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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孩子小，坐不住，父子俩白天不乞讨，晚上才去。白天，他们常常待在西城广场附近的书店，老王教彬彬认点字。明年彬彬就到入学年龄了，但老王还没有能力送他去上学。现在，七岁的彬彬还不懂事、不识字、没有朋友，只会简单数数。他的童年记忆只有跟着父亲在城市街头“游荡”。
释疑
老王到底有没有劳动能力？从外形上看，他的确非常老迈，有医院诊断的颈椎病、腰椎病和高血压，还有尿血。下肢微微有点瘸，走路不利索，干农活更是勉强。老王也想打工，但有什么企业会招收像他这样低学历、体力差的中年人呢？如果有企业能够给老王提供一个看大门的工作，这对于他来说会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如果待在老家，他们的生活会是怎样？老王只有两亩旱地，种一亩粮食只能得几百块钱，如果遇上坏年头，还有可能亏本。
他们到底有没有拿到补助？新闻报道中说老王的母亲王邓氏是有的，但是老母亲已经过世多年。据老王说，现在他们是没有低保的，他们唯一能够拿到的钱是每年60块的独生子女鼓励。（关于这一点，还有待和当地政府核实。）
在杭州乞讨收入究竟怎样？我经过两个月的观察，发现他们最多一晚讨了将近一百元，少的时候才二、三十元，这都不够老王的医药费。在7月6日那天晚上，我和老王聊天到9点，那时候他只讨到35块。在杭州市区的消费水平下，再怎么省钱，两个人过日子也得花不少钱，况且还有一个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老王的药费并不便宜，37块钱的药只能吃两天半，很多时候他都是不舍得吃的。
直到现在，还是无法判断老王究竟是游手好闲，还是走投无路，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终点，不管是真的生活贫困，失去保障，还是懒的劳动，甘于乞讨，如果有能力，没有一个父亲会舍得让自己的儿子“以天为盖，以地为庐”。我们该反思的是，谁剥夺了他们的谋生能力，是谁让农民种地挣不了钱，是谁让弱势群体失去了最后的温暖？
躲藏在表象下的核心问题依然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大环境逼得人选择这样的方式生活。
或许这些大问题真的不是我们所能解决的，但是我们现在最需要伸手援助的，是可怜的孩子彬彬，他何其无辜，降生在一个无法给他温暖的家庭，之前的七年已经让他错过了学龄前儿童应该有的家庭教育，再拖下去，这个孩子更将错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如果他连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日后难免会重蹈父辈的覆辙。
反思
不可否认，现在街头流浪乞讨人员中，有为数不少的职业乞讨者，他们以敛财为目的，不愿意接受救助站的援助和劝导。乞讨已然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按照国家出台法规的新规定，民政等部门对这些人不仅不能遣送，强送也不行，最多只能叫“护送”，而且“护送”还要“做他们的工作”。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研究人员分析称，因为乞讨存在可观的利润空间，所以一些人把它当作了职业。而解决这个问题的确存在难度，只能把他们送回家。即使全国社保体系建立完善起来了，职业乞讨可能也不会绝迹，毕竟地区之间发展还不平衡。
但是这个问题很严重，这群职业乞讨者利用人们同情心妄图不劳而获，潜移默化地伤害着人们的同情心。长期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会使人心更加冷漠，对社会诚信造成伤害，会让社会却来越缺乏或淡化同情、怜悯，人与人之间缺少信任，影响可能是深远的。
【拍摄手记】
街头乞讨者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群体，如何处理这类人群一直是城市管理者亟待解决的问题。近期深圳拟出台方案，将控制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的数量，纳入城管考核指标，被网友们解读成深圳将全面禁止乞讨，再一次将这一话题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我拍摄这个专题，一方面是给大家展示一个乞丐父亲对于儿子的爱，另一方面是想给大家呈现一个城市边缘底层人物的生存现状。围观群众给老王父子扣上的所谓“职业乞讨者”的称呼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值得我们考量！
在发展经济、构建繁荣城市的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城市角落里的这一类人群。如何安置好这类人群，如何加强社会保障，如何从源头上遏制乞讨者以及职业乞讨者，是政府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最后我想说的是，孩子真的很可怜，不管老王如何，孩子是最大的牺牲品，彬彬必须受到关爱。他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首先需要善良的人伸手拉他一把。
2012年09月02日 02点0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