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孔雀东南飞的印象，源自于高中的语文课和我敬爱的语文老师，记得当时老师讲完 ，我们班女同学基本都哭了。多么忠贞不渝的爱情。结婚后，想起这篇文，总觉得女人千万不能嫁错人，否则真的会万劫不复。而且你嫁人，也是嫁给他的家庭，长辈的祝福和喜爱真的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所以买猪看圈真的很重要。
今天，偶尔看到这篇另类的分析，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我来沙发一下，顺便挽个尊。坐等楼主讲故事

可以说，任何历史传说的背后都有着现实的映射，我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形象里同样如此！我对《孔雀东南飞》的兴趣，最早始于陆侃如先生。当时他在做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有考官问他孔雀为何东南飞，陆先生答曰：“西北有高楼。”以古诗十九首对乐府，有问有答，可谓精妙之极。《孔雀东南北》这首长诗我很早以前就读过，不过当时只是沉浸在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之中，并未有其他想法。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厌倦了魔兽、看腻了松岛枫，重新从书架上抽出这首长诗，决定陶冶一下情操。
这一次重读，我发现了一个之前未曾多加注意的细节：这篇诗篇虽然是南北朝时期的作品，但却发生在汉末建安年间。建安年间，那正是三国鼎立前最热闹的二十几年，这让我产生了一些考据的兴趣。《孔雀东南飞》（以下简称《孔雀》）的序里提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可见这个故事发生在庐江，而且能称府的，显然是庐江郡的治所舒城，但这个故事可能发生在皖城。这个后面会有解释。诗里描述先是县令来向刘兰芝求亲，被拒绝之后，太守派了郡丞和主簿做说客，为自己第五个儿子求亲，所以焦仲卿可能是郡府直属的诸曹掾史中的一员，职位在功曹、督邮、都尉、诸曹掾之下，很可能只是一个上计吏，拿的是最低级的工资——佐史奉，一个月八斛。因此他家境比较贫寒，还得让老婆“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每天织布以补贴家用。所以刘兰芝的哥哥说嫁给焦仲卿和嫁入太守家里相比，是“否泰如天地”。而这个“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所以欲娶刘兰芝作儿媳妇的太守，是个非常重要的线索，它是《孔雀》一诗与外部世界连接的一座重要桥梁。虽然诗里没有明确提出太守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充分的史料可以找出可能的人选来。简单地查了一下，建安年间按照先后顺序担任庐江太守的，有陆康、刘勋、李术（述）、孙河、孙绍、朱光、吕蒙——中间其实还有个雷绪，但他只是盘踞，并没正式获得任命，不算在内。建安年间的庐江太守演变历程大略如下：陆康灵帝时光和末、中平初被任命为庐江太守，然后在兴平三年，被袁术派孙策杀死。袁术立刻委派了刘勋继任庐江太守，迁治所于皖城。建安四年，刘勋被孙策杀死，孙策派了李术（述）担任庐江太守。建安五年，孙策死后，李术颇有反意，被十八岁的孙权一举轰杀，随即孙河被擢为庐江太守，但很快这个头衔又让给了孙绍（这个孙绍不是孙策的儿子，而是北海人）。但因为雷绪、梅乾、陈兰等人一直闹事，庐江一直无法安定。曹操派扬州刺史刘馥单骑入皖，空手造出合肥空城，雷绪等人投降。随后曹操又派了朱光来做庐江太守，以巩固皖城一线。建安十九年五月，吕蒙攻下庐江，俘虏朱光，吕蒙拜为庐江太守。从此庐江一分为二。


我来茶楼一下，坐等楼主说故事，

通读《孔雀》一诗可知，故事发生的时候，庐江还是个太平地方，老百姓不为战乱所苦，日子过的尚算温饱，大家吵吵嚷嚷为琐事烦恼。太守尚有闲情逸致给自己第五个儿子娶媳妇，婚礼大操大办，十分隆重。这样一来，吕蒙、孙河、孙绍、三位也被排除了。

吕蒙被拜为庐江太守时，他当时驻屯浔阳，忙着镇压庐陵山贼，紧接着就去攻打长沙、零陵、桂阳，忙得晕头转向，庐江事务恐怕根本顾不上，更别说给自己儿子娶老婆了。孙河担任庐江太守的时候年方弱冠，别说生不出五个儿子，就是生得出，也没法办婚礼。当时孙权刚接替孙策，立足未稳，急于立威，所以对当时担任庐江太守的李术下了狠手。过程极其惨烈：“是岁举兵攻术于皖城。术闭门自守，求救于曹公。曹公不救。粮食乏尽，妇女或丸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枭术首，徙其部曲三万余人。”这种局势之下，怕是庐江城里收尸还来不及，谁还有心思搞这些八卦。

从诗中描述可知，就在焦仲卿说这句话的时候，太守正在高高兴兴筹备着婚礼。《孔雀》诗里说的清楚：“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也就是说，刘兰芝的婚礼，是定在了三十日。结合焦仲卿家的“庭兰”被风霜摧折的情形来看，当为三月三十日。那一天是太守亲自确定的良辰吉日，焦、刘二人殉情，也是在这一天。接下来，让我们推算一下从建安元年到建安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的天干地支。年和月份都比较清楚，一查便知：建安元年为丙子年，三月辛辰二年为丁丑年，三月甲辰三年为戊寅年，三月丙辰四年为己卯年，三月壬辰五年为庚辰年，三月庚辰日子较难推算，因此我设定了一个基准点。《后汉书献帝传》传载：“（建安元年）秋八月辛丑，幸南宫杨安殿。癸卯，安国将军张杨为大司马……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同一个月内出现了辛丑、癸卯、辛亥、庚申、己巳五个日子。辛丑和己巳一头一尾，两者相差二十九天。按汉历每月都是三十天。换句话说，辛丑只可能是八月一日或者二日。同传又说“秋七月甲子，车驾至洛阳……丁丑，郊祀上帝……己卯，谒太庙。”以此为参照，可以确定辛丑当为建安元年八月一日。接下来就是冗长而单调的推算，从略。总之从建安元年到五年，这五个三月三十日里，惟有建安五年的三月三十日，是符合太守所谓“六合相应，良吉三十”的标准，其他几个日子，按照传统都不算吉日。而建安五年，在位的庐江太守正是李术。


秦罗敷的丈夫能统领一千多名骑兵，又是京官，这究竟会是什么职位呢？
查《汉官仪》：长水校尉，统乌桓骑兵七百三十六人，员吏百五十七人，加起和来恰好一千之数。查遍汉代官职，同时符合“千骑”、“京城”与“近官”的，惟有秩比两千石的长水校尉而已。
长水校尉属北军诸校，掌屯于长水与宣曲的乌桓人、胡人骑兵。
秦罗敷和焦仲卿同为建安人物。而建安一朝里，担任长水校尉的是，可以查到的有一人——种辑。
这个人的身份很堪玩味了。


长水校尉种辑，和车骑将军国舅董承、昭信将军吴子兰、议郎吴硕等人都是献帝身边的忠臣，他们接了汉献帝的衣带诏，密谋反曹，结果在建安五年正月被悉数诛杀。
之所以说种辑可堪玩味，是因为他是秦罗敷口中所言夫君。而他们两夫妻关系的确定，则牵动起了另外一件影响了三国历史进程的大事情。
董承、种辑被诛三个月之后，孙策在丹徒遇刺身亡。
表面上看，这两件事并没有任何联系。
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两件事的性质，就会发现，孙策生前一直策划“阴欲袭许，迎汉帝”，以他的实力，这计划如果真的实现，只怕曹操会有大麻烦；而董承的计划如果实现，曹操也会有大麻烦。

这两件反曹大事一内一外，目的惊人的一致，发动的时机如此接近，而失败的时间也近乎一致，这实在不能不让人深思两者之间是否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回过头重新检视孙策在江东的声望。他“诛其英豪，威行邻国”，收人无数，也得罪人无数。破陈瑀、杀严白虎、杀高岱、杀许贡，杀于吉，杀周昕，孙策每杀一个名人就在暗中多树了许多敌人。陈登曾经偷偷发给严白虎余党印绶，让他们对付孙策，好为陈瑀报仇，可见就算许贡门客刺杀失败，后面等着对付孙策的人，还排着长长的队呢？
而庐江郡，恰好也是这么一个孕育着对孙策仇恨的地方。
建安年前，庐江太守陆康深孚人望，与孙坚原来关系还不错，孙坚还曾经救过陆康的儿子。可当袁术派遣孙策攻打庐江的时候，急于获得地盘的孙策采取了激进的手段。“围城数重。康固守……受敌二年，城陷。月余，发病卒，年七十。宗族百余人，遭离饥厄，死者将半。”后来东吴的中流砥柱陆逊陆伯言，当时也在城里，在围城前被送去了吴中，得以幸免。
陆康被孙策逼死之后，陆氏宗族也大受波及。庐江变成了孙策割在江东大族心头上的一根刺。后来孙策、孙权两代极力拉拢陆康的儿子陆绩、从孙陆逊，也是存了舒缓抚慰之心。
值得注意的是，庐江被围的时候，“吏士有先受休假者，皆遁伏还赴，暮夜缘城而入。”，这可以与臧洪被杀时“洪遣司马二人出，求救于吕布；比还，城已陷，皆赴敌死。”相比较。可见陆康麾下对陆康的爱戴忠诚，不逊于“烈士”臧洪。
如此忠诚之士，看到自己主人因孙策而死，主家残破，会有什么举动？不言而喻。
《孔雀》诗里，焦仲卿描述与刘兰芝新婚燕尔，“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而那时候他早已经是府吏。也就是说，在陆康为太守时期，焦仲卿就在太守府供职，可以称得上深蒙陆康知遇的“庐江故吏。”
于是在建安五年的两件大事，都因为种辑和秦罗敷关系的确立，而在庐江郡发生了奇妙的联系：一个是与反曹先锋种辑有姻亲关系的秦罗敷，和主人愤死的“庐江故吏”焦仲卿。
仔细读《孔雀》一诗可以发现，焦仲卿是很忙碌的。刘兰芝就曾经抱怨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
这几句抱怨提供了两个重要线索。第一，焦仲卿非常忙碌，很少回家；第二，他是个“守节情不移”的人。作为府吏，工作忙碌是可以理解的，可这是他的本职工作，为何刘兰芝要用“守节”这个词呢？
陈寿在评价吕凯的时候，用了同样一个词“守节不回”，表彰其面对雍闓等人的威胁，仍旧忠诚于刘备、刘禅的行为。可见“守节”是指忠诚故主，坚定不移。庐江是袁术授意孙策攻下来的，又派来了麾下大将刘勋做太守，焦仲卿与他谈不上什么故主之情，那么刘兰芝说的“守节”，只能解释焦仲卿为陆康守节情不移。
可陆康当时已死，而为死去的故主守节，惟有殉死与报仇两种方式。比如臧洪的两位司马，就是选择了第一种方式，而焦仲卿……可能选择的是第二种。他平日里在家里长吁短叹，也向妻子透露过内心的志向，刘兰芝知道丈夫的心思，才会说他“守节情不移”。


那么焦仲卿整天忙碌而不回家，到底在做些什么呢？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放回到许都。
当孙策打算袭击许都的消息传到曹操耳中的时候，许多人都很惊慌，惟有一位幕僚笑着说：“策新并江东，所诛皆英豪雄杰，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轻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於独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以吾观之，必死於匹夫之手。”
短短数天之后，孙策就遇刺身亡。这段话显示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和后面事态的发展极其一致。如果说前半段评价孙策在江东树敌太多，容易招致报复，还算是分析切中的话；后半段说孙策一定会死于刺客之手，就近乎神仙一样的预言了。
这位幕僚，就是曹操手下最强悍的谋士郭嘉。
郭嘉这一段话，作为战略分析来看非常不靠谱，没有人会把重大战略建筑在“敌酋仇人太多，早晚会被暗杀”这个不确定性极高的薄弱基础之上——除非他能洞见未来。
郭嘉虽然聪明，但他不是神仙。所以，与其说“孙策被刺”是郭嘉的推测，倒不如说是他部署的一个计划，一个郭嘉早就在策划的暗杀计划。只有这个计划是郭嘉全盘掌握的时候，他才会十分笃定地劝曹操不必担心南方之事。
问题就在这里出现了，郭嘉身在许都，随后还要跟随曹操去官渡，无法亲自前往江东主持这件事。因此，郭嘉需要一个当地的代理人，才能执行暗杀孙策的计划。
这个代理人必须熟悉江东环境，有一定人脉，最好与孙策有仇怨，而且身份还不能引人注意。
于是，完全符合这些条件的焦仲卿进入了郭嘉的视线。

这个考据者真是厉害啊！！！这样都可以联系起来！！

不太懂这段历史，看了整个推断，有个前提假设，故事中的庐江府是皖城，然后对应了一应历史人物，如果不是的话，一切都是空的。要想推翻这个推断，可以从这里入手。没看到后面证明为何是皖城的部分呢。

这个考据党想的太多了

难道文科的学术研究就是这样做的吗？我晕！
我能说作者是《潜伏》看多了吗？看到罗敷和焦仲卿暗语接头的时候我就外焦里嫩了

很多似是而非的地方啊，认真你就输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