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通俗演义》(原题《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罗贯中所写的一部历史小说，也是我国小说史上的著名作品之一。它在今天不仅可供一般读者的阅读，而且是研究我国小说史的一种重要资料。自清初以来，由于毛纶、毛宗岗父子修改过的《三国演义》广泛流传，罗氏原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反而较少受到注意，有少数研究工作者甚至把毛本《三国演义》作为研究罗贯中及其创作的依据，或把《三国演义》中表现毛氏父子观点的部分作为元末明初的社会现象来加以研究。所以，重印《三国志通俗演义》，使更多的读者能够得到这部书，显然是一项有益的工作。


　一　　自东汉末年至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统一于晋，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各统治集团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为了总结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作为后人的借鉴，当时就出现了不少有关的历史著作。晋人陈寿所编的《三国志》则是一部系统地记述三国史事的专著。南朝宋裴松之为它作注，又征引了汉末和三国以来的许多史籍，保存了大量史料。这些史书，为后来民间文艺中的三国故事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三国故事很早就在民间流传。从唐代李商隐《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的诗句来看，可能当时已有演述三国故事者，但因文献不足，详情无从考知。到了宋代，随着“说话”艺术的盛行，三国故事流传更广，并出现了专说“三分”(即三国)的著名艺人。元代至治年间新安虞氏所刊《全相三国志平话》可能就是“说话”人的底本。金、元时代，三国故事还被大量搬上舞台，据《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等书记载，剧目多达四十余种。总之，由于在民间的长期流传过程中得到不断加工和再创造，三国故事就更趋丰富，某些人物形象己塑造得相当丰满(例如，关汉卿杂剧《关大王单刀会》中的关羽，就是塑造得很出色的艺术形象)。罗贯中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

　二
　　除了思想内容以外，《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性上出有其特点和成就。
　　在这方面最值得重视的，是它对人物形象的塑造。象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黄忠、周瑜、司马懿、吕布等等，都是长时期来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作者之所以获得这样的成功，当然有种种原因。这里只想就下列两点稍加说明。
　　其一，作者写人物虽参照史实，但又不为史实所限制，而是根据人物的基本精神面貌和生活的逻辑，对史书中的材料加以增删，使其性格更加丰富、完整、鲜明、生动。凡是作品中成功的艺术形象在塑造时都贯彻了这一原则。例如，作品写曹操谋刺董卓未成，亡命东行，于途中误杀吕伯奢一家，后又故意把吕伯奢杀死，就非常能表现他的性格特征。如果袭用旧的评语，把曹操称为“奸雄”，那么，其性格中“雄”的一面和“奸”的一面，在这整个过程里部被描绘得维妙维肖，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核以史籍所载，刺董卓的事纯属虚构，杀吕伯奢一节也与事实不尽相符(据《三国志注》引《世语》、《杂记》，他杀吕伯奢是出于误会)，这都说明作者并不为史料所限制。然而，曹操确实反对董卓，所以作品所虚构的谋刺童卓的情节与他的基本政治态度又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这故事中所体现的他的志节慷慨、胆略出众，跟历史上的曹操的雄才大略更是密合无间。同时，历史上的曹操也确有残忍、自私的一面。倘若他在发现自己误杀了吕伯奢一家以后，又与伯奢迎面相逢，按照他的后一种性格特点，他当然不会留下吕伯奢而给自己造成巨大威胁，甚至带来杀身之祸。因此作品的这种艺术处理也是符合他的性格特征和生活逻辑的。正是通过诸如此类的艺术加工，曹操的性格特征才表现得如此清晰和深刻。
　　其二，作者写人物时，能够注意到形象的真实性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当然，作者对人物有自己的爱憎和评价，但并不采用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来描写人物以表示其爱憎、褒贬；在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主要方面的前提下，也刻划出次要的、甚至与之相反的东西。因此，人物的性格往往是矛盾的统一，人物并不是作者按照某种主观观念演绎出来的傀儡。
　　在作品中，曹操曾遭受到作者的不少批判，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加以丑化，而是按照历史的真实，也着力写了他的雄才大略和其他的长处，甚至还虚构了

诸如谋刺董卓一类的情节来突出他的志节和胆略；而这些又跟他的残忍、狠毒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相反相成。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既不是“好恶”这一概念的图解，也不是“好恶”与“雄才大略”这两个概念的混合物的图解，而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　　至于作品中最受赞扬的人物恐怕要数关羽了。正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说：“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但是，书中也根据历史的真实，有意识地描写并渲染了关羽的骄横与刚愎自用。例如，据《三国志•关羽传》，马超投刘备后，“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羽护前”，回信说马超不及关羽。但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却写成关羽于马超投降后，派关平来对刘备说：“父亲知马超武艺过人，要入川来与孟起(马超字)比试高低”，搞得刘备十分紧张；孔明作书发付关乎星夜回到荆州，信中说马超不及关羽，关羽“遂无入蜀之意”。(《刘玄德平定益州》)这就不仅更突出了他的“护前”，而且显示出了他的目空一切和不识大体。作者并不因为关羽是他所要赞美的人物，就不顾生活真实地使之成为毫无缺点的完人，反而以虚构的情节把这一缺点表现得更加鲜明，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因为骄傲和不识大体本来就是历史上关羽的一个致命的缺点，他后来的失荆州和被杀，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个缺点恶性发展的结果；掩盖了这一点，关羽的性格发展和结局就会显得虚假、不可信。而正由于作者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并不采取简单化、绝对化的手法，我们所看到的关羽，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义勇”而又颇有点骄横与刚愎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并非“义勇”这一概念的演绎。　　作者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有一些具体的艺术手法也是值得注意的。例如，善于运用夸张、烘托和对比，常以反复渲染来深化人物性格，写人物多以粗笔勾勒等等，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构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艺术成就的其他几个方面，是：结构宏伟，组织严密；故事情节错综多变，引人入胜；描绘各种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淋漓尽致、波澜壮阔；长于摹写战争。特别是最后一点，其成就与我国其他古代文学作品相比是较为突出的。诸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等大规模的战争，作者都能把双方力量的对比、彼此的方略、战前的准备、战争的进程及其变化、胜负的决定及其原因、有关人物在战争中的精神面貌及其作用，叙述得极其生动、具体而又极为精炼，同时把战争的巨大声势、紧张气氛表现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至于许多规模较小的战争，如濮阳之战、宛城之战等等，也都各具特色，从无雷同之感。这确是难能可贵的。

三　　对于小说史研究工作来说，这部书还有一些值得重视之处。　　首先，它可能有助于确定罗贯中的时代及其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间。　　罗贯中到底是什么时代人，明朝人本就众说纷纭，有说南宋的，有说元的，也有说明的。一般认为《续录鬼簿》之说铰为可信：“罗贯中，……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后又六十年，竞不知其所终。”但即使依据此条，也只能知道他于元末至正二十四年(一三**)还活着，至于他在那一年是几岁，仍然无从知道。一般说来，一个人能括到八九十岁就很不容易了，《续录鬼簿》的作者在至正甲辰后至少又活了六十年，则他在甲辰年最多三十左右；同时，一个人到能够成为比自己年岁大得多的人的“忘年交”，一般总要在成年之时，也即二十左右，而从“甲辰复会”语来看，两人在这之前已经是朋友，并且已经分别过一段时期，则甲辰年《续录鬼簿》作者至少要二十几岁了。换言之，他在该年应是二十以上、三十以下，他跟罗贯中既是“忘年交”，至少应相差十几岁，多则可相差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年龄相差越大，越说明两人相交之“忘年”。因此罗贯中在一三**年少则四十左右，多亦可至六七十岁。一般假定其生卒为一三三〇——一四〇〇年，实是一个跟他的实际生卒年也许会相差几十年的假定。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到底写于元末还是写于明初，更是一个尚未弄清楚的问题。一般文学史著作都把它作为“明代文学”来叙述，其实也只是一个尚无证据的假定。　　但是，此书中的“今地名”，也许会对上述问题提供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