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伟
“婆罗门”式的世界观 领土问题和涉藏问题并非是中印两国利益的核心，但却是中印关系发展的瓶颈。从历史上看，可以认定，造成这样一种局面，责任完全在于印度—— 印度人在对外战略的制定上，一方面继承了英国式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还存在有大量的民族主义成分。其在涉藏问题上的判断，就存在着典型的英式思维——在两个存在潜在竞争关系的大国之间设立一个缓冲地带，即谋求西&独立。 而在观察中印领土争端问题时，则非常有必要考虑其民族主义的性质和历史背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民族主义出现了两股不同的思潮，一股是世俗主义的，另一股是宗教性的，具体来说是印度教的。两者原本对立，但是在某些方面却又存在着统一性，譬如在领土问题上。 就世俗主义来说，从历史上看，印度并不存在任何有形的、政治、社会或宗教上的统一，事实上，印度的现代国家概念的形成，是在英国人的殖民统治下完成 的。而自1947年独立以来，印度的精英阶层始终在强调印度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着一个由文化、共同经历、风俗和地理所明确界定的国家”——也就是说印度的 边境是早已存在的——以此作为支持其对政治权力的要求的论据，之后这一说法进而演化成了民族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反过来变成了左右印度政府决策的一个很大的 干扰因素。 而宗教性民族主义的影响在于，印度人的等级社会观念也同样影响了他们对于外界世界的认识：在一个以财富和权势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阶梯结构中，印度理 应居于世界等级结构的最高层。以这种“婆罗门”式的世界观出发来评估世界，使得印度人总是带着一种优越感，认为他们的国家理所应当在亚洲乃至世界居于“中 心地位”。

可现实是，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于上世纪中叶开始存在时，都面临着同一项任务——把“边疆”转化为“边界”。这是前现代国家转化为现代国家的基本步骤，前现代国家可以存在于边疆之内，边疆不是线而是国家之间的过渡区域，而现代国家需要的是边界。 自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至今，中国在解决边界问题上的政策是一贯的，即：首先，声明某些区域尚未划定，需要鉴别；之后以协定的形式维持现状；在未 来时机成熟之后进行谈判。迄今为止，中国与周边国家——譬如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俄罗斯等国——在解决划界问题上，都是在沿袭了这一模 式。 而在那种没有理智可言的民族主义的左右下，印度政府主张：她没有必要向其它国家那样需要同邻国进行谈判，就其共同边界的走向达成协议。在印度精英层 看来，他们已经拥有了同中国的固定边界，所以谈判是多余的，惟一需要做的是，通过其自身的档案研究，参照历史和神话，并考虑安全利益，来“发现”印度与中 国的边界的“确切”走向。一旦确定了适当的走向，便可将它予以公布并画在地图上。这种“我认为是，所以是”的思维方式，不仅是体现在对待中印边界问题上， 在印巴克什米尔问题、与孟加拉以及缅甸的领土划界问题上，印方所持的，都是与之类似的观点，而这对印度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均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于非洲 国家的交往中，印度人曾让非洲各国像自己一样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来争取独立，这一主张同样让印度在非洲碰了一鼻子灰——这是题外话。 回到正题，印度政府这种单方面的做法在国际法上显然是无效的，这种思维方式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迄今为止中印就领土问题的结就在于此处——并非是 具体界线应该如何去划，而是在“领土问题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上存在争议。6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就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的是“中印边界从未正式 划定”，渊源就在这里。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印关系曾有过一段蜜月期，也就是所谓的“巴伊、巴伊”的时代。 从印方的角度来说，以国土、人口、经济条件而论，印度在前英属殖民地中都处于领头羊的位置，而这又进一步把印度推到了第三世界国家“盟主”的位置， 当然，按照当时的概念，准确的说是不结盟运动组织的首脑国家。不结盟组织在当时成为了独立于苏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股力量，这使得印度人在头脑里形成了一 个印象：印度已经是世界第三了。出于进一步壮大不结盟运动组织，扩张自身影响力的考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度对中国采取了相对比较友好的态度，1955 年尼赫鲁邀请周恩来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需要注意的，这种友好仅仅是“相对”，事实上在这一期间印度从未停止过对争议区领土的蚕 食，至少在1954年至1959年间，我方边防部队与印方情报部门控制的巡逻队曾有过数次小规模交火，规模最大的一次爆发于1959年10月，印方巡逻队 被我方击毙9人，其余悉数被俘（这次事件的一个影响是，1959年之后，作为权力斗争的结果，这一地区的巡逻任务被印度军方接管）。 从心态上而论，当时印度人对中国始终抱以一种“俯视”的态度，即认为中国仅仅是不结盟组织中的一员，是被领导者。这一方面是源于印度人不切实际的优 越感，另一方面，也是源自1840年以来，中

而自古以来，中国却是一个异类，在秦之前，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诸侯国为单元的，由贵族治理百姓，天子则依靠贵族维系统治，从而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 制度，这点和历史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而始皇帝统一华夏之后，中国便进入了大一统时代，这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个异数，这主要体现在以郡县制 代替分封制——由皇帝直接治理全天下的百姓，这样的国家不再只是“一麻袋土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皇帝与贵族之间从此就有了结构性矛盾，总的说来历 代皇权基本都是倾向于扶持平民以遏制贵族的，所以早在魏晋时期，贵族制度就难以为继了，宋明时期基本消失殆尽，士族则自秦汉始，开始逐步兴起——这一身份 是无法世袭的。在满清时期这一进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倒退，因为清朝的八旗制度本质上也是贵族制度，但这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不大的翻复而已。 之所以要提及这些，想说明的是，对于一个大国（而不是西欧的那些小国）而言，大一统和过于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是彼此相斥的两件东西。
再来说印度。古代印度在政治上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这里同时存在着多种类型的邦国——从土邦王国到部落共和国，应有尽有，就如同一个人类社会发展 的博物馆一样。在历史上，在这片土地上从未出现过大一统的国家，即使是在阿育王和孔雀王朝的旃陀罗笈多国王时代也莫不如此。现代意义上的，统一的印度是伴 随英国殖民统治一起“从天而降”的，并不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带来了统一的疆界、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制、统一的外交与国防政策、统一 的法度。但是，也仅限于此：截止到1914年，英国政府在印度仅派驻了9000名行政官员和69000名士兵，而他们所统治的是三亿印度人！对此的解决方 式则是，在殖民统治机器统治机器之下，英国人进入印度前就存在的600多个土邦被几乎不受干扰的全部保留了下来。本质上说，这种体制与前面提到的“天子 ——诸侯——百姓”的结构是一样的。 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终断了其原有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并没有带印度人走上自主型的资本主义近代发展进程。在生产分配领域，旧有封建阶级被几乎完整 的保留了下来，而在封建领主之上，有增加了新的一层国民财富的截流者——殖民统治者，“柴明达尔”制度便是由此产生的【“柴明达尔”制度：政府通过中间 人，即“柴明达尔”向农民征收田赋的一种土地制度。政府为了使柴明达尔交足田赋，允许他们在领地内享有行政、司法和军事权力。他们为国家征税，国家付给一 定的报酬。这种与土地有关的权利可以继承、转让和出卖】。同时，原本应该存在于封建时代的种姓制度，也被顺理成章的带到了现代社会并一直存在到了现在。 二战以后，随着国力的衰败，英国人无力继续维持各地的殖民统治，甘地为首的印度精英层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这个时候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 颗稻草。最终，印度在1947年获得了独立，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现有的这个统一的“印度”，并不是印度文明自身发展的产物，从前面的“三级结构”可以看 到，原先维系国家统一的是殖民统治者，如今这一层不存在了，而印度自身的社会结构还处于殖民统治之前的状态。 英国人曾估计，在印度独立之后，将会至少分裂成8－9个国家。在这片土地上据说有1600多种语言；而“印度教”，最初则是殖民当局为了叙述方便而 创造出的一个词汇，这其中严格的说包含上百个不同的“教派”；而在经济方面，封建制的农业经济使得各个土邦之间并不存在基于彼此需求的特别紧密的联系…… 当然，印度的精英层最终还是找到了维系统一的方案，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样子：保留了垄断集团，政府权力有限，英式的议会制决 策机制，而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划分方面，国家被以语言为基础划分成16个邦（印度卢比给人影响最深的，恐怕就是上面包括英文在内密密麻麻的印着17种文 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