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1）作者：朱大可 出版社：中国书籍出版社
Part 1世态镜像录
在伊甸园里，人民学会了用无花果叶遮蔽羞处，而经历了数万年的挣扎之后，人民才学会用娱乐之叶遮蔽灵魂的痛苦。
教养指数和文明的疾病
中国人的礼貌，似乎已成为民族自我整容的重大议题。据媒体报道，最近一项在一千五百名欧洲酒店经理中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则在世界最差游客中名列第三。与此同时，外交部也公开发布《中国领事保护和协助指南（2007年版）》，其间列举了十九种寻求领事保护的常见问题，提醒本国公民出国时要在公共场合表现平静，不要大声说话，避免突出自己；不要在公共场所参与他人的争吵，如此等等。
关于中国人教养的海外指责，正在演变为一种喜剧式的笑声。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钻石专卖店盥洗室里，贴有唯一的中文告示是：“请不要站在马桶上！”这与其说是对中国游客的讽刺，不如说是对整个民族的劝谕。尽管法国人在上述排名中被列为世界最差游客，但只是因为他们拒绝说英语而已，法国人和英国人的教养，依然是全球公民的榜样。这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伟大成果。欧洲耗费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关于国民教养的塑造。后发民族俄罗斯，耗费一百多年向法国学习礼仪和音乐，日本人则先后向中国和欧洲学习技术、制度和教养。于是，这两个民族最终都“脱胎换骨”，摇身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号称“礼仪之邦” 的文明古国，却逐渐丧失文明优势，成为教养指数低下的负面样板。问题的要害在于，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把粗鄙当豪情，把无知当朴素，把失礼当率真，把低俗当可爱，把仇恨当爱国，又把无耻当成了反叛？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难以启齿的，因为它指涉了现代制度的剧烈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粗鄙就是政治转型的直接遗产。政治正确代替了个人教养。1960年代影片《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排长陈喜挥手道别的姿态，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成为教育人民的反面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