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机 一、“载道”与排佛 韩愈主张“因文明道”。早在青年时代，他已经把自己的作品称作是:“皆约六经之旨以成文，抑邪与正，辨时俗之所惑”(《上宰相书》)。后来他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词。通其词者，本乎志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词后》)。其所谓道，就是他标榜的:“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杨雄所传之道也”(《答张籍书》)。他并且提出道统的问题:“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原道》)。其实不言而喻，韩愈正是以孟轲的传人自居的。他甚至说:“天不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重答张籍书》)。然而尽管标榜道统，标榜孟轲，但韩愈的思想和孟子实在差得太远。《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即所谓人人可得而为尧舜。韩愈的《原道》却认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既然人性有这种先天的区别，那么性上品的统治阶级对性下品的劳动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也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了。他于是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命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在《圬者王承福传》里，他描述了一位被认为最安分守己的劳动者，通过这个人的口，宣称:“故君者，理我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大小，唯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镘以嬉。”这位“不敢一日舍镘”的劳动者，穷得连妻子都娶不起。韩愈却让他解释道:“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与子，皆养于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可有之也。又吾所谓劳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则心又劳也。一身而二任焉，虽圣者不可能也。”这是多么十足的奴隶哲学。倘使不安于这种命运，那就是“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济其生之欲，贪邪而亡道”，就要“丧其身”、“则诛”了。这和《孟子》所主张的“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是多么针锋相对。孟子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在韩愈这里已被阉割殆尽。孟子反对“独夫”，主张“民贵君轻”。他指责当时贫富悬殊、剥削无度的现象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杜甫最扣人心弦的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与之实一脉相承。而按照韩愈的逻辑，这些饿莩却都应归入不能出粟米以事其上的当诛之列了。《孟子》说:“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而对于这同一位纣，韩愈在他以周文王的口吻写的《拘幽操》中，却是:“鸣呼!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天王指谁？一夫纣也。可见韩愈对内提倡的是绝对的君主专制主义。对外，韩愈提倡的则是狭隘的文化闭关主义。他在《原道》中，除了泛泛地以儒家的入世精神批判了佛教的清静寂灭之说以外，主要论点还是归到“夷夏之大防”上去。他说:“《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他的《赠译经僧》一诗云:“万里休言道路赊，有谁教汝度流沙？只今中国方多事，不用无端更乱华。”连一个译经的和尚，也使他推拒而惶恐。可见他主张的实际上是盲目的排外。但他却仿效孟子的辟杨、墨，而把释老和杨墨列在一起同加排斥。从而，古文、道统与排佛三者被紧密地联系起来，自命为道统继承者的韩愈就成了当代的孟轲，他的文化闭关主义就穿上了体面的外衣，他自己也就登上了“正人心，息邪说”的一代宗师的位置。 

元和十四年(819年)，遇上了宪宗自凤翔迎佛骨入禁中之事。此举引起朝野震动，长安士庶奔走云集，“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韩愈一向以排佛自诩，如今一节指骨使都人若狂，自不应保持缄默，于是写出了他那篇有名的《谏佛骨表》。但如汤用彤先生在《隋唐佛教史稿》中所指出的:“上表反佛者，唐朝实代有其人。”如傅奕、狄仁杰、李峤、张廷珪、苏瓖、韦嗣立、桓彦范、裴漼、姚崇、张镐、高郢、裴垍等不下二十余人。韩愈谏表中的论点，并未超出各家已谈到的范围。表中说事佛的皇帝“运祚不长”而引起宪宗震怒的那一部分，其内容亦略见于傅奕的《排佛表》与姚崇的《治令》。可是这位于一年之后就死在宦官陈弘志手里的宪宗皇帝，此时因为迷信方士，多服金丹，脾气相当暴燥，尤其忌讳听到说信佛的人要早死。开始，他想处韩愈以极刑，经裴度、崔群等人的多方缓颊，才把韩愈贬为潮州刺史。这年正月，他冒着严寒上路。途经蓝关时，遇到侄孙韩湘，在风雪漫漫、前路迢迢的鞍马倥偬之中，他写出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首诗悲壮苍凉，颔联尤称名句。尾联的气氛虽稍衰飒，但也包含着埋骨边徼的献身精神。后来林则徐因鸦片战争获谴时所写《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一诗的颔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便有从韩诗中脱化出来的痕迹。两诗词义之严正虽相若，而林诗音节之铿锵则稍逊。但林则徐在逆境中不负其生平之志。韩愈则不然。及至走到广东的曾江口，他再写给韩湘的诗，口吻就变成:“嗟我亦拙谋，致身落南蛮。茫然失所诣，无路何能还!”完全为自己的弄巧成拙而懊丧之不迭了。 到了潮洲以后，韩愈先是写了《谢上表》，承认自己“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词甚哀切。接着就有所谓“作文驱鳄”之事。《新唐书·韩愈传》云:“愈初至潮，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这就是后来被苏轼誉为“约束鲛鳄如驱羊”的豪举。然而据蒋超柏《南漘楛语》说:“韩愈到潮州，作文驱鳄，西徙六十里，仍复为害。后有刺史以毒法杀之，鳄害乃绝，盖著之粤中见闻云尔。其人姓名无可考，可惜也。天下事大抵如是，文人最工于弋誉，实惠多隐而弗传。”其实连“西徙六十里”也不可信；“乃复为害”，足为明证。作文驱鳄不过是韩愈“弋誉”的手法而已。 再看韩愈到潮州以后对佛教的态度。韩愈于元和十四年三月二十五日抵潮州，四月七日，这位仆仆万里远道而来的新刺史，这位以排佛鸣世的儒家道统继承人，就给当地一位著名的和尚大颠写信说:“久闻道德，切思见颜。缘昨到来，未获参谒。倘能暂垂见过，实为多幸。”六月初三日的信上又说:“侧承道高，思获披接。”可见至此时韩愈尚未被大颠接见。直到七月十五日的信上，才有“惠匀至辱答问，珍悚无以。所示广大深迥，非造次可谕。”算是达到了相见的目的。佛法究竟广大深迥与否，此处不具论。但韩愈的态度变化之快，则殊可惊人。这时他全然不顾半年前所说的:“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了。而这种变化，只能被看作是他忏悔的表示。 经过这些努力，当年十月，韩愈改授袁授州刺史。第二年穆宗即位，九月间他被召还为国子祭酒。官运既然复振，佛法不必再提。十月间他在北归途中写给孟简的信里，口吻就变成:“有人传愈近少信释氏，此传者之妄也。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类君子邪？小人邪？”于是，“论甚宏博”的大颠，又成为“与之语，虽不尽解”了。刚被赞美为“广大深迥”的佛教，也又变成“夷狄之教”，“不仁甚矣”。“释老之害，过于杨墨”，“杨墨交乱，而圣贤之道不明，则三纲沦而九法斁，礼乐崩而夷狄横，几何其不为禽兽也。”骂得一钱不值了。 

韩愈不是提倡古文吗，可是当他作了大官以后，却教训青年要写好时文以干求爵禄。他在《答窦秀才书》中说:“足下年少才俊，词雅而气锐，当朝廷求贤如不及之时，当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数寸之管，书盈尺之纸，高可以钓爵位，循次而进，亦不失万一于甲科。”这是他在向青年一代推销他的急于功名的人生哲学。即便对自己的儿子，他灌注的也是这一套:“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两家各生子，提孩巧相如。少长相嬉戏，不殊同队鱼。年至十二三，头角稍相疏。二十渐乖张，清沟映污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飞黄腾踏去，不能顾蟾蜍。一为马前卒，鞭背生虫蛆。一为公与相，潭潭府中居。问之何因尔？学与不学欤”(《示儿》)。就连奉韩愈为“百世师”的苏轼读了这些诗，也只得说:“退之《示儿》诗，……所示皆利禄事也。至老杜则不然，其《示宗武》……所示皆圣贤事也。”杜甫受封建正统思想的支配，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但与急于功名的韩愈，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急于功名，目的当然是为了作官。但作了官又为什么呢？柳宗元曾质问他，难道只是为了“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与韩愈论史官书》)？然而实际上，韩愈的答案正是如此。他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曾勾画出他所憧憬的大丈夫即大官的生活轮廓:“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命。”这和他在《原道》里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而在朝堂之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在私生活中，则要有“曲眉丰颊，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裾，翳长袖，粉白面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妬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他认为这才是“大丈夫之遇知天子，用力于当事者之所为也。”这和孟子说的:“堂高数仞，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是多么鲜明的对照。但韩愈却正是在努力实现着这些目标。 北宋初人陶谷在《清异录》中说:“昌黎公愈晚年颇亲脂粉，有绛桃、柳枝二爱妾(张籍《哭退之》中:“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者，即此二人。王谠《唐语林》卷六亦记其事)。……故事，用硫黄搅粥饭啖鸡男……千日后烹庖，名‘火灵库’……愈间日进一只焉。”结果中毒而死。所以白居易在《思旧》中说:“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后来韩愈的崇拜者为了回护他，千方百计为之洗刷。钱大听《十驾斋养新录》中引方崧卿说，认为白诗中所称之退之，就是他在《卫府君墓志》中发现的卫退之。但卫退之并非香山俦侣，不可能作为《思旧》诗中所缅怀的故旧，故其说纯属牵附。何况韩愈曾为饵药之事请教过当时著名的“服食”专家周君巢，《寄随州周员外》一诗中有“金丹别后知传得，乞取刀圭救病身。”可以作为韩愈从事此道的本证。但与因服食丧生的腐朽贵族有所不同的是，韩愈曾“义正词严”地反对过服食。长庆三年(823年)，即韩愈逝世前一年，他写的《李干墓志》中就举出了六、七个因服食而丧生的人。并说:“余不知服食说自何世起，杀人不可计，而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及且死，又悔。呜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这位把服药之弊谴责得如此痛快的韩愈本人，转年竟步其后尘，自戕而死。“听其言而观其行”，不禁使人惋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