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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舒:蔷薇散谈 2006-11-10 19:56:55 大中小 蔷薇不过一种花,因为美丽,枝上有刺,竟得了他们的眷顾,各各洋洋洒洒,或讽刺,或自白,或表达美愿地作出那些文字来。 然而,蔷薇呢,实在仅仅一株植物,正因为花开得美丽,更需要有刺。 蔷薇而生刺,不过一般的智慧和勇敢的表现罢了。——它不是昙花,只敢在夜间为爱己的人偷偷绽放;它不要君子们来圈养,不做君子们酒桌上用来炫耀的情妇,它不是牡丹,这花中的二奶。它只是努力地要展现自己,而对所有赞赏的目光警惕着,防卫着。你看,它那竖起的刺,正如猫的将要战斗! 道德是位高权重钱多的君子们,公开场合体面的脸;秩序是他们酒足饭饱衣暖之后的消遣——其实,这时他们更愿意消遣堕落,所谓“饱暖思淫欲”。——也是战乱中人们最好的期盼。无刺的蔷薇在道德和秩序以及战乱中被欺凌,要活命,总逃不出最终是“颓败线的颤动”,或者,是连“颤动”也没有的“颓败”在他们制定的道德的“线”之下,走上了“牡丹”的路。 无刺的蔷薇的不朽骄傲是,同时得到了他们的钟爱——君子们因为采摘的方便,竖子们因为践踏的方便。 无蔷薇的刺。 当蔷薇只生利刺,拒绝开花的时候,它就真正懂得了那些赞美的不怀好意,因而俨然拒绝了它们,也一并拒绝了尘世,只得逃往大山,化作荆棘,铺了一地,却往往错刺了肩背竹楼,企图救死扶伤的采草药者。 假蔷薇之名的刺。 杀人有罪,替罪有人,奉旨杀人有功。所以刽子手下的往生者,多半是“当株”的枉死者。 我有时想,作为生命的直接终结者,刽子手应该是死刑存在下的被迫的营生,他们的麻木,是被“当株”者脖颈喷涌而出的鲜血,层层盖住了他们的心原本的善良和怯懦,是“所砍头渐多”的所见砍头多所致。但也疑心,正如鲁迅所言,“要杀人莫如作刽子手”,因为他们是在“奉旨”挥起了大刀,朝“旨”所憎恨的脖颈,带着“己”的“为民除害”的快感砍去的。 假恶之名的作“爱”不多见,假爱之名的作恶却很多。 有刺的蔷薇。 不记得在谁的博客上了,看见过这样一句话:我相信愤青都有一颗干净的心。我爱这话,缘于我也是一个愤青,常常要刺破君子们道德背后光滑的肌肤,让黑色的血液从刺口喷射,给世人看——即使他们未必愿意看;看也未必能明白。还要给误以为体内仍奔涌着鲜血的君子们自己看。——然而,我仍要开出美丽的蔷薇花,奉献于偏爱和偏恨我的利刺的人,使他们更加对我偏爱,或者,偏恨。 愤青而心灵美,正如利刺上开出了蔷薇花。 作者: 乱马想变虫 2006-11-11 19:22
2007年02月08日 12点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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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那样的时代有那样的战士而庆幸,也为一个文人在那样的时代失去像样的文人生活而泣不成声。 鲁迅画的一棵松树 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日天物,二日思想,三日美化。这是鲁迅关于美术的看法。鲁迅不是专业美术大师,却是新美术运动史上执话语之牛耳的卓然大家。 他说,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 他说,世界上版画出现最早的是中国,或者刻在石头上,给人模拓,或者刻在木板上,分布人间。 他说,雅人往往说不出他以为好的画的内容来,俗人却非问内容不可,从这一点看,连环图画是宜于俗人的。 他说,漫画的第一件要紧事是诚实,要确切地显示了事件或人物的姿态,也就是精神。 鲁迅先生在不同场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看似漫不经心,却像密授武林秘笈的侠客,让专门操持书画生涯的人看一次,吃惊一次,顿悟一次。 我看到街上的画展越来越多。一个书法家闭门谢客练了三四年国画,开门伊始便办起了画展。进去看了,顿觉心惊肉跳:我不知道他是想以奇惊人的达达派,还是习惯向埃及坟中的绘画赞叹,对黑人刀柄上的雕刻点头的西粹派,总之,我所看到的是在整尺整尺的画纸上一览无余地显示出蔑弃了传统功力的勉强制作,画不达意,徒存轮廓,力量自然缺失。 人人都在写字画画,人人都想留下宝墨佳构,倘用以修身养性未尝不可,但置之于艺术切磋的案头,则徒有浮躁与自欺欺人。艺术是需要精熟的技工、进步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为底色的,缺一则失之于陋、失之于僻、失之于邪。今人偏爱向书画阵营投奔,将这泓清潭搅成了不忍卒睹的大染缸,新是新了许多,却难以更加伟大。 鲁迅的时代,一语可以切中美术堕落或前进的要害,今人再没有一颗发芽于诚实的心从事书画创作,最终止于以拙劣的色彩与线条来济思想与境界之贫。 鲁迅曾画过一棵松树,松梢婀娜,树干虬劲,嫩叶清新。他不是专业画师,画技却俨然入木三分。他的绘画背景是幼年临摹小说绣像,成年亲自设计封面和倡导新美术运动。他的画只有一张信笺大小,但凝神结想,一派高士风骨。此画是鲁迅为《天觉报》创刊所作,题为《如松之盛》,隶书体笔墨诚实,威仪抑抑,雄迈而静穆。在同一天的《天觉报》上,有鲁迅电文一则:“敬祝《天觉报》出版自由。北京周树人祝。”此画正可视作鲁迅祝《天觉报》出版自由的一种巧妙的象征。这是一种政治热情,更是19世纪初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迹。 鲁迅所作之画极少,而且大多不传。他临摹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绣像,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他还有两幅画没有留存下来,一是《射杀八斤》,一是《刺猬撑伞》。视之弥贵,读之弥珍,鲁迅亲自设计的封面图案、一幅“活无常”和一幅《如松之盛》,是我们能看到的鲁迅美术手迹的全部。一位对美术本质与美的规律持有手术刀般犀利见解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没有留下更多的画迹,只此一鳞半爪便足以令画坛震动,而我们身边思想一贫如洗、技艺近于悬空的书画大师们正在日复一日地炮制着不朽的艺术佳构。 对鲁迅所关注的新美术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反讽,不如说是一种屈辱。 和音乐擦肩而过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教父级位置无人能够动摇,这甚至一度让他走上了神坛。鲁迅对于现代文学观念、文学思维和文学形式的确立,负有开山之功。他同时还热爱电影、美术,或热情观瞻,或奔走倡导,各有心得。唯一对于音乐,鲁迅极少谈及,卷帙浩繁的16卷《鲁迅全集》,洋洋几百万字,鲁迅对音乐几乎三缄其口,可以说是圣哉忍者,踏雪无痕。 鲁迅的一生,似乎只有两次和音乐相关的接触。 据60年代苏联的一份杂志介绍,1927年,鲁迅曾托高尔基给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捎过一份信,而且还寄给他们几首有谱的中国民歌,信的全文现收录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16卷本《鲁迅全集》第13卷附录中: 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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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们,你们热情洋溢的歌声飞越万里,给中国无线电听众留下了美好的、难忘的印象。现通过高尔基同志寄给你们几首有谱的中国民歌,借以表示崇高的敬意与谢忱。 祝你们全体同志在创作上取得巨大的成就以及生活幸福! 敬爱你们的中国朋友和同志鲁迅。 鲁迅能给遥远的北方俄罗斯民族合唱团寄去中国民歌,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民歌是极其推崇的,虽然他闭口不谈对民歌的认识,但仅此举动,已体现了他对真正民族文化的深刻体认,这一态度与他对京剧的态度截然相反。 鲁迅在《社戏》中说他怕听“咚咚”,他在战斗的岁月中对号称国粹的京剧总是提不起兴趣。“五四”以来,鲁迅一直对京剧持批评的态度,鲁迅说他从1902年至1922年20年间只看过两回京剧,而印象都十分之坏:“咚咚喤喤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总之是“戏台下不太适宜生存了”。至于用京剧表现现代生活,鲁迅更是认为根本不可能。根据鲁迅的挚友郁达夫回忆:“在上海,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他(鲁迅)根本就不赞成,并很幽默地说,以京剧来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了,这行吗?”鲁迅对梅兰芳本人的批评、讽刺和挖苦,也是随处可见。以鲁迅“人民本位”的艺术观及他对整个社会历史的考察,他能把中国民歌如此郑重地推荐给苏联朋友,真是那些如水银般披泻于山川河流的中国民歌之幸了! 鲁迅还有一次和音乐贴近的机会。那时距离他去世只有两年左右的时间。 1934年5月21日,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齐尔品(原名切列普宁·亚历山大)(1899~1977)为征求中国风味钢琴曲,写信给当时的国立音专校长萧友梅,建议“筹划一个以制作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音乐为目的的比赛”,其中一首最好的钢琴曲将得一百银元的奖金。这一建议得到萧友梅的响应,在这次比赛中,贺绿汀以一曲《牧童短笛》获一等奖。 齐尔品很欣赏《红楼梦》,他深为贾宝玉、林黛玉间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所吸引,认为是谱写歌剧的好题材,有把《红楼梦》编成歌剧演出的构想,为此,他特意写信给鲁迅。鲁迅收信后,兴致很高,随即回信,表示身体有所好转时立即“从命”。可惜,鲁迅的病况一直起色不大,直到他逝世,这项可能影响中国歌剧创作的倡议终于未果。 这件中国乐坛轶事,说明齐尔品了解到鲁迅对外国音乐文化有相当高深的学养,否则不会无的放矢,邀鲁迅编剧。 鲁迅就这样一生和音乐擦肩而过,他是对米开朗基罗、达·芬奇那样的大画家极其推崇的人,却没有对巴赫、贝多芬、西贝柳斯们给予足够的关注。 他越过天籁而走,知有大美而不言。 或者他认为音乐是无需用语言来传达的,就像禅宗,就像佛家拈花微笑,不能说,一说就是错? 或者他的性格本身对音乐心存一种恐惧,一种敬而远之,乃至远而弃之,就像他在《社戏》中所说的怕听“咚咚”?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领略音乐的奥义,远远听了,又远远地离去了? 他一生对音乐不感兴趣,是因为他忙于匕首和投枪,无暇洞悉最高处的天籁吗? 他离天籁那么近。 又是那么远。 作者: 如果云也不知道 2007-1-5 2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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