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2年春节，四川彭州通济镇村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发现罕见乌木，长达34米，价值数百万。通济镇政府称，吴高亮发现的乌木属于国有财产，并派P0LICE、城管到吴高亮家中，劝说其放弃乌木。2月20日，乌木全部被运到通济镇车站。而政府承诺给吴高亮的奖励没有下文。


　一块木头，没那么值钱时，农民可以拿回家当柴烧；值钱了，政府说，这是国家的。
　　我国民法未明确先占制度，导致所有人不明或无所有人的无主物，当发生官民争夺时，其所有权往往都指向：国家。
　　如此巨大的乌木即使是在盛产地四川也不多见：它长达34米，胸径约1.5米，出土时重达60吨，动用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起吊设备才得以完整地从山沟里运出，照目前的行市，这样的体量意味着至少数百万元的财富。
　　2012年春节时，四川彭州市通济镇麻柳村农民吴高亮在自家承包地中，发现了这笔“横财”露出的一小段枝桠。一个月后，吴高亮开始发掘，没想到半路杀出当地政府，夺走了乌木，称这属于国有。


　村民：家门口挖到宝
　　2012年是吴高亮的第三个本命年，按照民间传统的说法，这一年他要么非常走运，要么非常地不走运。如坐过山车一般，两个极端，他偏偏都赶上了。
　　春节时，吴高亮陪朋友在自己田地里闲走时，发现地里伸出的一小段枝桠。枝桠发黑，有一股异香，吴和朋友粗略查看，判断枝桠只是冰山一角，地下很可能埋藏着很大的乌木。
　　乌木又称阴沉木，是楠木、红椿、麻柳等树木因自然灾害埋入淤泥中，在缺氧、高压状态下，经长达成千上万年的碳化过程形成的。因树种的不同，市场价值又有不同，以楠木属的金丝楠木最为昂贵，可达八至十万元每立方，而年代越久，保存越完好，价格也越高。
　　随后的鉴定证明，吴高亮发现的乌木正是楠木形成的。2012年2月初，吴高亮花钱请了一位民间专家，后者找来了北京的探测公司，探明地下有巨大的乌木。经专家估计，最大的那根乌木可值数百万元。
　　对吴高亮来说，发现乌木的地方，是如字面意义的“家门口”。麻柳村位于彭州山区，一条属湔江支流的河沟将村子一分为二，吴家居住在河沟右岸，承包地就是左侧的河坝地，两边直线距离不足60米，开门可望。
　　自家门口的自家地里挖点东西能有什么问题？吴高亮开始着手挖掘乌木。2012年2月8日，他雇了一台挖掘机，从中午开始挖了5个多小时，巨大的乌木仅挖出三分之二。“刚挖出来时还有香味，站在家门口都闻得到。”他回忆说。


　　可能一夜暴富的工程，一下子人尽皆知。吴高亮说，挖掘时镇上曾有人找到他，有意合伙挖乌木，但他拒绝了。事后吴高亮颇有点后悔这个决定，因为从这时起，事情开始起变化。
　　当天晚上，通济镇P0LICE所来了两名P0LICE，吴只得停了下来。
　　“我们当天是接到了群众举报，有人私采滥挖。”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高先志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接到这个情况后镇上通知了P0LICE所。他解释说，彭州矿产丰富，盗矿者一度十分猖獗，当地政府像打黑一样在打击私采滥挖。
　　可是面对挖到一半的乌木，通济镇也拿不准它算不算矿产资源。“但是我们想它总有一个前提，它是属于国有的财产。”通济镇做出了这样一个界定，并且派出警力对现场进行了保护。吴高亮才意识到，自家门口的东西真的有可能不属于自己。


　政府：“夹生饭也吞下去”
　　吴高亮一宿没睡好。P0LICE表示只要他停下来不挖，后续交给镇政府处理，“就不追究私采滥挖的事了”。
　　随后几天，镇政府领导上门，反复劝说吴高亮放弃乌木，吴家则组织亲属始终阻止镇政府起出乌木。
　　相关人员告诉吴高亮，根据民法通则，地下埋藏的乌木属于国有。镇政府也愿意作出一些让步，时任通济镇党委书记杨勇向吴高亮表示，镇上将乌木挖起来，会给他申请最高奖励，他前期的投入也会补偿，甚至在以后这根乌木进博物馆展览，下面会有一个刻有他名字的牌子，让吴高亮“流芳百世”。
　　但双方屡次未能达成一致，事态一度有些失控。被请到现场做顾问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擎，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大摇其头：“吴的母亲对政府的人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都有，我们都挨了她的骂。”事态迅速升级，镇政府派出了P0LICE、城管，还准备好了120救护车。
　　所幸，没有发生冲突。
　　2012年2月20日，从吴高亮承包地中一共起出了7根乌木，包括最长34米的那根，全部被运到了通济镇安放。
　　有意思的是，吴家的阻拦反而让镇政府下决心“保护”好乌木。同是顾问的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副所长肖礼颖说，因为乌木长达34米，起吊方案中曾提出过锯开分段起吊，但政府反对，坚持要保持乌木完整。
　　政府通过公开比选方案，雇了西南地区最大的起重车，这样的车成都有一台，重庆有一台，动一天的费用就是上万元。肖礼颖说，当时就是西南没这样的车，政府也会从全国其他地方找，“用政府的话来说，就是夹生饭我也要把它吞下去，我必须要把它拿起来。”
　　通济镇党委副书记高先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仅是起吊设备花了钱，为了从山沟里运出34米的乌木，沿途拆除又恢复了一些电杆，将乌木从麻柳村运到通济镇总花费接近100万。


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34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至今通济镇也没有这么高的楼。乌木运到通济后，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观看。
　　但对通济镇而言，“夹生饭”吞不下去了。
　　彭州市文管部门和国土资源部门均表示，没有依据对乌木进行处置。通济镇也自忖无权对其进行处置，于是向彭州市(市委市政府)打报告，请求国有资产管理局牵头文管部门来进行下一步安置，但几个月过去了，至今没有下文。
　　首要的问题在于：乌木究竟算什么？
　　乌木形成时间大多在3000年至8000年不等，虽然也是一段漫长的时间，但还不足以成为植物化石；同样，它也不属于矿产。所以，保护乌木并不适用《古生物化石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各地发现乌木，一般都找文物部门去，但其实它不是文物。”张擎说，文物是指人类活动遗留下的产物，属于社会学科，乌木则是一种自然形成、正在向植物化石转化的中间产物，属于自然学科。
　　据肖礼颖介绍，上世纪90年代，成都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里曾加了一条：“古树名木参照文物进行保护”，但在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文物保护法颁布后，明确了学科的分野，古树名木并不是文物保护范畴，同时修订的成都市地方法规就删除了这一条。
　　不过在张擎、肖礼颖等文物学者眼中，乌木包含了丰富的古生态信息，是不可再生的“资源”，仍应当属于国有。
　　成都市最大胆的尝试是试图制定地方法规：2004年由市文化局文物处牵头，会同专家起草了《成都市乌木资源保护管理暂行办法》，但这一办法并没有正式出台。


　公有是个“大箩筐”
　　喻远军曾代理过几起乌木官司，代理思路采取“逆向思维”：政府主张乌木国有，应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如无明确规定，本着政府不应与民争利的原则，私人发现占有应为正当。2010年，喻远军为四川攀枝花的一起类似案件代理，不过他的当事人败诉了。
　　南方周末记者发现，四川多地发生的乌木收归国有，官方援引的都是同一条款，即1987年起施行的民法通则第79条：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接受采访的国内民法学者，观点并不一致——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孙宪忠认为，可将乌木认定为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由“国家”取得其所有权。原因在于，其他集中处理方案都不合法理和中国法的规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尹田则认为，“埋”和“藏”都属于人为行为，乌木系自然形成，不属于埋藏物。“埋藏物指的是本来有所有人，由所有人埋藏在地下的。”
　　不过，殊途同归：乌木都会落入公有的箩筐中——
　　尹田主张乌木为有主物，应由土地所有人享有。在中国土地不为个人所有，因此乌木可属于国家或集体，但不会是吴高亮个人。
　　武汉大学(微博)法学院教授孟勤国表示，尽管我国法律对无主物没有明确解释，但基本包含两种情况：没有所有权人和所有权人不明，“(乌木)这个就是标准的无主物。”他还认为，“无主物归国家所有，我们国家的惯例就是这样的。”
　　正是在国家所有制的问题上磕磕碰碰，2007年物权法才得以艰难通过。
　　“在(物权法)立法的时候我多次反对盲目地把一切无主物都处理为‘国家’取得所有权。因为这一做法常常是不必要的，也是无法普遍实现的。”孙宪忠说。孟勤国举例说，像垃圾这种无主物，国家不可能也没必要主张国有。
　　物权法还回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民法都明文规定的“先占”制度，即对无主物，先占者先取得所有权。
　　“先占”原则早在罗马法中即确立，源于人类古老的取得财产的自然方式，并仍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中。实际上，拾荒者拾荒就是为大众所认同的一种先占行为。
　　一位学者解释说，“先占”制度显然与无主物归国家所有相冲突，物权法最终没有涉及。于是，按现行法律，只要是“无主物”，都会掉入国有的箩筐。
　　回到乌木事件，可堪对比的例子就在吴高亮上游2里处：同是麻柳村的牟登良，在河沟里起出了长约1.8米的一根乌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已经运到了彭州待价而沽。
　　事实上，大量民间挖掘、买卖乌木已成经济活动常态，无主物统归国有，政府往往会陷入“抓大放小(选择性执法)”、“疏于管理”、“与民争利”的窘境，面临社会更多诘问。
　　通济镇乌木经媒体报道后，不断有人打电话意图购买，都被政府明智地拒绝。镇政府意图将乌木作为旅游景点打造，已委托四川省社科院相关专家制订方案，尚无定案。
　　平日里，巨大的乌木静静躺在未启用的镇汽车站里，大门紧锁。吴高亮只能站在门外眼巴巴地看，他关心的只剩下一个问题：政府承诺的最高奖励还算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