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叶盛兰往事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他是甲寅年生人，属虎。叶盛兰的性子也真有点儿虎性。从落地起性子就烈，喂奶稍微晚了点儿，就哭个没完，甚至能哭得闭过气去。小时候念私塾也要强，功课若背不下来，宁可不吃不喝也不睡，实在困得不行，就用拳头捶自己的头。到了科班，还是这个脾气。为了打好武功底子，他从来不跟大伙一块儿睡午觉。每日中午，他都主动给自己加一遍功。叶盛兰常说：“唱戏的没腰、没腿（即无腰功、无腿功），到了台上怎么亮相都不好看。”　　叶盛兰原在北平师大附小念书，十一岁入“富连成”社，因有一副姣好的面容，便学旦角。青衣、武旦、刀马旦都拿得起。非但拿得起，还真都不错呢。但是不久发现他妩媚不足，英气有余。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京剧小生人才奇缺，后改学小生，自己对小生也很感兴趣，发奋用功。举凡小生各种功如扇子、袍带、纱帽、翎子、靠把，他都学会了，唱做皆优，文武兼擅。加之人又敬业，每一场戏，都是全力以赴，难怪人们要称赞他是中国京剧第一小生了。祖籍在杏花春雨的江南，成长在风霜凛冽的北国，江南的水气与北国的长风同时融入了他的气质，外表兼具北雄南秀。面庞白皙，两道剑眉通鼻梁，十足地挑起了男子汉的英风飒气。眉宇间那股端凝沉稳之气，竟如深潭静水，潋滟袭人。

叶盛兰脾气大。这个大脾气，一直保留到1957年夏季。我曾问同事：“为什么叶盛兰有那么大的脾气？”　　同事瞥了我一眼，说：“是角儿，就都有脾气，那些跑龙套的倒是没脾气。”　　叶盛兰还在“富连成”科班效力的时候，慧眼识人的马连良就“盯上”他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马连良便邀请他客串《群英会—借东风》里的周瑜，并大肆宣传，厚给酬劳。这种名利双收的情况，使年轻的叶盛兰受宠若惊。他的父亲，“富连成”社长叶春善也觉得自己的儿子能在“扶风社”大班演出，是多么风光体面。要知道，科班学生出科（即毕业）以后的出路，就是搭班唱戏的卖艺生涯。如今有马连良亲自来请，有“扶风社”这样有名的大班来约，待遇优厚，当然是求之不得，叶家一口答应。也就从1933年起，到1948年，叶盛兰与马连良搭档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整整合作了十五个年头。那时的“扶风社”有马连良、张君秋、叶盛兰、刘连荣、马富禄，人称“五虎上将”，在菊坛可算得打遍天下无敌手了。　　也算“富连成”门徒的梅兰芳，也格外关照这个小师弟。1933年秋在上海大舞台与之合演了一场《奇双会》，使叶盛兰红遍上海滩。上海观众说：“好些年了，没见到这么好的小生呀！”　　叶盛兰喜阅读。他不看闲书，而是阅读与唱戏相关的著作。在对剧本的研究上下过许多工夫。比如为唱好《监酒令》，他通读了《西汉演义》，终于唱出了主人公朱虚侯刘章的凛然正气。马连良听了他吊嗓时的刘章四句唱，非常感动。这个戏在天津公演的时候，一向重视整体形象的马连良看到舞台上供刘章夜巡用的红灯笼，是一个用红绿布糊的直径只有五寸的小圆筒儿，便觉小气，不匹配叶盛兰挺拔嘹亮、气贯长虹的表演，于是，连夜派人到北京专门做四个大红纱质的宫灯。这宫灯，立刻烘托出舞台的气势。

个世纪80年代，吴祖光曾问过我：“诒和，你看过叶盛兰的《南界关》（又名《战寿春》）吗？”　　我摇摇头，说：“没看过。”“那你就太遗憾了！”“我看过他的罗成、周瑜、吕布，也不遗憾了。”吴祖光说：“遗憾！没看过他的《南界关》，就都遗憾。”　　经他介绍，我才知道：叶盛兰在这个戏里扮演守将刘仁瞻之妻徐氏，是反串青衣。最后一场是守城之战，又是十足的刀马旦———讲到这里，吴祖光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一场的激烈程度，是我看武旦戏从来没有过的，至今也没有见过第二个人演过这出戏。总之，叶盛兰即使反串，也是一流！”　　听他这么一说，我立马觉得自己太遗憾了，而且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京剧历史上老生挑班挂头牌（京剧戏班演员的一种。俗称挂头牌的、挑大梁的、台柱子，即有艺术造诣，有影响力、号召力的领衔演员。在广告、海报及演出牌子上其姓名及所演剧目均置于最显要处。演出时一般都演大轴戏），是名正言顺；后来顺应潮流，由青衣组班挑大梁。而抗战胜利后（约在1948年左右），叶盛兰在中国京剧史上第一次以小生行当挂头牌组班演出了。这是他的雄心壮志，也是他的实力所致。他的班社叫“育化社”，意思是戏剧以教育感化为务。

自己当班主，什么都得担待着。好在他事无巨细，都责无旁贷，艺术上又有容人之量。日常生活里，他脾气大，但绝不平白无故地乱发脾气。　　一次，他与程（砚秋）派弟子王吟秋合作演出《吕布与貂婵》。演出头一天，票已售出过半。他突然接到王吟秋的电话，说：“貂婵要唱八句‘慢板’（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　　叶盛兰想也没想，便说：“自然的。”　　过一会儿，来了第二个电话，说：“后面唱‘二六’（京剧唱腔的一种板式）时，我要舞绸子的。”　　叶盛兰同意了，说：“好。”　　晚上，又来第三个电话，说：“我不唱后面《白门楼》，那里的貂婵是二旦（即次于主要角色的二路旦角）的活儿。”叶盛兰也点了头，只好再找个二牌旦角，为此，还要再多开一份儿包银（京剧戏班每场付给演员的酬劳）。　　为了艺术，他用的下手活儿都是上乘的，故而开支相当大。票房收入虽然不少，但自己所得并不太多。到了1948年，京剧界的好角儿已如繁星万点，有明也有灭。就在这样境况下，叶盛兰非常红火。可以说，他和他的育化社每唱一场，都费尽心思。　　日常生活中，叶盛兰也是温文尔雅，一表人才，只是他眼睛近视。别看他的台上眼神好，那是表演，在做戏。在台下，因为高度近视，熟人、同事从身边过，他因为分辨不出而未打招呼，无形中得罪了人。后经朋友劝导，他才配了眼镜。这样，得罪人的事就没有再发生了。

一次，齐崧先生在上海飞达西餐厅吃午茶，巧遇叶盛兰。飞达当时是上海有名的饮茶胜地，也是文人荟萃之所，和天津的起士林差不多。每至下午四点左右，宾客常满，仕女如云，后至者须站班等候。叶盛兰正陪着两位小姐，看见齐崧便起身过来招呼。齐崧遂问他住在哪里，是否和三哥（盛章）在一起。　　叶盛兰答：“我没有一定的落脚的地方，有约最好是到‘黄金’后台见面。”　　见他说话时略带忸怩之色，心里明白的齐崧自不多问。望望那边的女士，齐又问：“那两位小姐是新交还是旧友？”　　叶笑着说：“我们刚认识不久。”　　“听说你的女朋友多得很呢，每天换一个都来不及，可有此话？”　　叶盛兰红了脸，笑答：“七爷（即齐崧），怎么您也会开玩笑了。每天我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没有，哪儿还有空儿交女朋友呀！”　　齐崧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少认识几个，就有工夫吃饭睡觉了。”　　总之，成名于三四十年代的叶盛兰也是吃喝玩乐的内行。在这方面，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和上一代艺人有所不同。上一代名伶多少秉承了古代名士寄情花木、把玩金石、收藏书画古董等雅癖。而他们这一代，则以一半正经、一半玩赏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一切了。除了打牌、下烟馆，他们还穿洋服，喝咖啡，近女色，去舞厅，骑大马，牵洋狗，抽雪茄。这种“资产阶级情调”和市民文化的洋场特征也叫随势而变吧！因那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的殖民化时期。他们非但不讳言物质欲望，且极能适应现代物质文化之潮流。上海小报说“叶盛兰是台下台下，都有名角风度”。其实不单是他，很多的公子、阔少、文人、名伶都以这样的方式生活，台上风流，台下也风流。某些颓唐行为当然为正人君子所不齿，但在世俗社会里仍视为正常，而并非堕落。只要你接触的艺人多了，就会知道：在其放浪形骸的内里，也有着传统道德的支撑。

1948年的年底，北京陷入了围城。物价飞涨，人心浮动，戏也就不好唱了。前途难测，艺人们的情绪非常低落。大家凑在一起，常以打牌消磨时间，或麻将，或扑克。那时的钞票就跟废纸差不多。手里还有几个钱，他们的赌注就改成用“黄（黄金）、白（银元）、绿（美元）”轮流在各家玩，其中，也有叶家。　　1948年12月13日，这天下午，李少春、赵荣琛一同骑自行车到叶盛兰家打牌。吃过晚饭接着打，到了11点多钟，突然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把玻璃都震得嗡嗡直响。接着，电灯就灭了。叶夫人让仆妇点上煤油灯和蜡烛。不一会儿，灯又亮了。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还接着打。到了凌晨一点多，再听到爆炸般的巨响，电灯再度熄灭。艺人们面面相觑，谁也没心思再打了。梨园行大多住在城南（今天的宣武区），彼此相距不远，即使徒步回家也很方便。唯有李少春、赵荣琛住得远点。从前的北京，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关城门。他俩一路行来，发现和平门关了，前门关了，崇文门关了……看来这是要出大事了。艺人们这下心里真慌了，每个人都在各自掂量，叶氏家族掂量的结果是等待。

叶盛兰命运的大转折，发生在1957年夏季。　　5月下旬，父母派人与叶氏兄弟联络，动员他们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27日，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叶盛长表示自己很愿意参加，并同时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章伯钧能直接和四哥叶盛兰见面。一是能否在中国京剧院建立民主党派的支部。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因为自己实在抽不出身，当日下午便让李健生赶来和叶氏兄弟见面。　　6月5日，由叶恭绰、李伯球、李健生、李万春等主持的戏曲界整风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后来，不顾牙痛的父亲和农工中央副主席黄琪翔也赶来参加。　　在座谈会上，叶盛兰第一个发言。他说，梅兰芳虽是中国京剧院院长，但实际上是有职无权，马少波等党政干部独揽大权，不懂装懂。京剧院的矛盾重重，工作一团糟。造成这样的情况，党的领导机构要负责。他的发言，更多地集中在戏曲改革的方向问题上。他说：中国京剧院的剧目是照着延安的《三打祝家庄》的路子搞，还是应该保持京剧原有的风貌？有一个剧种演《白毛女》就行了，不能叫所有剧种都唱《白毛女》。　　宴罢，叶盛兰等人决定去叶盛长家小憩。初夏的夜晚，老树婆娑，柳丝低垂，峨峨宫墙城阙隐约于苍烟暮霭之中。心情颇好的叶盛兰感叹道：“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痛快的一天。”　　三天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只与章伯钧谈了一次话、吃了一顿饭的叶盛兰，连参加中国农工民主党的申请表还没来得及填写，即成为中国戏曲界仅次于张伯驹、吴祖光的右派分子，成为章伯钧伸向中国京剧界的”罪恶黑手“。

“反右”以后，画家许麟庐、萧盛萱和叶盛兰三个人有机会聚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越说越高兴。许先生提议说：“咱们也唱两段，玩玩吧。”　　自然是许麟庐先唱，接着是萧盛萱，最后是叶盛兰。这个唱一辈子戏，以戏为业的人一张嘴，竟不搭调。除了不搭调，嗓子怎么也不行了？他自语道：“完了，我完了。我的艺术也完了。”　　面对叶盛兰的震惊和伤感，没有谁可以宽慰。是呀，艺术家即使再有名气和成就，一场政治运动下来，管保叫你光泽敛尽。从此叶盛兰的气候，四季只剩了一季。地是恒常的冬，永远缩手缩脚。这个“缩”，不只是四肢，还有灵魂。

1957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装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装室的旮旯儿——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二百瓦大灯，现在是十五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叶盛兰明白，这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叶盛兰明白，这也是在剧院领导指示下干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装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说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1959年国庆十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象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1959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的大将华云龙，说个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摘了帽的叶盛兰，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先生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袁世海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撤。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那些把叶盛兰往死里整的人也不想想。　　20世纪60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1976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1978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我还记得上来。”“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1957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1979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1978年6月15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1979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

谢谢你，让我可以看到它，我已复制下来，等慢慢看了再加评论。

真是想不到叶盛兰先生还有这样一段凄惨的经历.这真是天意弄人.辉煌过后的衰落恐怕更加令他难以承受.他的惨死更是京剧史上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