文八·上谷郡君家传》。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25][129]《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11《孝女程氏墓志》；《二程集·河南程氏外书》卷12《传闻杂记》。[26]郑方坤：《全闽诗话》卷5《宋元·陈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28][158][194][201]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5《女戒》；甲编卷5《读书》；甲编卷3《简易》、乙编卷5《举事轻捷》；甲编卷1《解经不为烦辞》。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30][39][144]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6；卷8；卷7。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32][34][40]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99《仁寿县君杨氏墓志铭并序》；卷100《李君夫人盛氏墓志铭》；卷84《冯鲁公神道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点校本。[36]《旧五代史》卷107《史弘肇传》、《杨邠传》。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37][150][175]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卷3《奇节》；卷9《杂录》。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41]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45][99]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选举考七·武举》；卷12《职役考一·历代乡党版籍职役》。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十通”本。[46]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学海类编》本。[47][51]苏轼：《东坡七集·东坡后集》卷15《南安军学记》。《四部备要》本。[48][84]徐硕：《至元嘉禾志》卷25《碑碣·魁星堂记》；卷23《碑碣·重修学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49]叶适：《水心别集》卷9《汉阳军新修学记》。《四部丛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