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阳明山，它像一个浑然天成的大舞台，隔开两个世界。 　　站在阳明山的顶端，灿烂的台北城被抛在远方，远望尽是一片芦苇，风在它的顶端呼啸来呼啸去。这个季节，芦苇花已开了满山坡，风翻起芦苇顶端，白色的细花像曼波舞一样颤动着。到了傍晚时分，开着车子往阳明山脚下走，追逐夕阳，和夕阳比赛谁跑得快。傍晚五点左右，山下台北城已有迫不及待的人打开屋里的灯，城虽有点亮光，但又布着一层灰；总得等到六点，确定暗了下来，每家灯火都亮了，台北像撑开了一张超大型的黑伞，骨干点缀星光，又是一番美丽风景。 

二十岁时，我曾翻越阳明山拜访很少谋面的父亲，他工作于阳明山的另一端。孤儿们在烽火泪情中，尝试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他们的动力来自相信亲生父母是爱他们的。阳明山像一个特大的舞台，隔开我的两个世界。我知道我的父亲在另外一端山脚下上班，二十岁我曾数度站在山顶上，看着山脚下不太熟悉的金山，不晓得为什么要去看父亲。自小跟外祖母长大，没有爸爸，没有妈妈，孩提时候我自己发展出一套应付繁复世界的快乐逻辑。妈妈回台北，我看看温柔的外婆，自我安慰：“就把她当成逢年送礼物的圣诞老公公好了”；爸爸浓重的日本口音，更使我庆幸：“天啊，还好他不要来跟我住，天天罗嗦，多惨啊！” 　　阳明山这座山的隔阂，挡住了我的秘密世界，它使我不用面对人生的悲惨与难堪。这样密集的一两年吧，我曾想跨越山顶，探触另外一个世界，一个我自小早已放弃的世界，不能触碰的秘密世界，但也就在那么一两年，我终而还是放弃了。

人类从来没有一个世纪可以免除掉战争。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些大战后所出生的人，本来庆幸自己的世纪是和平的，但也羡慕着前朝的作家，可以如些完完整整地生活过。或许是那个握着笔的直觉，使我有预感，我们这一代所要面临的悲剧，才真正要来临。过了半个和平人生，动乱的半生缘又要回来了，握着笔，我告诉自己，这是我要提笔记录的痛苦人生。 　　这个新世纪，美国和回教徒的血债，解决不了；一九九零年的波斯湾战争带来九一一，九一一又引发了伊拉克之役。阿拉法特，那个剽悍地带着枪杆子走进联合国的斗士，已倒下，在他有生之年，看不到巴勒斯坦人可以建国，等不到中东之血可以停止。总要等到战争之后，作家们写下处处动人细节之后，人们才能了解，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悲剧是怎么一步步形成的。 　　我并不想预言战争，可是当我的人生真正的走到半百，决定要过下一个人生时，我却隐隐约约预知一些不祥纪事，我知道终究上个世纪的轮回又来了，我往后必须准备写下一椿椿战争中的故事。 　　蓦然回首，阳明山的太阳又已西沉了，新的一椿逐梦之事又将从这个舞台幕幕演出。 　　等着第二个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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