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传 作者：高宣扬出版说明 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是本世纪世界名人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早在二十年代，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影响。他的学说接触了传统心理学较为忽视的潜意识，扩大了心理学研究领域，使心理学研究的层次加深了，以至他的学说在文学、医学、哲学等方面都引起了反应。文学工作者对这一学说可以通过批判吸收，得到启发和借鉴。但弗洛伊德的学说把人的心理同生理及心理同社会环境的关系本末倒置了。这在他的同时代人中，包括他的弟子们，也对他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和批评。近年来，弗洛伊德的学说和著作逐渐被介绍到我国，学术界包括文艺界的一些同志，希望对弗洛伊德的生平和学说有所了解，为此目的，我们向读者提供了这本弗洛伊德的传记。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一个人能作出比这更多的和更深的成果。但年轻的弗洛伊德却有解决这类难题的雄心壮志。 到大学三年级结束时，弗洛伊德总结了三年学习生活说：“经过大学头三年的学习，我发现由于我的天赋能力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我将不能在我年轻时所热衷的那些科学领域中取得成功。……我终于在布吕克的生理实验室找到归宿，获得满足。同时，我也在那里找到我所尊敬而以之为模范的人物，即伟大的布吕克本人及他的助手西格蒙特·艾克斯纳和厄纳士特·冯·弗莱斯尔·马兹科。”接着，弗洛伊德说：“布吕克把一项神经系统组织学问题交给我研究，我很圆满地解决了那个问题。由于对布吕克很满意，同时也为了我自己着想，我就更进一步的探索下去。” 布吕克教授一直是弗洛伊德效法的榜样。他是一位德国人，而不是一位奥地利人。因此，在他身上体现了德意志民族的那种优点：踏踏实实、矢志不移。弗洛伊德慢慢地为布吕克的品质所感染，使他日愈具备着攀登科学顶峰的人们所必须有的那些优秀品质。 布吕克的研究室实际上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赫尔姆霍兹医学院的一部分，是全德国唯一最有威望的医学院。而且，它也确实解决了一系列生理学和医学上的难题。 布吕克教授在一八七四年发表了《生理学讲义》一书，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生理学就是有机体本身的科学。有机体同无生命的但能活动的物体——机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同化的能力，但这种能力实际上是整个物质世界所共有的现象。原子系统是通过力运动的，而力的运动是依据由罗伯特·迈尔在一八四二年发现，然后又由赫尔姆霍兹加 以推广的能量守恒定律的。力的总和（运动的力和潜在的力）在每一个独立的体系中始终都保持固定。真正的原因就是科学上加以形象化的所谓‘力’。我们关于‘力’知道得越少，我们所加以区分的‘力’的类型就越多：机械力、电力、磁力、光、热等。知识的发展最后把力归结为两种——吸引和排斥。所有这些也同样适用于作为有机体的人。” 布吕克的这段话乃是弗洛伊德从事生理学研究工作的指导思想。显然，依据这样的认识，似乎一切有机物和有生命的物体的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力的吸引和排斥”，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种观点充斥于科学界，同样也影响着弗洛伊德的科学研究工作。直到一九二六年，弗洛伊德在谈到精神分析学的动力学内容时还说：“力相互支持或相互阻止，相互联系或相互协调，如此等等。” 本书第二章末曾引用弗洛伊德在《自传》中的一段话，表示“当时最热门的达尔文进化论”如何“深深地吸引着”弗洛伊德，使他毅然决然地放弃从政的愿望而选择医学这一行。如今，弗洛伊德经过了近三年的医学和生物学研究，更加深深地迷恋达尔文的进化论。须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弗洛伊德此后奠定精神分析学的导思想之一。而赫尔姆霍兹等人的机械唯物论思想同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相融合，就成了弗洛伊德青年时代的一个重要思想支柱。 达尔文（1809—1882）出生在一位医生家庭，他和弗洛伊德一样在大学的最初两年是在医学系（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系）度过的。但后来达尔文依照他父亲的愿望而转入剑桥大学神学系。但是作为一位科学家，达尔文的真正学校不是大学，而是在“贝格尔号舰”上的五年（1831—1836）的环球旅行。在这次旅行的归途，他全面研究了物种起源问题。 当时在生物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关于造物主“创造行动”的宗教唯心主义观念以及林奈（1707—1778）和居维叶（1769一1832）关于生物界的“物种永恒性和不变性”的形而上学学说。有许多科学家不顾自然科学中积累起来的事实材料，拒绝作出关于有机体形态能源一致和有规律发展的结论。有许多科学家错误地认为，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千百万种不同生物形态中的每一种都是个别地和孤立地发生的，与其他的物种完全不相依赖。正是在这样的基地上，达尔文在一八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发表了著名的《物种起源》（该书全名为《通过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或在生存斗争中优种被保存》）。这时候，弗洛伊德刚刚三岁半，但是，当弗洛伊德于七十年代初进入维也纳大学的时候，达尔文在这本著作中所阐述的伟大学说已经牢牢地统治着整个生物学界。

在这一著作中，达尔文证明，植物和动物的种不是永恒的，而是变异的；现今存在的种是逐渐地通过自然的途径从其他早先存在的种当中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什么神秘的“创造行动”或突然变化的结果。 达尔文的观点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迅速地战胜了一切关于物种不变的无稽之谈。他的学说使弗洛伊德牢固地树立了关于有机体有规律发展的观点。正是由此出发，弗洛伊德坚决地认为人的精神活动是有规律的——就连“梦”这样一种表面上极其紊乱或虚幻的精神现象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当然，达尔文的学说中也包含着某些局限性，而且这些局限性也同样影响了弗洛伊德。 达尔文的学说的缺点集中地表现在他所说的一句格言中：“自然界没有飞跃”。这句话显然是与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而发展的学说相矛盾的。在这种片面观点的影响下，弗洛伊德也同样没能正确地说明人的精神活动的本质变化关系。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所处的学习环境也使他进一步加强了来自达尔文的消极影响。弗洛伊德从一八七六年起入布吕克教授的生理学研究室和克劳斯教授的实验室。而这两位教授都深受罗伯特·迈尔和赫尔曼·赫尔姆霍兹的机械唯物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的老师布吕克忠实地继承赫尔姆霍兹的论点。布吕克虽然身材矮小，但他有伟大而灵活的头脑，走起路来总是很稳重，同他的严谨的治学精神简直是非常协调。弗洛伊德说，他有一双“透蓝的眼睛”，很怕羞，不太爱说话。他是一位基督教的新教徒，讲起话来普鲁士的口音很重。所以，他在到处充塞着天主教徒的维也纳是很容易被人发现的。因为他和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不一样，他只尊重科学和事实，不承认其他的“权威”。有一次，他的一位学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写道；“皮毛的观察表明……”。布吕克看到这一句话，便在下面重重地打上一个叉，并在旁边写道：“一个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皮毛地进行观察”。据弗洛伊德说，他在一八七三年刚入大学时，“还没有把握到观察的重要性，还不知道观察是满足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但是，追随布吕克仅仅两年，他就掌握了观察方法的基本功，并在自己的思想中深深地认识到观察是认识事物的基本方法之一，舍此不可能深入把握事物的本质。 布吕克就是一位严肃的观察家。他对学生的要求也非常严格。如果哪一位学生答错了他所提出的第一道题，布吕克就会很生气地、默默地、僵直地坐在课室里持续十分钟或十二分钟，直到答错问题的学生一再请求并请系主任一块前来央求为止。维也纳大学 的所有人都说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纯理性”的人。据说，一八七三年，他的心爱的儿子突然死去了，他在感情上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禁止任何人提起他儿子的名字，并把他儿子的相片从他的视线所能达到的一切地方除去。他比过去工作得更加勤奋努力，好象要用工作来冲淡自己的感情上的痛苦那样。他完全没有虚荣心、阴谋，根本没有想过要追求权力。他对于一切勤奋、有才能的学生来说，就是最仁慈的父亲。他对这种学生的照顾和关怀远远地超出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他尊重一切有独创性的学生，勉励他们进行创造性的研究；对于这样的学生，即使不同意布吕克的观点，他也要千方百计给予帮助。所以，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凡是与布吕克结识的人，没有一个不尊重他。 很多关于弗洛伊德的传记往往都说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理论的创立是从他与沙考特（1825—1893）和布洛伊尔（1842一1925）的接触才开始的。实际上，不论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基础知识，还是他的思想方法，都是布吕克首先给予影响的。弗洛伊德此后的发展，并不是抛弃布吕克的理论和观点，而是以他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独立地创造的结果，是把布吕克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精神生活的科学研究的产物。 但是，弗洛伊德也同样继承了布吕克的片面观点，以致使他在研究精神现象时，把决定论的思想加以绝对化，变成了神秘的目的论的俘虏。

接着，在一八八二年，弗洛伊德在一次学术报告中又发表了他的重大的研究成果。他的报告的题目是《神经系统的基本结构》。他的这篇论文论证了神经元是神经系统的基本因素，也是神经纤维的基本结构。 弗洛伊德的成果不仅是他认真观察、分析的结果，也是他不断地改进科学研究的技术和方法的产物。一八七七年，弗洛伊德刚刚进入布吕克研究室不久，就着手改进实验技术和方法。他并不把原有的技术和传统的方法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框框，也不把它们看作是“天然合理”的东西。在他自己没有弄清以前，他要怀疑这些传统方法的“合理性”。即使是在事实证明了这些手段的有效性以后，他也不满足于已有的水平，而是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精益求精，务求不断进步。 弗洛伊德第一次动手改进传统实验技术，是从显微镜的操纵方法开始的。在弗洛伊德改进技术以前，是用莱斯尔德制定的显微镜观察方法。依据这个方法，在观察神经组织时，必须先用硝酸和甘油的混合物来处置。弗洛伊德在研究八目鳝的脊髓神经细胞时，就是采用了这个方法。 过了几年，他创造了新的方法。他用金的氯化物给神经组织染色。这个方法是弗洛伊德在学习斯特里克的方法的基础上改进出来的。 除此以外，弗洛伊德在科学研究中也逐渐地走出单纯观察的狭窄天地。他认识到：科学研究必须把观察同理性思维结合起来。不仅要用感性的直观，而且要进行猜测、想象、联想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方面的研究成果是同他的细致的解剖工作相联系的。他的唯一的工具是显微镜。在他看来，生理学就是组织学，而不是统计或动力学。由此看来，虽然他力图把感性与理性结合起来，但他还是注重于观察。 一八七九年，弗洛伊德被应征入伍。当时，奥匈帝国正同沙皇俄国争夺巴尔干半岛。 德奥两国为了对抗俄国在巴尔干的扩张，于一八七九年十月缔结了秘密军事同盟条约。当时的德奥两国实际上是一个大军营。全国大中小学都实行军事训练。任何适龄青年，不管作什么工作，也不管是否在校读书，都要参军。弗洛伊德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服兵役的。根据当时的规定，参军的医学院学生只能留在国内服役；如果要派往国外，也只能在医院里服务，这种军事生活显然是很无聊的。在一八八零年五月六日，弗洛伊德二十四岁生日那天，在军队里被关禁闭，因为他未经请假外出。当时惩罚他的上司，不是别人，恰恰是他一向仰慕的波德拉兹斯基将军。 就在弗洛伊德从军期间，由于有充裕的时间，他第一次拿起笔进行翻译工作。他首先把英国哲学家约翰·斯杜亚特·穆勒的著作译成德文。 弗洛伊德有学习、掌握和使用语言的天才。他尤其喜爱英语。再加上弗洛伊德同穆勒之间不存在哲学观点上的分歧，所以，这一次翻译工作是非常顺利的和非常得心应手的。弗洛伊德先把穆勒的五卷本著作的第一篇译成德文。他不仅把原文的意思译出，而且还译出风格，翻译工作进行得很快。 这次翻译对他来说，纯粹是为了消磨时间，同时也是为了练习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此外，他还可以借此机会赚到一些钱。 他所翻译的穆勒的五篇著作中，有三篇是涉及社会问题的——劳工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及社会主义问题。穆勒在这些著作的前言中声明，这些著作的大部分是他的妻于写的。第四篇著作是穆勒论述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的。这次翻译，也给弗洛伊德一个机会，进一步更深入地学习柏拉图的哲学。显然，柏拉图的脱离实际的理念论在一定程度上腐蚀了弗洛伊德的实际精神。后来，在一九三三年的一篇著作中，弗洛伊德还提到这次翻译使他接触到了柏拉图哲学。他特别提到，柏拉图关于“回想”的学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可感觉的实物世界”，即自然界，不过是由不变的、永恒不动的精神实体，即“理念”世界中派生出来的。只有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存在。感性存生，是“存在”（即“理念”）和“非存在”（即物质）的混合物，是超感觉的理念原型印在理念的被动的“接受者”——物质或“非存在”上面的“暗淡痕迹”，换句话说，感性实物不过是理念的“影子”。

按照这个理论，人们的认识对象并非真实的世界，而是神秘的彼岸世界——理念世界的影子。因此，人要想认识真理，就要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就得闭目塞听，沉醉于自我反省。努力去“回想”’自己的所谓不灭的灵魂原先在理念世界中所观察到的那些东西。这就是柏拉图的所谓“回想”、“回忆”的神秘主义理想，它的基础是承认人的灵魂不依赖于肉体，不依赖于周围的外部世界，是信仰灵魂不死。 显然，柏拉图的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回忆”论是荒谬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但是，当这些消极的观点为弗洛伊德所接受的时候，弗洛伊德却从正面加以理解。弗洛伊德从自己的实际经验出发，改造了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回忆论的虚幻性，使它成为发展想象力的一个理论根据，同时赋予了它一种崭新的内容——输入童年时代及一切过往经验的内容。这样一来，柏拉图的“回想论”也就失去了原来的虚幻本质，变成了弗洛伊德自己的科学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柏拉图的虚幻性的理念论又使弗洛伊德片面地夸大了精神回忆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实践在回忆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从一八七三年到一八八一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是他为一生中的伟大事业奠定知识基础的时期。他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生物学、医学、病理学、外科手术等课程上。他在这里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除了布吕克、克劳斯以外，还有著名的外科医生比尔罗斯、皮肤科专家赫伯拉、眼科专家阿尔德等人。他们都是在全世界负有盛誉的学者和医生。弗洛伊德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知识，学到了进行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一八八一年三月，弗洛伊德终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医学院的毕业考试。他并不需要用很多时间去复习功课，因为他平时始终都踏踏实实地掌握了每门功课的内容，没有一门功课是糊里糊涂地通过的。对于每一门功课，不管自己是否爱好，他都务求精通。所以，直到他老年时，他仍能回忆起大学时代的每门功课的学习成绩。毕业典礼是在维也纳大学的古老的巴洛克式建筑物里举行的。弗洛伊德的父母以及他幼年时代的朋友里查德·弗路斯等人都参加了仪式。 得到一个医学士的学位对于弗洛伊德来说，并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生活和科学研究的重担马上就要全面地落在他的肩上。二十五岁的弗洛伊德早已为自己的未来命运作好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准备。

星期六那天，玛莎给弗洛伊德送去一只戒指。这是玛莎的爸爸送给她妈妈的，她妈妈又把它送给了玛莎。弗洛伊德仿照这个戒指订做了一只小的，送给玛莎。 订婚那天是六月十七日，弗洛伊德和玛莎都永远忘不了这一天。他们曾一连好几年，要在每一个月的十七日那天庆祝一番。 从他们认识的时候开始，弗洛伊德的性格就给玛莎留下很深的印象。尤其使弗洛伊德高兴的是，玛莎觉得他很象她爸爸。 从玛莎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可以看出，从那以后她很明显地爱上了他。但是，弗洛伊德仍然有相当长的时间对她的真情表示怀疑。弗洛伊德指责她说，她只是在弗洛伊德爱上她九个月之后才吐露真情。弗洛伊德的这个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后来，弗洛伊德也承认，大多数女孩子总是要在男方追求一段时间后方能动情。 弗洛伊德对他所爱的人远不是单纯地停留在迷恋之中。弗洛伊德的感情乃是一种真 正的寝食俱废的狂热恋爱。他这次总算亲自地感受到了爱情的惊人力量，经历了其中的甜酸苦辣、喜怒哀乐的感情变化。爱情象吸铁石一样，把他的内心深处的一切热情都吸引出来、激荡起来。正如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所说：“真实的爱情的道路永远是崎岖不平的；即使是两情悦服，也可能会有斗争、死亡或疾病侵害着它，使它象一个声音、一片影子、一段梦、黑夜中的一阵闪电那样短促，在一刹那间它展现了天堂和地狱——在还来不及说一声‘瞧啊！’的时候，黑暗却早已张开了大口把它吞噬殆尽……既然真心的恋人们永远都要受到折磨，似乎是一条命运的法则，那么，就让我们练习着忍耐吧；因为这种折磨正和忆念、幻梦、叹息、希望和哭泣一样，都是可怜的爱情所缺少不了的随从者。”假如有人想要寻找一个能真正体验爱情的这些深刻复杂内涵的人的话，那么，弗洛伊德就是最有资格的候选人。 但弗洛伊德和玛莎很快就分开在两地住。在他们分手那天，弗洛伊德深怕自己会从一个可能是虚幻的好梦中惊醒。他还不大敢相信自己沉沦于幸福的爱情之中，但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他就心安理得地在反复欣赏玛莎寄来的信。 弗洛伊德这个人的感情的特点在他同玛莎的关系中充分地体现出来了。弗洛伊德最厌恶调和和逃避现实，最不能容忍姑息。在他看来，他同玛莎之间的关系必须达到完全融和的程度，不容许其间存在一点杂质或暧昧。他要求自己同玛莎之间的爱情生活达到绝对纯净的地步，甚至不许玛莎有任何一点令他怀疑的言行。弗洛伊德的这种性格与其说是他的科学研究中的严谨、一丝不苟品质的延伸，毋宁说是书呆子气的表现。 玛莎虽然是一个娇丽温柔的姑娘，但她有很强的自尊心，也绝不是一个百依百顺的、毫无主见的人。所以，弗洛伊德同玛莎之间的关系经常会遇到挫折和矛盾。在他们俩分离后不到一星期内，弗洛伊德就单方面地表现出他那过于理想化，因而是很不现实的要求，希望她能百分之百地放进他脑子里为她设计好了的那个模子里。但事实终究是事实。在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事情恰恰不合弗洛伊德的主观设想。 最大的麻烦是玛莎同她的表哥马克斯·迈尔的关系。在认识弗洛伊德以前，玛莎确实曾考虑过要选择马克斯·迈尔。光是这一点就足以使弗洛伊德大吃其醋了，再加上弗洛伊德的一个妹妹故意地、也可能是不怀好心地火上加油，告诉弗洛伊德说，玛莎曾对马克斯为她谱的乐曲和为她唱的歌感兴趣。这就使弗洛伊德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那样，终日心神不安，疑神疑鬼。此外，马克斯也直接气弗洛伊德，说玛莎早就需要爱情，以致她早已准备寻找一个合意的丈夫！所有这些挑逗，更使他妒火中烧。 弗洛伊德远较别人更自寻烦恼。弗洛伊德曾写信给玛莎坦率说：“我对自己说，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疯狂的事情吗？你没有什么美丽优点，就赢得了最亲爱的人的芳心，而你竟于一星期后，就如此尖刻地指责她，以嫉妒去折磨她……当一个象玛莎那样的姑娘喜欢我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害怕一个马克斯·迈尔或一个军团的马克斯·迈尔呢？……这正是植根于我的爱情的那种笨拙和自寻烦恼的表现……现在我已把它当做疾病一样的抖掉了……我对马克斯的感觉来自于自己的没有自信心，而不是来自你。”这一段话是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自寻烦恼的自我认识和自我分析。虽然只是对其中的一件事而发的，但它是一个典型，足见弗洛伊德在自己的爱情生活中经历了何等曲折的心理矛盾过程。他往往给自己添加麻烦，接着又象上面的信中所说的那样自我分析、自我批评。但是，这种理智的、冷静的看法，并不长久，很快又被爱情的副产品——妒忌心所动摇，于是，又陷入新的烦恼之中。但不久，马克斯的影子又被另一个人的影子所掩盖，更严重地干扰了弗洛伊德的感情。这个人不是弗洛伊德的陌生人，而是一位亲密的朋友——弗立兹·华勒。马克斯是一位音乐家，而弗立兹是一个艺术家，而这些就是令弗洛伊德不安的地方。弗洛伊德曾经仔细观察过他们取悦妇女们的本领，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弗立兹最擅长于诱拐别人的女人。弗洛伊德后来曾说：“我想艺术家和那些奉献于科学工作的人之间，普遍地都存有一种敌意。大家知道，艺术家拥有一把开启女人心房的万能钥匙；而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只好无望地设计一种奇特的锁，并不得不首先折磨自己，以便寻找一种适当的钥匙。

这时候，新娘正好二十五岁，而新郎三十岁。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弗洛伊德身高五尺七寸，长得英俊、瘦长，五官端正，还有一对乌黑乌黑的、炯炯发光的眼睛。 刚刚结婚的日子里，弗洛伊德的经济生活仍然未能迅速好转。他这时候已经开业行医，本来预料十月份会有很多患者来看病，但实际诊疗者却寥寥无几。弗洛伊德的每天收入很有限，他只好让自己的
太太
暂时度过一段较艰苦的日子。在头几个月，弗洛伊德每月只能得到约合四十五美元的收入，而他一个月的生活费却要一百二十美元！虽然，他们都能泰然处之，但实际困难确实接踵而来。他把哥哥伊曼努尔送给他的金表拿去当押。好在有明娜的帮助，日子才能过得去。 由于玛莎处处表现出仁让、俭朴和顾全大局，弗洛伊德在生活上的困难才不至于影响到他的工作。玛莎在生活中总是把方便留给弗洛伊德，而把困难留给自己来承担。 一八八七年十月，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孩子，取名马蒂尔德，孩子的降生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增添了美满和幸福的气氛。弗洛伊德在两年后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很快就生活在日益安详自在的环境之中。每当我们听到孩子的笑声，我们就认为那是我们所遇到的最美好的事物的象征。我已经无所他求，也不再那么辛苦地工作了。”接着，在一八八九年十二月和一八九一年二月，他们又生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为琼·马丁，这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在法国
巴黎
深造时的一位老师琼·马丁·沙考特。沙考特是法国著名的神经病学专家。第二个儿子取名为奥里沃，这是为了纪念英国近代革命家奥里沃·克伦威尔的。如前所述，克伦威尔是佛洛伊德早年崇奉的一位英雄。 由于人丁日多，需要的房间也越来越多。所以，一八九一年八月，他们搬到著名的柏格街十九号。那儿既宽敞、又便宜。一年以后，他们又租了楼下的几个房间，作为弗洛伊德的书房、候诊室和诊疗室。弗洛伊德在那里一直住了四十七年。在那以后，在这所房子里，他们又生下另外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这三个孩子分别生于一八九二年四月、一八九三年四月和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最小的儿子取名为厄纳斯特，是为了纪念弗洛伊德的老师厄纳斯特·布吕克教授的。 弗洛伊德是一位和蔼可亲、溺爱孩子的爸爸。每当孩子们患病的时候，他总是心焦如焚。当他的大女儿五、六岁的时候，差一点死于白喉。在情势危急的时候，心乱如麻的弗洛伊德问她最喜欢什么东西，他得到的回答是“草莓”。那时候草莓已过了季节，但在一家有名的商店里，还可以买到。弗洛伊德不顾一切地去采购到手。就在她要吞第一个草莓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咳嗽，把梗在喉头的那些白喉假膜吐了出来。第二天，她的病就日见好转，人家都说，一颗草莓和一个爱子心切的父亲救了她的小生命。 当弗洛伊德有了六个孩子以后，他的事业也开始取得了初步的成就，在他的面前展现了一幅广阔而美好的前景。

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五年，弗洛伊德在初期医学实践中，对人类神经系统的疾病有了特别深刻的认识，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他的这些研究成果总结在他在这一时期内所发表的几篇学术论文中——《喇蛄之神经纤维及神经细胞的构造》、《神经系统诸要素之构造》和《论可卡因》。 神经衰弱，如同其他神经系统疾病一样，可以使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而可卡因可以振奋人的精神，弗洛伊德曾经亲自服用可卡因，检验可卡因对人的神经系统所起的振奋作用。他在一封给玛莎的信中说：“在我最近患神经衰弱症时，我再次服用可柯（Coca，可卡因就是用可柯树叶提炼出来的有机盐基，一般在医学上用作局部麻醉用），而很少量的药剂就可以给我提神达到很兴奋的程度。我现在就是正在收集关于这个富有魔力的物质的资料。”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向一位年轻眼科医生建议用可卡因作为眼科手术的麻醉药。不久，他得知他的另一位朋友、眼科医生卡尔·柯勒已经成功地把可卡因用作眼科手术的麻醉剂。 接着，弗洛伊德又发现可卡因可以使人上瘾，就象吗啡可以使人上瘾那样。当弗洛伊德发现他的朋友弗莱舍尔因右手手术而上了吗啡瘾的时候，他建议弗莱舍尔用可卡因 治疗。果然，弗莱舍尔服用可卡因后，立即断了吗啡瘾。从那以后，弗洛伊德用可卡因治疗各种神经系统失调症，诸如海上晕船和三叉神经痛等等。弗洛伊德研究可卡因的成果，再次证明他是希望取得神经病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的。 一八八五年四月，弗洛伊德的父亲的一只眼患病，几乎失明。弗洛伊德同他的同事、眼科医生柯勒一起去诊断，他们诊断的结果是青光眼。第二天，弗洛伊德请另一位更有经验的眼科医生柯尼斯坦给他爸爸的青光眼动手术，手术是很成功的。弗洛伊德、柯勒和柯尼斯坦三人都是应用可卡因的先驱。弗洛伊德为自己能与同事们一起使用可卡因给患病的父亲做成功的眼科手术而高兴。 由于弗洛伊德在神经系统疾病方面的研究和治疗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八八五年春天，弗洛伊德被任命为维也纳大学医学院神经病理学讲师。根据德国和奥地利大学的规定，弗洛伊德所担任的只是无报酬的讲师职务，这种职务的讲师无权参加系里召集的会议，也不付给工资。他只能为一些医学系班级主持供学生选修的专题。任这一职务的教师虽然没有报酬，但往往很受尊敬。因为一般说来，只有在某些方面有所专长的学者才有资格任这种职务；而且，只要任这一职务，就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有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的希望。 这次弗洛伊德之所以能获得这项荣誉职务主要是由于他个人在神经系统病理学方面的卓越成果，同时，也由于布吕克教授、梅纳特教授及诺斯纳格教授的推荐。布吕克教授在写给医学院的推荐信中写道：“弗洛伊德医生写的关于显微镜解剖学论文已被公认为优秀的成果……我很了解他的工作，我准备签署任何一个关于推荐他的申请书。”布吕克教授还写道：“弗洛伊德医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有严正和沉着的性格，他在神经解剖学方面是一位优秀工作者，他具有高度的机巧，敏锐的目光，透彻的知识和细腻的推导方法以及表现出高度组织能力的写作手法。他的发现得到了公认，他的演讲风格是透彻明确的。在他身上，科学研究人员的品质同优秀教师的品质高度地结合在一起……”在讨论任命弗洛伊德讲师职务的会上，终于以二十一比一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弗洛伊德的任命状。 到一八八五年二月为止，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全科医院神经病科工作了十四个月。全科医院院长通知他说，神经病科主任希望他离开那里，这显然是弗洛伊德与这位神经病科主任的矛盾的表面化和尖锐化。在此以前，神经病科主任舒尔兹一直与弗洛伊德问意见。舒尔兹是一位心地狭窄、无所作为的医生。他不希望弗洛伊德长期留在神经病科，因为他看到弗洛伊德在神经病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利于巩固他自己的主任职位。他们俩的矛盾早已传遍医院，这次决定把弗洛伊德调走，弗洛伊德曾提出强烈抗议，但无济于事。 一八八五年三月，弗洛伊德满怀怨恨转入该院眼科。在这里，他工作了三个月。六月，他转入皮肤科。在未转入皮肤科以前，奥柏尔斯泰纳请他到维也纳郊外的奥柏尔道柏林兼任私人精神病院的临时代理医师，这样，他可以稍微增加他的收入。这里的负责人是莱德斯道尔夫教授，弗洛伊德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也很喜欢这里的周围环境。这里有优美的山区和森林，这个私人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个疗养院，院内有六十个病人。其中，就有拿破仑三世的皇后玛丽·路易斯的儿子，他患有严重的发狂症。 正当弗洛伊德征求玛莎的意见准备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的未来的家庭的所在地的时候，弗洛伊德接到了赴法深造的通知。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弗洛伊德从事医学生涯后的又一个新转折点。这意味着，弗洛伊德一生的主要奋斗目标——研究神经病和精神分析的事业正式开始了。这事发生在一八八五年秋。

在巴黎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弗洛伊德逐渐对巴黎的实验室设备感到不满。一八八六年二月底，弗洛伊德完成了在巴黎的研究计划以后，终于离开巴黎回维也纳。 在返回维也纳的途中，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了阿道夫·巴金斯基，巴金斯基是著名的小儿科专家。他拜访巴金斯基的原因，据说与奥地利的种族歧视有关。本来，按照弗洛伊德在神经科的临床经验和研究成果，他完全有资格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所属的“精神病和神经病诊疗所”担任要职；但是，他获悉由于种族歧视，他无望在那里就职；所以，他为自己的工作寻找别的出路。恰好在这个时候，儿科专家马克斯·卡索维奇答应弗洛伊德，准备让他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职务。正是为了适应未来的工作，他才决定在柏林停留几个星期，以便从巴金斯基那里学到关于小儿科疾病的更多知识。 弗洛伊德回到维也纳以后，就正式担任儿科疾病研究所的神经病科主任。在那里，他工作了很多年。与此同时，他在维也纳正式开业行医。 自那以后五年内，弗洛伊德一方面沉浸在家庭生活的幸福气氛中，另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从事本行工作。 从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佛洛伊德只发表了一篇论文。这篇论文发表于一八八八年，内容是对两个患偏盲症的儿童的观察和治疗的总结和分析。 弗洛伊德对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并不满意。他在《自传》中说： 在一八八六年到一八九一年之间，我几乎没有做过半点科学研究工作，或发表过半篇文章。我成天都在为建立自己的医业基础，以及为满足自己和日见增大的家庭的温饱而忙碌着。 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什么成果的话，就是他进行大量的临床治疗。尤其可贵的是，他所接触的病人大多数是神经病患者。这就使他遇到了各种类型的神经病病例，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将自己自巴黎学习后的心得应用于实际治疗中。他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进一步深信电疗、浴疗、推拿疗法和催眠疗法对于治疗精神病的积极效用，这些疗法往往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从一八八七年十二月开始，他更集中地使用催眠疗法。这些初步的成功，使他对治好精神病更加充满着信心。 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方面的初步成果，并不是轻而易举得来的。他刚从巴黎回维也纳时，就遇到种族歧视，以致使他不能在精神病研究所工作，而不得不专治儿科的神经系统疾病。另一方面，旧有的、反科学的传统观念——即把歇斯底里症当成“妇女病”也阻碍他进一步发挥专长。那些医学权威们不承认歇斯底里病是神经系统疾病，不接受弗洛伊德关于“男性歇斯底里”病例和“暗示引起的歇斯底里麻痹”的研究成果。最后，甚至把弗洛伊德赶出脑解剖实验研究所的大门，使弗洛伊德根本找不到可发表讲稿和论文的刊物，也迫使他只能够在私人诊所推行自己的精神病治疗法。 弗洛伊德在实践中所采用的有效方法中，最突出的是催眠术。实际上，当时比较流行的是用电疗。弗洛伊德通过实践发现传统的电疗法的效果是很有限的，他认为，早先由德国最著名的神经病学权威耳伯（W·Erb）所倡导的电疗法，有很多毛病。他在电疗中发现了另一种有用的副产品，即“暗示法”（Suggestion）。他认为，在电疗过程中，如果有什么成功的例子的话，实际上应该归功于医生对病人的暗示作用。有了这种认识之后，他干脆把那套电疗用的电器束之高阁。 至于催眠术，那么，弗洛伊德早在学生时代就已有所发现。他说： 当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曾参观过催眠术专家汉森的当众表演，亲眼看到一个被催眠的人全身僵硬，脸色苍白，一直到催眠术完全表演完毕才苏醒过来。由于这一事实，使我深信催眠现象的真实性。不久之后，海登汉就给催眠术提供了科学的根据。虽然如此，那些心理、精神病等的专家教授们，还是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不断地指责催眠术为欺诈，甚至把它说成具有危险性的方法，非常瞧不起催眠术。在巴黎就不同了，我见过催眠术被人自由地运用，去引诱症状的发作，然后又用它解除症状。此外，据最新的消息报道，法国的南锡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广泛而极为成功地应用暗示于治疗上面，有的就是借助于催眠。

“抑制作用”学说的初步建立，表明弗洛伊德终于明确了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就是要探索人的心理深层的神秘世界。 正是在这种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弗洛伊德开始在自己身上进行自我试验。这种自我试验的过程也就是“自我分析”的过程。 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是从一八九七年七月正式开始的。虽然，弗洛伊德在这以前的理论研究和精神治疗的实践也可以算作是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基础，但是，促使他进行自我分析的导火线是他爸爸在一八九六年十月的逝世。弗洛伊德写道：“我一直高度地尊敬和热爱他，他的聪明才智与明晰的想象力已经深深地影响到我的生活。他的死终结了他的一生，但却在我的内心深处唤起我的全部早年感受，现在我感到自己已经被连根拔起来。”由此之后，弗洛伊德说，就导致他写《梦的解析》那本书。实际上，《梦的解析》乃是自我分析的继续。 自我分析过程是从童年生活的自我再现开始的。对于童年生活经历的发掘，使弗洛伊德发现人类潜意识的基本成分恰恰就是幼年生活的凝缩物。因此，有目的地再现幼年生活经历，将有助于了解潜意识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这是揭示潜意识神秘王国的捷径。 现在，弗洛伊德的心爱的父亲的逝世，把弗洛伊德的内心感情带回到以往的生活经历中。对父亲的怀念使他的脑海中重演了一幕又一幕旧日生活的图画。他想起的旧事越多，越可以在其中发现许多现有的感情和性格的痕迹，他发现自己在眼前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无意识动作、习惯性行为及感情都不过是童年时期的经历的翻版。因此，弗洛伊德进一步加强了回想、分析和研究童年生活的决心。 为了进行自我分析，进一步揭开覆盖着潜意识世界的帷幕，弗洛伊德在父亲逝世后，更频繁地询问自己的母亲，打听自己在小时候的生活情景。他试图从他母亲提供的线索和片断材料中，尽可能完美地回忆那些早已遗忘了的童年生活。他把母亲提供的材料同自己所能回忆到的印象联贯起来，又把自己在童年时代的心理表现同成年后的许多心理现象加以比较。这就为他的进一步的自我分析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和有价值的启示。 他的自我分析工作所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发现儿童的“性本能”及其演变对于人类一生心理发展的决定性影响。 当他在自我分析中发现自己从小就有亲近母亲的特殊感情时，当他发现自己的亲母感情具有排他性、独占住——甚至由此产生妒忌父亲对母亲的关系时，他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结论，即人从小就有一种“性欲”。而且这种“性欲”构成了人的最基本的“原欲”，它是人的一切精神力和生命力的原动力之一，弗洛伊德称之为“性动力”或“性原欲”。由此，他进一步创立了“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的详细内容及其发展过程，将在本书第九章进一步论述。这里要指出的是，“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之一，而这个理论也和他的潜意识理论一样是在自我分析和他的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详述其自我分析的信中，宣布“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两个基本因素是对双亲之一的爱和对另一方的妒恨。他认为，这是童年心理的基本内容，也是人类一切复杂的精神现象所由以发展的真正“胚芽”，是个人的和种族的“心理生活之树”的“种子”。此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都以“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为基本支柱而完善化和系统化。也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多人对弗洛伊德产生误解，将他的学说视之为“下贱的性变态理论”，或称之“为社会上一切猥亵行为辩护的污浊理论”。 当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末发现“奥底帕斯潜意识情意综”的时候，已经意识到他自己的理论所必然遭遇到的历史命运，但弗洛伊德毫不畏惧。 弗洛伊德自己在回顾这一段对于他的一生及他的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时期时，说道：

确实，就在完成了对“伊玛的注射”的梦的分析之后，弗洛伊德决心沿着这条结论的方向进一步深入研究心理学。就在那年夏天，弗洛伊德到柏林拜访弗莱斯，兴致勃勃地提出了“科学心理学研究计划”。 在这里，他把两种根本不同的心理过程分为原发性和继续性两种。他认为，在梦中，原发性心理占据重要部分。这时候，在正常状况下抑制着原发性心理的“自我”处于相对沉寂状态。所以，原发性的心理才得以冲破“自我”的监视而自由地活动起来。弗洛伊德指出，“自我的相对沉寂”不同于“绝对沉寂”或“完全沉寂”。如果“自我”真的处于完全沉寂状态，睡眠时反而不会有梦。往往是在“自我”既要休息、又得不到完全休息的时候，即“自我”处于浑浑噩噩、懵懵懂懂状态的时候，被“自残’压制下的原发性心理，即“潜意识”或“下意识”，才开始活动，因而产生了梦。 在这里，我们也看到，弗洛伊德已把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获得的成果应用于梦的分析中。他在《歇斯底里研究》中所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也即精神分析学的中心理论，乃是关于潜意识的存在的观点。依据这种观点，人的精神分为三个层面：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有时也称为“下意识”或无意识”。） 弗洛伊德认为，意识是人的心理状态的最高形式。用通俗的话来说，它是人的心理因素大家庭中的“家长”，它统治着整个精神家庭，使之动作协调。正是在意识的管辖和指挥下，人的精神生活才得以正常地进行。 意识的下面是“前意识”。这是曾一度属于意识的观念、思想，因与目前的实际生活的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关系，被逐出意识的园地，而留在意识的近旁。在意识活动过程中，属于前意识的观念有时可以“溜”出来，参与人的现实生活。例如，我正在有意识地看书，突然，我的妻子闯进来问我一个电话号码。这号码曾经留在我的意识中，但后来被储藏在“前意识”的系统中。电话号码是在看书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时被挤到“前意识”领域中去的。现在，妻子突然问起时，呆在前意识中的号码，经一种毫不费力的记忆行为被召唤出来。所以，前意识是意识附近的心理，它可以较快地、较易地闯到意识领域中。在完成一定的使命后，它又很快地退到它所属的前意识领域中。 在意识和前意识的下面是“潜意识”。这是人类精神心理之最原始的因素。潜意识压在最深处、最低层，但它又是最活泼、最不安分守己的分子。它们千方百计地想冒出来，每每想冲出前意识和意识的层面而直接地、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但是，在正常人那里，意识和前意识的领域及其关系是稳固的。意识，作为最高统治者，发挥了它的威力，控制着潜意识继续留在最低层。这样，才能保证人的意识的正常活动。弗洛伊德指出，人的记忆行为并不能把原动的潜意识的内容送到意识中来。潜意识同前意识相比，远不是可以轻易地闯到意识生活中来的。弗洛伊德说，人的心理活动中，有一种保护意识生活不受干扰、不受潜意识侵犯的“压制作用”，强迫那些潜意识的冲动留在原处，并一次又一次地打回或顶回企图来闯的潜意识。 关于这种压制力，在弗洛伊德早期研究歇斯底里症时曾称之为“抑制作用”，并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检查员”。为便于了解这个概念起见，我们可以把心理比作一个三层楼的住宅，在最高的一层住着心理家庭中最高尚的分子。在它们下面是前意识——它们是比较安静而守礼的人们，可以随便地访问他们上面的那些“意识先生”。诚然，有一位警察站在楼梯上，但他是一个和善的人，一般是很少禁止前意识分子通行的。住在最低层的“潜意识先生们”却是一群未受教化的、爱骚动的分子。他们经常吵吵闹闹，要通过那个楼梯，想躲过那位警察的监视；这警察的主要职责就是制止潜意识不要扰乱楼上的“意识先生”。那些不老实的潜意识，有时为了溜上去，就千方百计地伪装自己，把自己打扮成前意识的形态，或者，乘着夜深人静警察先生因操劳过度而麻痹大意的时候，闯了过去。

“超自我”对于意识的严格控制，使意识引起紧张的忧虑。为了免除这种忧虑，“自我”必须有计划、有节制地采取行动，一方面慰抚“超自我”，一方面给“原我”的要求以部分的或间接的实现，有时则给以适当的修改或改装。“自我”所起的调节作用，有时表现为对现实的退让，有时则表现为适当地缓和“超自我”的苛刻要求。这样，经过“自我”调节而得到修改、调整的“原我”的要求就可以适当地表现出来。 为了描述“自我”的这种处境，弗洛伊德说：“有一句成语告诉我们，人不能同时侍候两个主人。但可怜的‘自我’比这里所说的还要困难，它必须侍候三个严厉的主人，并且必须得尽力和解这三个人的主张和要求……这三个暴君便是外部世界、‘超自我’和‘原我’……‘自我’觉得它受到了三面包围和威胁，当它被压迫得太厉害的时候，它的忧虑便越来越厉害。因为它起源于知觉体系的经验，它命定要代表外部世界的要求；但它也愿意作‘原我’的忠仆……在另一方面，它的每个动作都为严厉的‘超自我’所监视。这种‘超自我’坚持一定的行为标准，根本不关心‘原我’和外部世界的任何困难。假如这些标准未被遵守，它就用紧张的感情来责罚‘自我’，使‘自我’产生一种劣等的和犯罪的感觉。正是这样，为‘原我’所激动、为‘超自我’所包围、又为现实所阻挠的‘自我’努力负起了调剂这种内外夹攻的势力的任务。我们大可以明白为什么我们时常抑制不住地喊出这种呼声：‘人生不是容易的’。”（弗洛伊德著《精神分析学新论》） 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对梦的研究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弗洛伊德说：“一个梦是一个被压迫的愿望之假装的满足，它是被压制的冲动与自我的检查力的阻挠之间的一种妥协。” 在梦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发现其中的心理活动规律和他所熟知的神经质病症状，颇有相似之处。 一八九六年五月二日，弗洛伊德在犹太学术厅对一群年青人作关于梦的讲演。第二年他又对该会作了一次更深入的讲演。这个犹太学术厅是属于一个犹太人组织的团体的，该团体名为“VereinB’ naiB’ ritb”，即“伯奈伯利兹社”。这是犹太人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团体。从十九世纪末开始，这个团体经常邀请犹太裔学者作讲演，弗洛伊德自己也是该团体的成员之一。在这以前，卡尔·马克思也到那里作过报告。 弗洛伊德在这个团体的学术报告厅作了连续两个晚上的关于梦的报告。 一八九七年七月，当他开始进行自我分析的时候，他在一封信中把对于自己的了解引人梦的诸问题中去，包括梦的成因与法则问题。由于当时心理学界对于梦还没有认真地进行科学研究，所以，他的见解并没有得到普遍的响应。那时候，他已经看出梦和神经质病在构造上的相似之点。他在信中说：“梦包含着简要的神经质病的心理学。” 对于梦的解析所得出的结论，都是在“梦是愿望的达成”这个重要原逐的指引下逐步取得的。这一过程显示，由于对于梦的解析是从医疗实践中直接导引出来的，所以，它和自我分析过程一样，从一开始就紧紧地围绕着潜意识问题而进行。这一特点，使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活动始终沿着健康的、科学的轨道发展下去，以致使他能够通过对梦的解析的完成，终于全面地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 弗洛伊德第一次提及要写一本有关梦的书的念头，是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十六日的一封信上，那是在他的自我分析真正开始前的几个月。可见，自我分析与梦的解析几乎是齐头并进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的。这也表明，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作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性阶段，并不是一朝一夕的盲目冲动的偶然结果；它们都有一段相当充分的酝酿阶段。早在一八九五年夏天弗洛伊德就产生了自我分析和梦的解析之最初行动。接着，经过两年的反复实践和摸索，终于从一八九七年夏季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分析和研究工作。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宣布说，他要强迫自己去写一本《梦的解析》的著作，以便彻底地使自己从一年前丧父产生的悲哀心情中解脱出来。 弗洛伊德写《梦的解析》以前，不仅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而且也作了相当充分的资料准备。他早在一八九七年五月写信给弗莱斯以前，就已经查遍了心理学史上有关梦的许多资料。他高兴地发现，在那以前，还没有人把梦看作是“愿望的实现”。他为了深入了解梦的本质，不辞劳苦地翻阅了自古希腊以来许多学者和普通人对于梦的观点。 对于以往的各种观念，弗洛伊德始终都采取谨慎的研究和分析态度。只要在这些观点中包含有一点的科学精神，弗洛伊德就给予密切的注意。 例如，弗洛伊德对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关于梦的研究成果就十分重视。他说： 在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中就曾提及梦。当时他已认为梦是心理的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论，而是一种“精神过剩”的产物。他所谓的“精神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是仍然受到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法则的控制。 弗洛伊德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的赞赏并非偶然。因为亚里士多德尽管没有明确指出梦的真正本质，但他至少排除了关于梦的“超自然”本质的谬沦，而把梦径直归结为人类精神活动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亚里士多德甚至试图从人的肉体感官的特殊感受中寻找梦的内容的来源。这在公元前五世纪来说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弗洛伊德发现，在他以前，人们确实不很重视对梦的观象进行考察，以致使他感到从原始时代起，到十九世纪为止，在对于梦的解释的问题上，反科学的、宗教迷信的观念一直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他深怀感慨地说：“这种原始时代所遗留下来的对梦的看法，迄今为止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一般守旧者对梦的评价，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发出的启示，并因此断言超自然的鬼神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梦是预卜他们的未来命运的。” 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对形形色色的关于梦的看法的历史性探讨，使他得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结论，即人们对梦的解释乃是他们本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的一个组成部分。 弗洛伊德说： 科学问世以前对梦的观念，当然是由古人本身对宇宙整体的观念所酝酿而成的。……因此，古代哲学家们对梦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对一般事物的看法。 弗洛伊德还看到，人们对梦的看法又反过来影响着他们的世界观。正如他所说：“史前时期原始人类有关梦的观念，均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对整个宇宙和灵魂的看法。” 使弗洛伊德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当近代科学有了相应的长足进步的时候，那些反科学的迷信观念仍然充斥社会，而那些自称是“有学问”的哲学家们也竟为这些荒谬观念呐喊。 我们由此看到，推动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思想动力是他对种种反科学的宗教迷信观念的厌恶。作为一个科学家，他从不相信鬼神和超自然的力量。而这个物质世界的内在规律性是可以认识清楚的。即使是无形的人类心里活动，也可以在人的机体内找出其内在 的客观根源。梦，作为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不是什么神秘的或虚幻的现象，它是人体内的复杂精神活动的一个特殊表现，其根源和人的其余精神活动一样，是在心理世界的潜意识深处；而这种潜意识，既不是灵魂的“显现”，又不是人体之外的“上帝”的“启示”，而是人类早年实践活动的浓缩品和沉淀物，不论从个人或人类种族发展系列而言，归根到底，它都是实践的产物。 这就表明，弗洛伊德研究梦的活动，开辟了心理学研究的广阔前景，使梦和整个人类心理的研究奠定在科学的基础上，并具有深远的意义。 由于弗洛伊德对梦的分析活动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资料准备，所以，从一八九七年秋到一八九八年二月底以前，弗洛伊德顺利地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前几章的写作。弗洛伊德在谈到这段写作过程时说：“看起来这一部分还很不错。它使我比预期的更深入到心理学中去，我所增益的部分是属于哲学方面的。”一八九八年三月五日以前，他终于完成了《梦的解析》的第一部分。显然，这一部分是在经历深思熟虑和长期准备之后，一气呵成写出的。弗洛伊德自豪地说，“无疑地这是写得最好的一部分”。

《梦的解析》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只有最后一章，即讨论梦的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规律的第七章，给弗洛伊德带来很大的困难。这是总结性的、理论性很高的部分，因此，不但在写的过程中最吃力，而且对读者来说，也许是最晦涩、最难懂的部分，但它却是该书的精华所在。弗洛伊德在写这一部分以前，本来就先存畏惧，不过写作上了轨道，他就写得很快。他说“象做梦似的”，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于九月上旬完成了。 当弗洛伊德把全书写完，把稿子送去付印时，仿佛是和他身体的某一部分分离似的，怅然若失。六个月之后，他曾在信上说。每当他遇到烦闷不乐的时光，每想到身后留下了这本书，他也就感到心安理得了。 最后一次校稿完成后，他在十月二十七日之前给弗莱斯寄了一份校稿样本。那本书实际上是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四日出版的。但出版商故意在封面上注明一九零零年出版。扉页上的题辞是录自魏吉尔写的《艾乃伊特漂泊咏》叙事诗第七卷第三百一十二行的诗句——“假如我不能上撼天堂，我将下震地狱”。这句话显然是指受压抑作用的人的命运而言的。弗洛伊德早在三年前，就想以此作为他计划中要写的论歇斯底里心理学的书中某一章的题目。 这本书发行了六百本，却花了八年才卖完。前两个星期只卖了一百多本。弗洛伊德一共只收到了约二百多美元的稿费。 这本书出版十八个月之后，弗洛伊德在信上说，没有一本科学性期刊提到这本书。只有非学术性杂志在少数地方提到了它。可见，这本书完全被人们忽视了。六个星期之后，《维也纳时报》发表了一篇最愚笨、最恶毒的评论。作者是维也纳柏格剧场前任经理柏克哈特，这位作者自己不学无术，却诬蔑此书“毫无价值”。这个评论判决了该书在维也纳的销路。按着，在一九零零年三月三日的《环顾》和三月十日的《维也纳外侨报》上分别刊登对该书的评论文章。六个月之后，《柏林日报》发表了一篇赞许性文章。接着，《白天报》又发表一篇好评。所有这些，就是该书出版后头一、两年内在舆论界的反应。当时，在柏林有弗莱斯的大力宣传，但仍然不起作用。 弗洛伊德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该书所遭受到的反应。他说，有一位精神科助理医生根本没有念过《梦的解析》就写了一本书来反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这个人就是后来的雷曼教授。这位雷曼教授后来还对学生说，弗洛伊德写这本书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赚钱。 直到一九二七年，弗莱堡的霍赫才在他的《做梦的自我》一书中，把弗洛伊德有关梦的学说加以总结，并把它和关于恶梦的学说一起放在《梦的奥秘》一章里，还说：“那本有名的释梦名著竟然印在厨房破纸上。” 《梦的解析》一书出版以后，销路一直不好。科学史上很少有象它那样的著名著作而遭受到这样的厄运。一直到十年以后，弗洛伊德的这本书才受到重视。弗洛伊德有生之年，这本书出版了八次。最后一版是在一九二九年。 在这些年中，这本书一直没有作重大的修改，每次不同的版本只是增加说明和注释，以及增加一些讨论性的问题。 这本书的第一次外国文译本是一九一三年的英文版和俄文版，接着就是一九二二年的西班牙文版，一九二六年的法文版，一九二七年的瑞典文版，一九三零年的日文版，一九三四年的匈牙利文版，以及一九三八年的捷克文版。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精神分析学的代表作。依据弗洛伊德总结的精神分析学理论，既然人的精神活动的原始基础是意识背后的“潜意识”、那么，在睡眠中，即在人们停止自觉的意识活动时所发生的梦的活动，就恰恰是潜意识的最生动、最典型、最纯粹、最真实的表演。在人的精神活动中，除了精神病患者的神经病发作以外，大概再也找不到比梦的活动更有利的条件，能如此生动和如此典型地观察“潜意识”的直接表演。所以，任何一个想要深入了解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的人，任何一个想要掌握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精华的人，都不能不看《梦的解析》这本书。

由于不理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理论，由于对人类精神活动缺乏深入的研究，更重要的，由于社会上的种族歧视的偏见和反科学的落后势力的干扰，在弗洛伊德生活的那个时代，弗洛伊德对于梦的研究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冷遇。当有人知道弗洛伊德正着手分析梦的时候，甚至有人讥笑弗洛伊德“走上迷途”。所有这些，恰恰证明弗洛伊德是一个敢于独创、蔑视传统、忠实于真理的科学工作者。他不是看风使舵、迎合“时髦”的伪君子。在他看来，只要是科学真理，纵然是未有前人开拓的、充满荆棘的荒野，纵然会被人耻笑，也要勇往直前地探索。 现在，我们集中地介绍弗洛伊德从梦的解析中创立出来的“自由联想法”。这是弗洛伊德在创立了精神分析学理论体系后治疗精神病患者的独特方法，它实际上也是梦的解析的科学研究活动的重要副产品之一。 过去，在弗洛伊德的治疗中，对于病人往往是采取催促，鼓励的方法。后来，弗洛 伊德发现这种方法对于双方的压力太大了。而且，根据精神分析学的基本观点，旧的方法也不符合人的潜意识活动的规律。弗洛伊德很快地改用新的方法。依据这种方法，他不再催促病人对某一个指定的题目说些什么，相反地，他要患者尽量放松身体与神经，进入所谓的“自由联想”状态。换句话说，他要病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予任何思路的限制或指引。病人必须把他自己感受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直说出来，不能屈服于自己的判断而把自认为不够重要、或所谓毫无意义的事情弃置一旁。 经过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例如把因“阻抗”而隐蔽起来的东西带回到意识界来。 其实，所谓自由联想并不是绝对的自由。病人的心智活动虽然没有被引导到一个特定目标上，但他却仍在精神分析状态的影响之下。所以，我们应假定患者的精神状态是处于医生的控制之中。患者面对医生的分析和控制，必然产生精神上的“阻抗”现象。他们对再现过去被压抑下去的材料所具有的抗性，可由两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方式是严厉的反抗。须知，正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形，才发明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所以，对于这种严厉的反抗不应大惊小怪。第二种方式是其原有的抗性以另一种形式出现，使压抑着的材料不直接浮现出来，而以相近似的事情暗喻出来；而且抗力越大，病人所报告出来的联想代用物和分析者所探索的真相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一个能泰然自若的分析家，当他倾听病人的联想流的时候，对病人所提供的资料，能依其提出之两种可能性而进行不同的运用：假如病人的抗性很轻微，他可以很容易地从病人的暗喻中，推论出病人潜意识里的材料、内容；假如病人抗力强些，那么和主题之间的距离也远些，但这时也同样可以从病人的联想中认出其特性。总之，认清病人的抗力，是克服病人抗力的第一要诀。所以，精神分析的工作实际上与解说的艺术有关。要成功地运用解说的艺术，就需要机智和不断的训练。要达到这个地步并不困难，自由联想法优越于以往各种方法的地方，并不在于它的省力，最主要的是它能给病人承受最低限度的压力。它可以永远不失去与现实界的联系，不忽略神经质疾病的结构中的任何因素，而且不让任何东西因分析者的主观期望而产生干扰作用。它完全让病人自己去决定整个分析的过程及其材料的配置。与催眠法和催促法不同，使用自由联想法可以使具有连系性的材料，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内和不同的地点上重现。所以，在一个旁观者看来（虽然这个旁观者在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自由联想法的这种自我分析过程及其治疗作用可能是难于理解的。 自由联想法的另一长处就是可以永远不间断地进行。从理论上看，假如不对它的特性加以限制，它总是可以找到联想的对象，不致产生中断。不过，在实际上，也可能会有个别病人，曾在治疗中出现有规则的中断现象。但是，这种特殊的病例并不妨碍对该病例的说明。

自由联想法也叫分析法，即精神分析的过程。也就是说，在自由联想的过程中，由于精神活动得到彻底的解放（相对于原来受约束而言），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都可以得到真正自由的流出。而在这样的自由流出过程中，由于排除了外来的干扰，就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自我净化过程，即出现精神活动的纯粹状态。所谓净化或纯粹状态，就是排除了一切外来因素，恢复了精神活动的本来面目。这就是说，它就是它，是真正的自身。在这样的纯净状态中，精神活动中的各种因素呈现且自动地分离出来。从而，在自由联想过程中呈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晰状态——构成精神活动的一切因素（原始的、再生的、分化的、重合的、走向复杂化的、走向简单化以致逐步消失的）都统统呈现出来了。因此，自由联想法又象筛子一样，筛出了精神活动中原来混合在一起的各种混乱因素，使我们看出了它们的原来模样。不仅如此，这个筛于还具有自动调节的作用，它的筛孔并不是一个尺寸、一样大小的，而是可因对象的不同而改变自己的尺寸。因而，它可以把精神活动混合体中的任何大小的“因子”，都顺利地流筛下来。正因为这样，自由联想法所展示的心理现象表面上很混乱，似乎毫无规律、毫无逻辑性，但实际上，它恰恰反映出精神活动本身的最原始的状态及其内在的构成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联想法就是一种分析法，就是精神分析的典型应用。 弗洛伊德在应用上述分析法的过程中，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在治疗过程中，无须医生的力量，在病人与分析者之间，就可以产生一种在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而只有在这种治疗过程中才能有的强烈的感情关系。这种关系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反面的，而且可能处于爱与恨这两种感情之间的一系列的任何一点上。弗洛伊德把这种感情关系称为病人的感情“转移”。我们在谈到催眠法的时候，曾谈到这种“转移”的现象，现在，在应用自由联想法时，弗洛伊德对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弗洛伊德指出，这种转移很快就取代了病人心中的原来的求治的愿望。只要这种转移够真切、够热烈，病人就会受制于医生的影响，并使这种作用成为左右精神分析要务 的枢纽。 这种转移，对于一个不愿尊重客观的精神活动规律的医生来说，可能会被认为是反常现象，或甚至是令人讨厌的现象。但是，对弗洛伊德来说，这种转移的发生恰恰表明精神分析法的效应。因为它表明了精神分析已把患者精神活动的真实过程疏导出来了。只要医生头脑清醒，自始至终有驾驭病人的能力，并保持乐观，就可以借此引导出病人心中受积压的各种精神因素，使之在这个缺口中宣泄出来。 如果医生不能驾驭事态的发展，惊慌失措，这种转移就会变成影响或妨碍治疗的消极因素。弗洛伊德说，当这种转移变成为一种爱意，或转变成一种恨意以后，它又成为抗性的主要工具，而可能麻痹病人的联想的力量，因而就会妨碍治疗的成功。但是，如果想规避这种作用，也是枉然之举。因为精神分析本身必然会导致感情转移，这是一种正常现象。 对于转移，要认识到它是精神分析导出来的。所谓导出，并不是造出。前者是本来就存在，只因多种原因，隐蔽下来，精神分析解除了阻碍它出现的帷幕或阻力，它就自然而然地流出。而所谓“造出”，是指本来不存在的东西而被生产出来。正因为这样，弗洛伊德明确地说：“应用精神分析而无转移现象，那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能因此认为转移是精神分析的产品，或没有精神分析就没有转移。实际上，是因为实行精神分析，才把转移现象揭露出来、分离出来。转移是人类心理生活中极普遍的一种现象，它可以决定所有医学影响力的成功与否，而且在每一个人与其人为的环境的关系中，占有极显著的地位。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它和催眠家所说的‘暗示感应性’一样，是一种动力因素。暗示感应性是催眠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而其不可预期的表现使涤清法遭遇许多的困难。同样地，当病人已不再有这种感情转移的倾向，或已转移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如导致早期性痴呆或妄想狂等，那么，想以心理学方法去影响病人也是不可能的了。”（见弗洛伊德《自传》） 由此可见，精神分析法与别的精神治疗法都应用“暗示”或“转移”作为自己的工具。但是，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对于精神分析法来说，应用暗示或转移，只是引发病人去做一件心灵上的思考工作，让他随意地思索，以克服他的转移抗力。这种思考工作，关系到他的精神状态的命运。在进行精神分析时，分析者要让病人感觉到转移的发生，要主动告诉病人：在他的转移态度中，正显示他再次经验到他在儿童退行期内自己与最早爱慕的对象之间的感情关系。要用这种说服来安慰病人，解除他的顾虑。 如果医生能真正地按这些要求去驾驭“转移”，它就可以从抗性的最强武器，一变而成为精神治疗的最佳工具。 当然，对“转移”的处理，乃是精神分析术中最难掌握的一环。只有认真地观察，有最好的忍耐，又有机敏的态度，才能抓住要领，加以实施。 弗洛伊德已经基本上把握了人类精神活动的内在规律，而这些内在规律恰恰就是在整个的梦的解析过程中总结出来的。

弗莱斯是耳鼻喉科医生，在柏林开业。他有火一般的热情，能言善辩。凡是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具有迷人的吸引力。他很喜欢跟朋友谈论世界上的任何一件事情。他具备了德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思辨性”，喜欢对他所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冥思苦索，非要追根究底不可。哲学思维和逻辑推理的习惯，往往会把他和他的朋友引入极其抽象和极其深刻的“本质”中去。但他也兼备了主观武断的作风，不喜欢听取反对意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这种狭隘的品格很快就成了导致他同弗洛伊德的友谊走向彻底破裂的隐患。 由于弗莱斯有很广泛的爱好和兴趣，所以，他在医学和生物学领域内也是多面手。正是由于他的这一特点，使他成为博学的弗洛伊德的合适对手和笔友。 一八八七年，当弗莱斯作为布洛伊尔的研究生来到维也纳的时候，他刚刚二十九岁。布洛伊尔当时很器重弗洛伊德，所以，布洛伊尔建议弗莱斯去听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系统解剖学和功能形态的讲演。 接着，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为双方的卓越见解而互相钦佩。 弗洛伊德说，在那段时期内，弗莱斯始终是他的最亲密的朋友和他的科学研究活动的最热情的支持者。 当时，弗洛伊德正进入一生中最关键的转折时期。近二十年的医学研究和实践已经把弗洛伊德从一般医学研究转向神经系统的研究，又从一般神经系统生理和病理的研究转入精神病机制和治疗的探讨和实践，最后，又从歇斯底里疾病的研究中得出了关于人类一般心理活动规律的普遍性结论。众所周知，他在这一时期，已经下定决心从歇斯底里研究转而集中探索那导致神经病的一般心理性根源，把注意力指向了人类意识生活背后的神秘精神力量——潜意识。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已把理论上的探索同自我分析的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转折时期，弗洛伊德把弗莱斯看作最亲密的朋友。因此，很自然地，弗莱斯成为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果的第一个读者和第一位听众，弗洛伊德把自己的每一个重大发现、每一个思维成果都迅速地、直率地在信中告诉给弗莱斯。 当时，弗洛伊德也正处于受排斥的时候。他在科学上的发现被医学界视为“异端”；平时热情地支持他的布洛伊尔教授也开始与他疏远。在《精神分析学的起源》一书中，弗洛伊德对弗莱斯直截了当地说：“我需要你作我的听众。” 对弗洛伊德来说，弗莱斯是一位难能可贵的鼓舞者和支持者。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道：“当我向你倾诉，又知道你也在想着有关我的某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我已开始了对某一事物的思索。……” 弗洛伊德和弗莱斯，互相分享着研究成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写的信件非常多。有时写信还不足以表达他们心里要说的话，于是他们偶而相会，面对面地叙说自己的感情和研究心得。他们自己还很幽默地说这种相会就是正式的“会议”。由于弗莱斯对于弗洛伊德在精神上的热烈支持，弗洛伊德曾把弗莱斯比作“一位魔术师”，比作能医治百病的“神医”。弗洛伊德对弗莱斯说：“只要有谁找到你治病，你就可以做到‘妙手回春’ 的功夫。” 显然，他们两人在这十多年间的密切联系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们俩有着共同的兴趣，他们在这一时期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他们俩都是犹太血统的中年医学工作者，都处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 当然，弗莱斯的处境比弗洛伊德稍微好些。他比弗洛伊德较容易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而且，他比弗洛伊德幸运，找到了一位经济上富有的妻室。正因为这样，在这段时期内，弗莱斯还成为弗洛伊德在财政上的支持者。当弗洛伊德经济上紧张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弗莱斯那里借到足够的钱。 他们俩都对广泛的人文科学问题感兴趣。在他们的信中经常讨论到莎士比亚、歌德的文学作品，也交换了他们对当代文学作品的看法。在一次通信中，弗洛伊德推荐弗莱斯看青年作家吉普林的作品《消失了的光亮》，而弗莱斯则向弗洛伊德推荐瑞士作家康拉德·费尔迪南·迈雅的小说。在相互推荐时，弗洛伊德对这两位作家都进行了细致的评论。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活动绝不是单纯的心理现象；它是人类整个社会生活的升华物和结晶。要真正地探索人类心理世界的秘密，不仅要深入研究人类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研究人类心理的形成和活动规律，而且要广泛地研究社会生活，研究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宗教、文学、艺术、历史、经济学等等。因为许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分歧恰恰就是从各个角度和各个侧面反映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理世界的。值得指出的，弗洛伊德一直特别注重文学艺术和宗教。他认为，这两个部门的研究成果可以更生动、更细腻地反映人的心理世界，反映人的感情生活。 在研究梦和潜意识心理的过程中，弗洛伊德没有忽视对原始文化的研究。他对儿童心理的重视是与他对原始文化、原始宗教、原始人心理的研究同时并进的。他对这两个领域的研究道出了几乎一致的结论，这就更有力地证实了自己的重要论断，即儿童心理具有着原始人心理的一切特点。在一八九八年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表示，他的思考远远地超出了精神治疗法。“我的思想潜行于儿童问题与超心理学问题。” 他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超心理学”，涉及到“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哲学家们争论不休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弗洛伊德从心理学家的角度深入地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见解集中地表现在他在同弗莱斯的通讯中所提出的“自我”和“超我”的理论。这一理论后来在二十年代进一步完善起来。 弗洛伊德平均每月给弗莱斯一封信。在十五年中，弗洛伊德共给弗莱斯一百五十二封信。一九二八年弗莱斯逝世，弗莱斯夫人把这些宝贵的信件全部转寄给柏林的一位出版商莱因霍尔特·斯达尔。除信以外，还有许多由弗洛伊德写的关于其著作的注释。这些文献加在一起，共有二百八十四件邮包。可见弗莱斯所储藏的有关弗洛伊德的文献是相当丰富的。出版商斯达尔收到这些文献后，没有来得及加以编辑出版就出现了纳粹政权。为了保护这些文献，斯达尔飞往巴黎，把它们全部卖给玛丽·波拿巴特夫人，售价是一百英镑。波拿巴特夫人当时是弗洛伊德的研究生。她把这些文献全部带到维也纳，并告诉了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知道后，为弗莱斯夫人出售这些文献而恼怒。弗洛伊德以犹太人特有的脾气对波拿巴特夫人说：“先把这些东西埋葬在地里一个礼拜，然后再把它挖出来。”“再以后又怎么办呢？”“再以后，你就把它扔掉！” 波拿巴特夫人深感惋惜。她取出信中的其中一段，并念给弗洛伊德听，表示这些信件所具有的科学价值。但弗洛伊德仍然坚持毁掉。幸运的是，波拿巴特夫人作出明智的独立决定，拒绝她的老师的建议，并把这些文献储藏起来。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期间，她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储藏在维也纳洛兹西尔德银行的保险柜里，并打算在一九三九年离开维也纳回巴黎时进一步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 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希特勒纳粹军队入侵奥地利。作为一家犹太人开设的银行，洛兹西尔德银行有被纳粹烧毁的危险。好在当时波拿巴特夫人得以借助希腊和丹麦公主的身分，把这些文献从银行的保险柜里取出来，然后带到巴黎。一九四一年二月，当波拿巴特夫人要离开巴黎前往希腊的时候，她又把这些文献转移到丹麦驻法公使馆储藏。接着，这些文献又历经多重周拆，才终于被转移到英国伦敦。 如果弗洛伊德致弗莱斯的信没有经历保护性处置过程，我们今天就无从了解弗洛伊德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许多重要活动。 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弗洛伊德说到他分析自己的儿童时代的梦境的情景，遗憾地表示他写出的《梦的解析》遭到了冷遇。弗洛伊德还告诉弗莱斯，他同布洛伊尔的友谊令人惋惜地“终结”了。弗洛伊德在信中说，他在有生之年将不会期望看到他自己的理论会被公认，因为这些理论成果“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时代”。 在这些信中，弗洛伊德向弗莱斯倾诉了他在自我分析阶段所经历到的“精神上的苦恼”。弗洛伊德在信中说：“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你的出现对我来说是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价值的。”一九零零年三月，弗洛伊德写信给弗莱斯说，他虽然“深深陷人了

无聊和贫穷之中，但我仍然有足够的勇气在空旷中重建我的理想”。确实，当时弗洛伊德通过梦的解析创造了“自由联想法”的精神治疗法，但除了弗莱斯一人以外，几乎没有人能认识“自由联想法”的重要意义。 在通讯中，我们还看到，弗洛伊德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进行自我分析的艰难，他亲身体会到精神治疗法会引起病人各种形式的“阻抗”，因此真正地应用精神治疗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分析了自己的梦，进行自由联想，回忆童年生活，由于体会到以往生活经验对于目前思想、感情、抱负的影响，弗洛伊德在致弗莱斯的信中表示他已经慢慢地了解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何以会经常自然地、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某些莫名其妙的焦虑和某些喜怒无常，何以会出现种种阻碍他深入思索和研究的思想障碍和心理故障。他在信中说，他的自我分析和他对病人的诊断同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揭示心理世界的奥秘。他还说，自我分析和对病人的诊治所得出的资料和分析结果是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通过病人提供的病态心理资料，通过对病人的梦的分析，使他进一步深入地了解了自己的个性。反过来，通过对自己的分析，他也开始真正地懂得促使病人发作精神病的原因。 在致弗莱斯的信中，弗洛伊德还分析了其他许多病例，并在分析中概括地叙述了他的有关儿童性欲的理论、歇斯底里和神经质的病源理论等。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一九零零年。关于他们之间的友谊的破裂原因，我们至今还不能很确切地弄清楚。很可能，破裂的原因起源于双方对重要问题的分歧意见。所有的一些具体分歧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在根本问题上的分歧的具体表现罢了。他们在性格和认识问题上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弗洛伊德在当时所以同弗莱斯保持友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弗洛伊德处于孤立的地位，他找不到其他人可以倾诉自己的观点。 当然，弗洛伊德也确实很珍视同弗莱斯的友谊，所以，在一九零零年夏天同弗莱斯在阿成西见面之后，弗洛伊德在两年时间内仍然想挽回他们的友谊，但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 弗洛伊德同弗莱斯的友谊及其通讯内容，标志着弗洛伊德个人生活及其精神分析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如果说，一八九五年《歇斯底里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建立了自己的牢固基础，那么，一九零零年《梦的解析》的发表以及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同弗莱斯的通讯来往就标志着精神分析学完成了自己的主体部分。 二十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获得国际公认的关键时期。本书以下五章将集中论述和分析精神分析学在这个关键时期的发展情况及其历史命运。

反对弗洛伊德的人的主要论据，往往是说这个学说是从分析变态心理得出的结论。实际上，这种指责在理论上是很不充分的，也不符合事实。从理论上讲，弗洛伊德在研究变态心理时，其结论也不停留在变态心理的范围，而是试图从中找寻一般心理的规律；弗洛伊德只是把研究变态心理当作研究一般心理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他所研究的是人类心理在变态心理活动中的表现。从事实上讲，弗洛伊德并不局限于研究变态心理，他始终都象重视变态心理那样重视常态心理。 一九零零年，在完成了《梦的解析》的写作之后，弗洛伊德开始集中精力研究常态心理。从这时候起，他研究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心理现象，发现在人的日常生活中也如同在梦中一样经常发生潜意识的干扰性活动。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潜意识的原始心理活动是作梦心理和精神病发作的基础，也是常态心理的基础。换句话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心理现象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了潜意识是包括常态心理和变态心理在内的一切人类心理活动的基础。弗洛伊德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总结在一九零四年发表的《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一书中。 事实证明，就连作梦时的心理活动也表现了常态心理活动规律的一部分。把作梦心理完全看作变态心理是错误的。就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已经作出结论：作梦的心理活动规律和常态的心理活动规律基本上是相似的。这就是说，不管是作梦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都是以潜意识活动为基础；而且，潜意识始终受到意识的压抑，所以，它们要以曲折的途径表现自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作梦心理也可以算作是常态心理的一部分。作梦心理的特点，仅仅在于在睡梦中，人的意识处于松懈状态，所以，潜意识才可以比常规生活以更大的比例表现出来。 弗洛伊德所著的这本《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主要是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专有名词遗忘、外国字遗忘、一般名词与字序的遗忘、童年回忆与遮蔽性记忆、语误、读误和笔误、“印象”及“决心”的遗忘、“误引行为”、“症状性行为”及“偶发行为”、“双重错失行为”和其他各种错误行为等等现象进行分析，探讨产生这些现象的心理根源，从中发掘潜意识的存在，了解“潜抑”作用的基本功能。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不仅引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材料，也引用了自己的实际经验，然后经由自我分析的方法，进行透彻的研究。过去有人把精神分析学理论神秘化，以为它深不可测。恰恰就在《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中，弗洛伊德密切地联系实际，深入浅出，使人觉得津津有味、一目了然。因此，这本书也可以算作是学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特别是潜意识理论的最好入门书。 《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的德文原版本来题为《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弗洛伊德在这本书中所采用的素材，是为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一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自始至终都会感到其中所举的例子都是自己经历过的。因此，这本书的材料更具客观性，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在弗洛伊德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介绍性文章里，他有时把这本书中重点分析的错失行为看得比梦的解析还重要。在他看来，梦境的追索虽然人人都可以作，但往往牵涉许多复杂的心理机制和程序，也带有更多的虚幻性，有时难免陷于晦涩。 此外，在这本书中，弗洛伊德还展示了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决定论思想。弗洛伊德肯定万事万物，包括人的心理活动在内，都遵循着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他和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一样（特别是和他的老师赫尔姆霍兹一样）受到严重的机械唯物论思想的影响。因此，当他肯定事物的客观规律性的时候，就把必然性绝对化，完全否定偶然性的存在。这就使他犯了决定论的错误，并最终导致命定论、宿命论。 这本书的写作和发表，并非偶然。是《梦的解析》的自然延续。其实，就在弗洛伊德撰写《梦的解析》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同时地注意到日常心理的活动规律。在《梦的解析》的最后一章《梦的程序心理》中，弗洛伊德已经较为深入地触及到“遗忘”的问题以及潜抑的问题。一八九八年，弗洛伊德还发表了《论遗忘的心理机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遗忘”问题。《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分析》这本书从一开始就继续论述《论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中的论点，继续探索“遗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