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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汁社区
楼主
最近，不少人开始了对于官方“项目”与“发展”的反思：为何这些项目，在官方的眼里，应该是受到民众广泛支持与喝彩的，却引发反对乃至反抗？在这个“发展”占据社会制高点的时候，发展就好像具有天然的、至上的合法性，反对者、抗议者就成为了逆时代潮流。发展主义 近一两个世纪，发展主义成为统治全球的最强大主义，强大到全世界都在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来分类，发展成为不要理由的、绝对正当性理念。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陷入狂躁式的发展焦虑症中，“赶美超英”也是这种焦虑症的极端体现。这种发展理念，全然罔顾发展背后的代价，比如对大自然的破坏，对资源的透支，甚至对人类本身的摧残。直到21世纪伊始，人们才有意识地开始关注一些全球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最终着眼于“前行”(所谓的“发展”或“进步”)带来的后果。从最终的结果看，盲目推进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似乎是一种程式化的集体性破坏，最后没有人能够长期从中受益，唯一的结果是只有受害者。但很遗憾的是，从短期内来看，受害者在发展的背景下，也被分化为不同程度的群体，有人成为利益获得者，有人成为利益受损者，而这样的分化，往往只是因为权力或财富的差异。于是，在这个已然是风险社会的社会里，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说的：“风险分配的历史表明，像财富一样，风险是附着在阶层模式上，只不过是以颠倒的方式：财富在上层聚集，而风险在下层聚集。贫穷会招致不幸的大量的风险。相反，（收入、权力和教育上的）财富可以购买安全和免除风险的特权。”从地方来讲，可能经济是发展了，但民众却并没有直接地受益，反而承受着巨大的生命威胁。这样的发展，是属于被发展，只是别人是事，但是他们却没有选择“不发展”的权利。权利优先于发展 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中也论述到，19世纪德国的科学林业、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巴西利亚的建设、俄罗斯的集体农庄等具体事例，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有许多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正是由于国家在发展规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中，忽视了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忽视了地方的传统，将复杂的发展项目简单化，从而导致这些项目的失败。而且最重要的，他们的视角，面对国内的发展，往往是从国家而非人民出发；面对国际发展，往往是从自身利益而非他者权益出发。在《国家的视角》里，作者举例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结果都失败了。不过，在看完这些例子之后，问题也来了：如果说这些社会工程给人民带来了如此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会被强有力的推行？斯科特从四个方面对此做出了解释：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可行性）。第二个因素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愿望）。第三个因素是一个国家的权力，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决定权与行动能力）。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市民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基础）。由此，对应以上四个因素，要规避这种社会工程的失败，首先必须改变简单化的社会管理制度，不能在重大决策之前，不征求民意而闭门造车、暗箱操作，出了状况以后，以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其次，尊重实际，因地制宜地决策，不能为了政绩与地方GDP盲目上马工程；第三，改变过于不受约束的权力；第四，培养更多的公民，以对权力形成制约与制衡。事实上，解决这样的“发展”及其带来的破坏性的药方，依然是要从重塑市民社会入手。无此，将毫无能力抵抗已然有了不容质疑的合法性的“发展”，只能“被发展”，成为失败项目背后的无名牺牲品、受害者。因此可以得知，当下中国的各种发展困境的破题方法，只有依靠市民社会不断成长起来，强大到能够有效抵制所谓的发展的侵害，把自我权益与自我管理普遍化，把民主程序普遍化，并将之运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将发展或不发展的权力收回到自己的手中，不再被任何的政治精英或者文化精英包办，才能让公众才能成为自身利益的唯一裁判者与决定者，才能有更多地达成一种权力结构的平衡，让更多的人实质性地分享到发展的好处。如果说原来由于时代的限制与社会的客观原因，我们可以让发展优先于权利，但到了如今这个利益多元化的时代，权利要优先于发展了。任何发展，必须建立在一个公平公开的博弈平台之上，通过协商、谈判，达成目标共识，让每一个身涉其中的人，都能够从这发展中受益而非受害，让最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受益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发展。
2012年07月08日 23点0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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