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枪最早出现在中国，这一点是勿庸自疑的。中国的早期火枪，在10世纪的宋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后经元、明两代发展，至明末本应有所大成，怎奈…………在中国广泛使用火铳后，阿拉伯人在14世纪初，制成了木质管形射击火器“马达发”。而欧洲14世纪中叶，意大利制成金属管形射击武器“火门枪”，以后又发明了火绳枪。要说明的是，欧洲的火枪是自己独立发展起来的，在17世纪的时候，反而对中国的火枪技术有所影响。 　　宋朝出现的“突火枪”杀伤力不大，射程仅仅5—10m，在当时多说是吓唬人用。但元朝建立后，重视发展新型火器，至元十六年(1279)，集中各地工匠于大都(今北京市)，研制新式兵器，重新调整火药的配方，使同样体积的火药，效能提高了约三倍。元朝至顺三年(1332)，铸造了铸有铭文最早的铜火铳，长1尺1寸，重28斤。同时还制造出了早期的手铳，但威力小、射程低，基本上没有使用价值，给军官们作为玩物到更合适一些。 　　元末战争时期，火炮在战争中被大量的使用，据《明史》记载，元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张士诚被明军围困在平江城(今江苏苏州)，大将徐达“领四十八卫将士围城，每一卫置襄阳炮架五座，七梢炮架五十余座，大小将军筒五十余座，四十八营寨列于城之周遭，张士诚欲遁不得飞渡，铣炮之声昼夜不绝……”。由此看来，当时的战斗景象是何等的壮观，火铳和火炮的数量亦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量。金属火器的出现，开创了古代武器的先河，它以使用寿命长，发射威力大，运用范围广等多种优点，成为以后历代的重要兵器，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应用。 　　到了明朝，由于封建社会经济的高度发达，兵器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主要冷兵器有长柄刀、枪、短柄长刀、腰刀及各种杂式兵器如镋钯、马叉、狼筅等等。除了继承传统的兵器品种外，火器的发展到明朝达到鼎盛时期，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更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此外诞生了数位知名的火器(包括理论)专家如赵世祯、毕懋康、胡宗宪、茅元仪、孙元化和明末清初的天才武器发明家戴梓；十分重视火器运用的军事将领如戚继光、孙承宗、袁崇焕等。 　　明军真正意义上的火器发展是从抗击倭寇时开始的。因此必需先了解一下日本“鉄炮”的来历，以及欧洲的火器发展经过。 　　15世纪初期，西欧的工匠们将原先的“火门枪”的木制握柄被重新设计过，射击时能够倚靠在士兵的肩膀上，而不再是架在支架或者地上，自此步枪的定义被正式确定为：单兵肩射的长管枪械。15世纪中期，又创制了新式火枪——火绳枪，用火绳点火，并在火枪上加装了能够控制点火的机械装置——扳机，使火枪射速更快，射程更远。这种新式的扳机击发式火绳枪的口径一般为15～20毫米，管径比一般为40到45，而最大射程一般为60～80米(杀人距离)，它在1543年传入了日本。 　　日本制成火绳枪经历了三个阶段：元至元十一年(倭文永十一年、公元1274)到至元十七年(1281)蒙(元)、倭战争时期，倭军从作战中见到了蒙古(元)军使用的铁火炮，从此得知世界上已经有了一种新式兵器—火器，这是倭国初知火器的阶段；尔后在天朝大明成化二年(1466年)，(中国的)琉球人到倭国时传入了明铜火铳(原始手铳)；大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南夷”(葡萄牙)商船被台风带到了萨摩以南的种子岛，葡萄牙商人带有欧洲火绳枪，大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工匠八板清定仿制出了倭国最早的火枪——种子岛铳，这就是给倭国历史带来巨大变化的“鉄炮传来”——火枪在倭语中写作“鉄炮”。 　　大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倭国江州的国友锻冶，组织了高明的工匠，仿制成适合倭兵使用的火绳枪，并且制成了闭锁螺栓，较好地解决了枪尾的闭气问题，提高了火绳枪的威力，较葡萄牙人制造的火绳枪更为先进。这种“鉄炮”的口径与欧洲火绳枪相同，但射程提高到100米，射速每分钟5发。不久国友锻冶进行批量生产，售出数百支成品，有些海盗及走私商人等乘机购买，持为劫掠凶器，我国闽浙沿海多受其害。当时正值戚继光抗倭，戚继光对火绳枪的威力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杀敌最有效的兵器，并对火器的战术使用作了很深的研究，发展出车营、三才阵等适合发扬火器威力的部队编制和战法。 

明朝火器点滴 (转载) 　　以下是《中国古代军制史》（军事科学出版社）中的记载： 　　“明朝火器的制造，也是两个系统。第一，设置于两京的军器局、兵仗局，是明朝火器的主要制造机构。朝廷为防止神铳、神炮的制作技术漏于外，便将为器的制造权主要控制在设置于北京的两个专门机构。弘治以前定例，军器局须三年成造一次的火器有：碗口铜铳3000个，手把铜墙铁壁铳3000个把，铳箭头9万个，信炮3000个，内府兵仗司须制造的火器有各种型 号的枪、炮、铳、箭、车，诸如大将军、二将军、神枪、神铳、手把铜铳、手把铁铳、碗口铳、神机箭，等等。弘治以后，尤其是嘉靖年间，军器局和兵仗局都承造了更多新式的或经过改造的大小火器。第二，地方卫所或边关重镇经朝迁特许，可以制造某种规格的火器。如正德以前，四川、湖广、广西、青州左卫、徐州及凉州等地卫所，可自行制造铜将军神铳等火器。此外，如辽东的千里铳、山西偏头三关的毒火飞炮和连珠佛郎机炮，均是在嘉靖年间经批准后制造的。” 　　由些可见，在明朝时，我国不仅较大规模的应用了火器（当然，冷兵器仍占有统制地位），而且还建立了完备的火器生产体系，有主管部门、有生产规划、有专门制度、有研制发展。根据产量推断：明朝无论是制造还是装备火器都是有相当大的规模的。而且同书记载，明朝还根据火器广泛使用这一特点，在战术方面作了相应的改进，并重新启用战车这种装备。 　　这里着重要提的是连珠佛郎机炮，《中国军事史略》中册（军事科学山版社）记载如下： 　　“佛郎机铳采用线铳和子铳的结构，一门火铳配备5—9门子铳，预先装填弹药，可轮流发射，而且统身铸有准星、照门，可瞄准射击，比之明朝原有的火铳，具有装填便利、射速较快、射程较远和命中率较高优点。嘉靖二年（1523年）军器局进行大规模仿造，有大中小5种式样，大型的用于装备舰船和防守城堡营垒，中型的用于随军作战，小型的用于单兵武器。据万历《大明会典》的已载，从嘉靖二年到四十三年，共造各种佛郎机铳5800余门。但现存实物中，有一门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造的小佛郎机铳，编号为7861号，说明《大明会典》记载的数字是不完全的。在信造佛郎机铳的同时，其他金属管形射击火器，也仿照佛郎机铳装上准星、照门，以提高射击精度。” 　　佛郎机是明朝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称呼。这说明在明朝，我国对火器新技术的学习、改进、推广是非常重视和卓有成效的。也说明我国在火器研制方面至少是与世界同步的。同书记载，明太祖曾多次下诏强调火器的重要性，也说有我国在冷兵器向火器转换的时期，以火器是相当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