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两个半天，在“新华书城”浏览完韩石山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书名应该源于“少不读‘水游’老不读‘三国’”。少不读《水浒》，是因它写绿林英雄好汉，年轻人容易效仿而心生冲动，而《三国》集外交、权谋、智慧于一体，读了对人生有大的助益。此说，含有劝谕的性质。　　韩著之取名，是指鲁迅是中国最后一个国学大师（此为韩的界定），其文字后学不易读懂，也不容易仿效，而胡适之文体，才是中国真正的白话文，其学理也是倡导民主与科学，最适合年轻人诵读与启蒙。上年纪读鲁迅，因对人世有更深的体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鲁迅之博大与精深。前者属打破旧的秩序很激进，破多立少，后者属对中国的建设，有切实的思想，破中有立。此书是比较文化的研究，对传主限定在一九二七年（即鲁迅未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以前。此前，鲁属“托尼思想、魏晋风骨”），设此时段来对比研究是比较科学的。主要研究鲁迅与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及作用。并以大量的资料来佐证：蔡元培是领袖，鲁与胡是主将。在研究大量资料（附录列有二三十种鲁与胡的专著）的基础上，经过梳理、辨析、力争还原到当时历史的具体语境，揭开此前鲁学研究中具有神化色彩的神秘面纱，把他们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虽有创见及新的发现，但书的封面有“令鲁学界为之汗颜的书”之宣传语，给人以言过其实的炒作之嫌。　　胡适的“少讲主义，多作实事”，在上个世纪是长期被批判的对象，并把他斥责为改良主义者。但韩著给予了历史性的还原，引述了全文，有理有据，起到了拨乱反正之效果。　　胡有一联：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　　下联“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长期为世人忽略而被断章取义。唯有不割裂，才能全面地认识、评价胡适，从而全面窥见他治学之道的整体风采。　　胡适研究学问，一以贯之地讲一个“通”字，想必源之于“融会贯通”。　　每个人读书的目的不同，所喜好的书也不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仪的偶像与经典。经典难以数计，适合一个人、值得他反复读、常读常新的，也就只有那么几部或几十部。经典之于每一个个体，是因人而异，也是需要因缘际会的。或许一个大家的某一句话与内心共鸣产生的契合，就会引发一个人把他（她）及其著作视为自己心中的偶像与经典。　　胡适的一个“通”字，之于我犹如喜逢老友，豁然开朗，好似印证和肯定我的读书之法上了个台阶，是不是我真的开始步入了治学的门径？反正，对于“通”字，我深有感触。世间之理，源起于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再玄妙的奇思异想，皆是简单至理的叠加、组合与变化。精一门，一通则百通，但前提必须得思、得悟。唯有借鉴、遵循前人经验的结晶，方能事半而功倍，读贵多思，使我受益多多，我是深获其回报的。学中文，无非是学中文的思维方式，搞通对汉字的理解与表达，也就是深入到汉文化的体系中，去探求音、形、义之美，以传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在我看来，读书的能力与写作是成正比的。读书是写文章的必要的准备之一，先有读贵多思达到的“通”，也才会有写文章的“通”。关于写文章，胡适说：先得文法，再把话写明白晓畅，就叫“通”。写诗如此，写文章亦如此。　　“通”源于多思，源于实践，也源于前人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易中天在“品《三国》”中说诸葛亮做事非常认真（凡事事必躬亲），但他读书却是只“观其大略”，也就是说一目十行，且是“不求甚解”。但他何以又成为饱学之士呢？易说，诸葛亮其实是会读书。“观其大略”，就是抓住了书中的精髓，不为书中小的事情与问题，纠缠不休。此之谓：正如战略家的不为一城一池之得失而计较，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如不是做学问，非得字斟句酌，那么，诸葛亮这种读书法是值得提倡、效法的。　　我以为，“观其大略”，一可提高效率，节约时间而博览群书；二可，在长期速读的基础上，练就一双洞察事物本质的慧眼。但离不开“读贵多思”这个必不可少筛选、处理信息的工作。即使再具有天赋的人，他的装满知识的大脑，如不腾出足够的时间来促进自己的思考力，他的才华也会逐渐失色而被自己的懒惰所扼杀。“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　　“作家以想象力成全思考，学者以知识积累促进思考”（摩罗语），唯有不懈地思考与追问，方能在不断地读、写实践中，日积月累，不断精进。读贵多思，是质疑、解除疑难的钥匙；读贵多思，是知识深化、系统的催化剂；读贵多思，是一块块走向成功的铺路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