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遇见这几个中五学生之前，我一直以为，在香港，读大学是一件容易的事。港台港台，台湾的大学入学率将近100%，香港应该差不了多少。但他们告诉我，事实不是这样，每年香港大学本地七所大学的入学率只有18%，许多学生连入学考试都不参加，直接就去工作了。

大学入学率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就说内地，这些年大学入学率节节攀升，但大学生是越来越不值钱了。好些大学根本连以前的中专大专都不如，又是合并、又是重组，有的不过是改了个名字，也冠冕堂皇地跻身大学之列。在这样的大学读四年，既浪费金钱又浪费生命，学生们毕业时能力没多少，心气却不低，找工作也就困难重重，反倒不如早先踏实地读个技校。一个社会完全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从这个意义看，香港的大学录取率不到20%（更何况好些家境优越、学习良好的学生是直接去国外读大学的），有其合理性。


但是，这种合理也导致了另一种不合理，那就是精英化。虽然内地也有精英化的倾向，但就我所见，似乎还未形成区隔明显的精英化社区。可香港不同。虽然地方狭窄，转换很快，但区隔非常明显——中环半山腰的大排档绝不会延伸到中环各大银行的门口，在西环聚居的中下层人士也不会朝山上走几步去港大校园里逛逛……这其中，法律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严禁随意摆摊，必须按发放的牌照经营，一旦违规，整个摊位都被没收。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社会氛围起作用，人与人之间是分层的，有些地方只是为有些人准备的，另外一些人只能待在另外一些地方。


反过来，这种现实的分层也强化了理念的分层。在港一年多，法官、教授、议员……常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个以法治为傲的社会。可我总觉得，普通法那高高的门槛会让许多普通人根本拿不起法律的武器。虽然香港有不少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比如平等机会委员会、申诉专员等等，但都是依法办事（法律援助署的门口贴着标签：不是免费的），不属于其范围内的事项也就只能爱莫能助了。而内地呢，实行的是成文法，而且一般规定得比较简单，常人花点心力，可以看个八九不离十，也就可以半路出家，以法律为武器跑上跑下维护自己的权益了（比如那个自学法律的盲人）。


另外，在内地，被申诉的政府部门，尤其是基层，因为是政治挂帅，所以呢，虽然会推诿和拖延，但无法将人拒之门外——因为在老百姓的眼里，只要你是官，那就得为民做主。纷乱的理念搅在泥潭里，不得解。我曾多次询问香港的类似部门：当你们说明清楚自己无权为那些申诉人士提供帮助之后，他们会不会继续纠缠，非要你们给一个说法？面对这个问题，他们所有人都是茫然的。在香港，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大不了让雷曼苦主去花旗银行门口挂条幅，去汇丰银行楼下搭帐篷，去中银大厦门口放哀乐……这一切没什么大不了。当然，社会也重视，比如媒体为此跑了几个新闻，立法会相关调查委员会花了好几年写了个长报告，要金管局、财政司检讨，但这一切也只是上层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事罢了。


天塌不下来。可当我看到内地各种冲突事件时，内心是低沉的：为什么会这样？反过来，当看到占领华尔街衍生出的种种，我依旧高兴不起来，甚至感到了更深的侮辱。《老友记》某集，菲比做电话销售，接到了一个试图轻生者的电话，于是赶到那人的办公室希望他不要自杀。那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办公室，除了菲比这个外来者，没有任何人在意那人的死活——给你表达的自由，但你所拥有的，也就只是表达的自由了。


好好活吧，，，

@乔乔TA爹 绝对是个好同志 ，
我狠看好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