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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低俸禄与高收入——读《海瑞集》有感
作者:黄阿明
明代官员俸禄之低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明代的俸禄制度经过两次变更，于洪武二十年确定。根据制度：最高的正一品官员年俸为1044石，正七品知县为90石，最低的从九品官员为60石。岁禄本色虽以米计，但至明中期，官员俸给分为本色、折色两种，且京官与外官有别。折色，又分为折银与折钞两种。之所以会出现折色，是因为仓米不足、货币税和一条鞭的实行。明代从中期开始，钞已经贬得一文不值。也就是说，官员俸禄中“折钞”部分，实际上，以钞的过分贬值而被变相地减少了原规定的石数，而导致官员的俸禄“岁歉”。这样，最高正一品年俸为221.5两白银，一个知县年俸仅为27.49两白银。明代俸禄之薄可见一斑。
明代俸禄之薄，官员们苦不堪言。针对此，当时人就已提出尖锐批评。天顺时人李贤说：
“俸禄所以养廉也，今在朝官员，皆实关俸米一石，以一身计之，其日用之资不过十日，况其父母妻子乎？臣以为欲其无贪，不可得也！”
又崇祯时人韩一良说：
“今言者俱咎守令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几何，上司都取，过客有书仪，考满、朝觐之费，无虑数千金。此金非从天降，非从地出，而欲守令之廉，得乎？”制度规定的官员俸禄过低，官员不足以养活自身和家小。在这种情况下，俸禄过低的现状得不到制度上的解决，官员们只得通过制度外的手段来解决俸薄的事实。因此，明代官场陋弊丛生，各类例规层出不穷。明代官员贪污现象非常普遍，自开国直至明亡。
明代京官利用地方官员入京朝觐之机，大捞一把。海瑞曾说每到考察之年便是京官收租之年。地方官员“官轻职卑”而没有此等机会，于是地方上官员就设法从地方赋税中获取一定的收入，来弥补俸禄之不足。近来读《海瑞集》让我真切了解到明代地方官员是如何通过制度外的手段来获得高收入的，颇受震撼！海瑞在《兴革条例》中列举了明代地方官员的其中一项收入——常例，这笔常例收入就是数目不小的一笔额外收入。为了让我们了解明代的地方官员的收入境况，笔者不厌其烦地将该笔常例收入按单录下：
夏绢银一百六十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夏样绢八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秋粮长银二十两。
农桑样绢四匹。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折色粮银四两。
清军匠银每里一两。
农桑绢银十两。
审里甲丁田每里银一两。
盐粮长银十两。
直日里长初换天字下程一副外，白米一石或五斗，八十里皆然。
审均徭每里银一两。
造黄册每里银二两。
经过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五万引。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住卖盐每一百引银一钱，每年约有七千余引。
催甲每里银一两。
柴薪马丁家火每一两收二两。
样漆一百斤。太府如数，受否在人。
俸米每石折银一两。
收各项钱粮每一百两取五两。
出外直日里长供应并店钱人情纱缎。
起送农民罚纸二刀，纳银五钱。本府罚纸二刀，纳银八钱。吏拨缺罚纸四刀，纳银一两六钱。受否在人。
这是海瑞在嘉靖三十七年左右浙江淳安任知县时的一份常例清单，当时淳安县是浙江省有名的穷县，但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浙、皖、赣三省的咽喉要道。这份常例清单计二十一小项，有一些小项现在人看来已不甚明了了，具体情况实在无从得知，但笔者对此份清单中十九项作一粗略估算，仅这十九项，最后折银为2650两。换句话说，一个穷县知县一年的收入中，仅凭常例这一项就可以获得是一个知县年俸的近一百倍高的收入。外加其他人情收入知县收入则更高。而且明代地方官员因地不同而收入高低不等，两广地方官员收入更可观，因此当时两广衣袋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广州太守忙十万，潮州太守坐十万，琼州太守眠十万。”
明代俸禄制度规定的官员年薪虽低，但是中外官员通过制度外手段获得的最终收入却非常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亦良以有也。

明朝地方官员一年的总收入，有俸禄，有火耗银，有淋尖踢斛，有下属贿赂的“节礼”收入等等。
二品官员一年的总收入，找不到具体资料。
但《低俸禄与高收入——读《海瑞集》有感》中算出，浙江一个穷县七品知县一年的收入中，仅凭常例这一项就可以获得是一个知县年俸的近一百倍高的收入，是2650两银子，其它火耗银、淋尖踢斛、下属贿赂的“节礼”收入等都还没计算进去。
即使西北穷些，但要说一个有实权的二品官员，一
年下
来，只存的下2000两私房钱，有人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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