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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概有三种缓和的方法:极大地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视自己的痛苦;替代性的满足,它可以减少痛苦;致醉物,它可以麻痹我们对痛苦的感觉。这类办法是不可缺少的②。伏尔泰在《天真》结尾中劝告人们种植花草,就想到了转移注意力的方法;科学活动也是这类转移。艺术所提供的替代性满足是与现实相对的幻想,但是这些幻想在心理上产 ①没有找到这句话的出处。 ②在《虔诚的海伦》中,威海姆。布施在较低的水平上谈到了同样的情况:“有忧愁的人也有白兰地。” 生了影响,因为想象在精神生活中起着作用。致醉物影响到我们的肉体,改变了它的化学物质。在这些方法之中,找到宗教所在的位置是不容易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一些。 人类生活的目的这个问题被提出过无数次,但却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根本就没有这种答案。一些提问的人说,如果事实上生活是没有目的的,那么一切对人们便都失去了价值。 但是,即使这样也不会改变什么。 相反,看起来人们好像有权利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它似乎是人类自以为是的产物,这种自以为是的许多其他的表现已为我们所熟知了。没有人谈论动物的生活目的,除非把它说成是为人类服务的。但是,这种观点也站不住脚。因为,许多动物对人类并没有益处,人类只不过是对它们进行描述、归类、研究而已;许多动物种类甚至连这种用途也没有,因为在人类看到它们之前,它们就消亡了。宗教再一次表明只有它才能回答生活的目的。生活是有目的的观点随着宗教制度而兴衰——这个推断几乎是不会错的。 因此,我们现在看看规模小一些的问题——人们本身的行为表现了什么样的生活目的。他们向生活要求什么?希望实现些什么?答案几乎毫无疑问是追求幸福。他们想变得幸福并保持幸福。 这种追求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它旨在消除痛苦和不快;另一方面,旨在获得极其快乐的感觉。 从狭义上讲,“幸福”这个词只指后者。与人的目的的两分法相一致,人的活动可以朝两个方向发展,其根据在于人的活动所要实现的主要目的甚至唯一目的是哪一个目的。 显而易见,决定生产目的的只是快乐原则的意图。这个原则从一开始就控制了精神器官的活动。它的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的意图是与整个世界(包括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相悖。人们倾向于认为人类应该“幸福”的考虑并不包括在上帝“创世”的计划中。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说,我们所说的幸福(相当突然地)产生于被深深压抑的那些需要的满足。 而且从本质上讲,这种幸福只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 当快乐原则所渴望的某种状况被延长时,它就只能产生微弱的满足。我们的天性决定了我们的强烈享受感只能产生于对比,而不能产生于事物的一种状态中①。因此,我们幸福的可能性已经被我们本身的气质所限制了。相对来说,不幸则是很容易体验到的。我们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痛苦的威胁:来自我们的肉体,它注定要衰老和死亡,而且,如果我们的肉体失去了疼痛、焦虑这些警告信号,它甚至就不可能存在;来自外部世界,它可能毫不留情地以摧枯拉朽的破坏势力与我们抗争;来自人际关系。人际关系方面的痛苦大概比前两个更厉害。我们时常把它看成是毫无道理的附加物,尽管它与其它的两个一样,都是命里注定的。 如果在这些痛苦的压力下,人们习惯于改变他们对幸福的要求,就如同快乐原则受到外界影响实际上变成了更有节制的现实原则一样;如果人们认为仅仅摆脱了不幸或经受住了痛苦的打击,自己就是幸福的;如果一般说来避免痛苦的任务使获得快乐的任务降到次要位置上,那么,这些都是不 ①歌德甚至告诫我们:“没有比长时期的风和日丽更难忍的了。”但是,这也许是夸张的说法。 足为奇的。思考表明追求幸福的任务的实现可以采取非常不同的途径;所有这些途径都已受到各种处世哲学的推荐,并被人们所采用。无节制地满足一切需要是最动人心魄的生活方式。但是,这意味着把享乐置于谨慎之前,这样做很快就会带来恶果。其它以避免不快为主要目的的方式由于它们所关注的不快的根源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些方式是极端的,有些是适中的,有些是片面的,有些同时从几个角度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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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人际关系所产生的痛苦的最容易的保护措施是自动离群索居。这个途径所带来的幸福显而易见是静谧的幸福。面对可怕的外部世界,如果你想单枪匹马地保护自己,你就只能躲开它。事实上,还有一个更好的途径,即成为人类集团的一分子,然后,借助于科学指导下的技术,向自然发起进攻,使它服从人的意志。那么,你就是在与大家一起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工作。但是,避免痛苦的最有趣的方式是对自己的有机体本身施加影响。总之,所有的痛苦都只不过是感觉;只有我们感觉到了,它才存在,而且只有当我们的有机体受到某些方式的调节后,我们才能感觉到。 在这些具有影响的方法中,最残酷也是最有效的是化学方法——致醉作用。我想谁也没有完全认识到它的机制,但是事实是,有些异样的物质一旦出现在血液或人体组织中,就会直接引起快感;这些异样物质还可以改变控制我们的感觉能力的条件,使我们感受不到不快的冲动。这两种影响不仅同时出现,而且休戚相关。但是,在我们身体的化学结构中,也一定存在着具有相同影响的物质。因为,我们至少知道一种病症即狂躁症,在没有施用任何致醉药物时,就出现了与醉状相同的情况。除此之外,在我们正常的精神生活中,还存在着在比较容易释放的快乐与比较不易释放的快乐这两者之间的摆动,与这种摆动相对应的是接受不快的程度的减少或增加。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今天的科学研究还不能解释精神过程的这种中毒情况。在追求幸福和避免痛苦中,致醉媒介大有益处。它所起的作用受到了高度的赞赏,个体和各个氏族都在他们对利比多的有效利用中(economicsoftheirliAbido)给予它特定的地位。 我们之所以感谢这种媒介,不仅因为它能即刻产生快乐,而且还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强烈要求摆脱外界的渴望。因为,人们知道在这种“解忧物”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都躲开现实的压力,在自己的世界里找到具有更好的感受条件的避难地。众所周知,正是致醉物的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它们的危险性和伤害性。 在某种情况下,它们应该对大量能量的浪费负责,这些能量原本是可以用来改善人类命运的。 但是,我们神经器官的复杂结构也接受所有其它的影响。 正如本能的满足给予我们幸福一样,如果外界让我们挨饿,如果它拒绝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也会感到剧烈的痛苦。 因此,人们可能想要通过影响本能冲动来摆脱一部分痛苦。这种防备痛苦的方式不再是对感觉器官施加影响,而是要掌握我们的需要的内在根源。这种防备痛苦的方式是扼杀本能。这就像东方处世哲学所说的和瑜伽术所实行的一样。如果这种方法成功了,主体实际上也就放弃了其它一切活动,他已经牺牲了他的生活。通过这另一种途径,他又一次获得了静谧的幸福。 如果我们的目的不过分,只是要控制我们的本能生活, 我们可以采用同样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因素是较高的心理机制,它们都已经服从于现实原则。在这里,满足的目的绝对没有放弃,但是对痛苦的防备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因为在本能处于依附地位的情况下,就像本能不受节制的情况一样,人们是不会很强烈地感到不满的。与此相对,享乐的可能性当然也就减少了。通过满足没有受到自我控制的不驯服的本能冲动所产生的幸福感,相对来说比通过满足受到自我控制的本能所带来的幸福感更强烈。反常本能(perverseinstincts)的不可抵抗性,而且一般来说可能也包括被禁物的吸引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简洁的解释。 另一种躲避痛苦的办法是转移利比多。我们的神经器官是允许这种转移的;通过这种转移,利比多的作用就获得了很大的灵活性。现在的任务是用上述方法使利比多本能的目的发生变化,让它们不再受到来自外部世界的挫折。这就要借助于本能的升华。如果人们能增加心理和脑力活动所产生的快乐,他们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时,命运对他们也无可奈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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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弱点是,当我们爱时,我们在防备痛苦方面比在任何时候都束手无策;当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爱的对象或它的爱时,我们比在任何时候都感到痛苦而又孤独无援。但是,这并不否定建立在爱的价值基础之上的、作为达到幸福的一种手段的生活方式。关于这点还有许多话要讲。 在这时,我们可以接着探讨一个有趣的情况,即生活中的幸福主要是在对美的享受中得到的,无论美以什么形式——人类形体和姿态的美,自然物体和风景的美,艺术创作甚至科学创造的美——被我们所感知和评价都不例外。这种对生活目标的美学态度是不能抵御痛苦的威胁的,但是它能弥补很多东西。美的享受有一种独特的令人微醉的感觉;美没有显而易见的用途,也没有明确的文化上的必要性。 但是,文明不能缺少它。美学所要探讨的是在什么情况下事物才被人们感觉为美;但是,它不能解释美的本质和根源,而且,正像时常出现的情况一样,这种失败被夸张而空洞的浩瀚词藻所掩盖。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几乎没有谈论到美。唯一可以肯定的便是美是性感情领域(sexualfeling)的派生物,对美的热爱是目的受到控制的冲动的最好的例子。 “美”和“吸引”最初都是性对象的特性。这里值得指出的是虽然观看生殖器可以令人兴奋,但是生殖器本身不能被看成是美的;相反,美的性质似乎与某些次要的性特征相关。 尽管我的上述列举不全面〔见第39页〕,我还要斗胆说几句来作为我探讨的结论。快乐原则迫使我们接受的实现幸福的意图〔见第31页〕是不能实现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实际上也不可能不通过某些手段来努力使快乐原则的意图接近于实现。通向幸福的道路是迥异的;我们或者可以把重点放在这个目的的积极的一面,即获得快乐的一面,或者可以把重点放在消极的一面,即避免不幸的一面。这两条道路都不能够使我们获得我们所企望的一切。在较弱的意义上——我们认为在这种意义上幸福是可能达到的——幸福就是个人利比多的有效利用问题。 适用于每个人的金钥匙是不存在的。 每个人都必须自己寻找能够拯救他的特定方式①。各种不同的因素都能影响个人的选择。问题在于他从外部世界中能有希 ①〔这是借用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话(FredicktheGreat):“在我的国度里,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方式得到拯救。”弗洛伊德不久前在《非专业分析》(LayAnalyisi)中引用过它(1926年e),标准版,第26卷第236页。〕 望得到多少真正的满足,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外部世界,感到能有多大的力量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外部世界。这里起着决定作用的是个人的心理特性,与外部环境没有关系。注重爱的人首先注意的是他与其他人的感情关系;自恋的人喜欢自给自足,在内部精神过程中寻找主要的满足;重视行动的人永远也不会放弃他能够借以尝试他的力量的外部世界①。 在这些类型的第二类中,个人的才能特性以及他所能达到的本能升华的程度决定着他的兴趣所在。任何极端的选择都要受到惩罚,因为如果被唯一选中的生活方式证明不充分,那么个体就处于危险状态中。正如谨慎的商人不把所有的资本投在一项事业上,处世哲学大概也会劝告我们不要把所有的满足都寄托在一个抱负上。它的成功是不能卜测的,因为它取决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或者就取决于心理素质使本身的作用适应环境、然后再利用环境创造快乐的能力。如果一个人的本能素质天生就不好,又没有真正经受过对他的日后成功是必不可少的利比多成分的转变和重新组合,他就很难从外部世界中获得幸福,尤其在他遇到艰巨任务的时候,作为最差的一种生活方式(它至少可以使他获得一些满足的代替物),他可以逃入神经病状态:在他年轻时,他通常能够实现这种逃脱。
2007年02月22日 14点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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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据说弗洛伊德大师晚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家里蹲,据说是因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怒之下把自己关起来,连朋友儿女都不见.看来心理问题还真是普遍,连大师也不能幸免
2007年03月06日 07点0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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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和第二都是可以认为是移情效果的体现,从某种程度上也就阿Q精神的正确用法吧。第三个是创造瘾君子的捷径,相当多的人对致幻药物没有抵抗力呢。换种说法也就是,抛弃这个社会的道德观的人,也许能更大程度的感受幸福吧。如果足够聪明的话。
2012年01月12日 11点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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