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妻，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原刊1944年4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 

走！走到楼上去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衷恳道：“走到哪儿去呢？ “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中国人从《娜拉》①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合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一样是出走，怎样是走到风地里，接近日月山川，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根据一般的见解，也许做花瓶是上楼，做
太太
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可也不能一概预论，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定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欢我那出戏里这一段。 　　①《姗拉》，又名《玩偶之家》，挪威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的剧作。 这出戏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愉快，有悲哀，烦恼，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烦恼与吵嚷。还有一点：这至少是中国人的戏——而且是热热闹闹的普通人的戏。如果现在是在哪一家戏院里演着的话，我一定要想法子劝您去看的。可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演得成。现在就拟起广告来，未免太早了罢？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话——读者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失去了广告的效力。 过阴历年之前就编起来了，拿去给柯灵先生看。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谢柯灵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的改，现在我想是好得多了。但是编完了之后，又觉得茫然。据说现在闹着严重的剧本荒。也许的确是缺乏剧本——缺乏曹禹来不及写的剧本，无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的情形，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若叫我挟着原稿找到各大剧团的经理室里挨户兜售，未尝不是正当的办法，但听说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非得有人从中介绍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 先把剧本印出来，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说句寒伦的话，如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而且自以为“希奇弗煞”，然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情有可原。一个人，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情罢！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这是一层。况且，戏是给人演的，不是给人读的。写了戏，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口生人气绘它，让它活过来，在舞台上。人家总想着，写小说的人，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的。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 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问题，不能想，越想心里越乱了。 沿街的房子，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 (原刊1944年4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

童言无忌 从前人家过年，墙上贴着“抬头见喜”与“童言无忌”的红纸条子。这里我用“童言无忌”来做题目，并没有什么犯忌讳的话，急欲一吐为快，不过打算说说自己的事罢了。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侗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直到现在，和人谈话，如果是人家说我听，我总是愉快的。如果是我说人家听，那我过后思量，总觉得十分不安，伯人家嫌烦了。当真憋了一肚子的话没处说，惟有一个办法，走出去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业，然后写本自传，不怕没人理会。这原是幼稚的梦想，现在渐渐知道了，要做个举世瞩目的大人物，写个人手一册的自传，希望是很渺茫，还是随时随地把自己的事写点出来，免得压抑过甚，到年老的时候，一发不可复制，一定比谁都唠叨。 然而通篇“我我我”的身边文学是要挨骂的。最近我在一中英文书上看到两句话，借来骂那种对于自己过份感到兴趣的作家，倒是非常恰当：“他们花费一辈子的时间瞪眼看自己的肚脐，并且想法子寻找，可有其他的人也感到兴趣的，叫人家也来瞪眼看。”我这算不算肚脐眼展览，我有点疑心，但也还是写了。

吃 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梁，还感到一种难堪的张悯。 一直喜欢吃牛奶的泡沫，喝牛奶的时候设法先把碗边的小白珠子吞下去。 《红楼梦》上，贾母问薛宝级爱听何戏，爱吃何物。宝银深知老年人喜看热闹戏文，爱吃甜烂之物，便都拣贾母喜欢的说了。我和老年人一样的爱吃甜的烂的。一切脆薄爽口的，如腌莱、酱萝卜、蛤螟酥，都不喜欢，瓜子也不会嗑，细致些的菜如鱼虾完全不会吃，是一个最安分的“肉食者”。 上海所谓“牛肉庄”是可爱的地方，雪白干净，瓷砖墙上丁字式贴着“汤肉××元，腓利××元”的深桃红纸条。屋顶上，球形的大白灯上罩着防空的黑布套，衬着大红里子，明朗得很。白外套的伙计们个个都是红润肥胖，笑嘻嘻的，一只脚踏着板凳，立着看小报。他们的茄子特别大，他们的洋葱特别香，他们的猪特别的该杀。门口停着塌车，运了两口猪进来，齐齐整整，尚未开剥，嘴尖有些血渍，肚腹掀开一线，露出大红里子。不知道为什么，看了绝无丝毫不愉快的感觉，一切都是再应当也没有，再合法，更合适也没有。我很愿意在牛肉庄上找个事，坐在计算机前面专管收钱。那里是空气清新的精神疗养院。凡事想得太多了是不行的。

上大人 坐在电车上，抬头看面前立着的人，尽多相貌堂堂，一表非俗的，可是鼻孔里很少是干净的。所以有这句话：“没有谁能够在他的底下人跟前充英雄。”

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丽我一点也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曰回绝了。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么？”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我们是《金家庄》上能征惯战的两员晓将，我叫月红，他叫杏红，我使一日宝剑，他使两只铜锤，还有许许多多虚拟的伙伴。开幕的时候永远是黄昏，金大妈在公众的厨房里略略切莱，大家饱餐战饭，趁着月色翻过山头去攻打蛮人。路上偶尔杀两头老虎，劫得老虎蛋，那是巴斗大的锦毛毯，剖开来像白煮鸡蛋，可是蛋黄是圆的。我弟弟常常不听我的调派，因而争吵起来。他是“既不能令，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①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件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低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①穆时英(1902-1940)，现代小说家，“新感觉派”代表人物之一。著有《南北极》、《公墓》等。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涵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原刊1944年5月《天地》月刊第7一8期合刊)

造人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这“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面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于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子的时候。 无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爱的累赘。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爱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例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兽类有天生的慈爱，也有天生的残酷，于是在血肉淋漓的生存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自然”这东西是神秘伟大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能“止于自然”。自然的作风是惊人的浪费——一条鱼产下几百万鱼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单剩下不多的几个侥幸孵成小鱼。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浪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精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我们的天性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说胡萝卜 有一天，我们饭桌上有一样萝卜煨肉汤。我问我姑姑：“洋花萝卜跟胡萝卜都是古时候从外国传进来的吧？”她说：“别问我这些事。我不知道。”她想了一想，接下去说道： “我第一次同胡萝卜接触，是小时候养‘叫油子’，就喂它胡萝卜。还记得那时候奶奶(指我的祖母)总是把胡萝卜一切两半，再对半一切，塞在笼子里，大约那样算切得小了。——要不然我们吃的菜里是向来没有胡萝卜这样东西的。——为什么给‘叫油子’吃这个，我也不懂。” 我把这一席话暗暗记下，一字不移地写下来，看看忍不住要笑，因为只消加上“说胡萝卜”的标题，就是一篇时髦的散文，虽说不上冲淡隽永，至少放在报章杂志里也可以充充数。而且妙在短——才抬头，已经完了，更使人低徊不已。 (原刊1944年7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4期)

很好，很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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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