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是一篇论文，文中作者大多数观点我是不同意的= =，但是有些思考问题的思路可以参考
。而且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一个大家都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张良前期对韩国到底是抱持这什么样的感情，是否真的想过要复韩，这里作者的观点是。。。请自己看，哈哈~~~~

作者：陈明峰

作为刘邦智囊团中的第一人,张良的思想研究理应受到充分重视。但在传统研究中,人们大多只是对其才智发一番赞叹或围绕他忠韩忠汉争个不休。而本世纪以来真正用近现代科学方法对张良思想进行研究的文章,也一般只对变化过程进行勾勒,至于对造成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 却往往缺少充分的分析,尤其是从社会思想的角度加以分析。笔者不揣谱陋,拟于本文中着眼于此, 作一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张良在汉高帝末年,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仇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从他的这段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前此他的理想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早先的“为韩报仇强秦”,及后来的“以三寸舌为帝者师”。今后所愿,则为“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这是张良对自己一生思想变化过程的简要而准确的概括。后人对此所作的勾划, 大致也都没有越出这一轮廓。

史载：秦既灭韩, “张良家憧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秦始皇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后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 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截至此时,张良“为韩报仇强秦”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单纯的。这种动机的产生是很自然的,太史公也己说得很明白,主要是“ 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 国士遇臣, 臣故国士报之’,除了受礼学中忠君爱主思想的影响外,战国士人,尤其是侠士的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在这里起了更大的作用—只不过这里的“知己”是与家庭同义罢了。

亡匿下邳之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 张良得到了一位自称“黄石”的“隐君子峋的赏识并获得了他所赠的一部《太公兵法》。这部兵法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的, 张良对它很重视,“常习诵读之”,自然深受其思想的影响。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位“隐君子”还为张良树立了新的人生最高理想—“为王者师”，这是张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转折。张良之所以能很快突破为“ 韩之忠臣”的观念的束缚转而接受黄石公这种不守故主“ 为王者师” 的思想为其新的人生最高理想, 是与当时的社会思想状况分不开的。

秦汉以前, 中华大地上还从未出现过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中央王朝。特别是春秋战国以来,周王室衰微, 诸侯雄起, 竞争霸权。邦之兴亡, 端在于人,因此列国均竞相招徕延揽人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各种社会思想活跃, 举世之士皆各持其说, 驱驰往来, 唯见用而趋。例如乐毅魏人, 邹衍齐人, 剧辛赵人, 缘事于燕昭王，又如楚人百里奚、李斯, 宋人赛叔, 晋人巫豹、公孙支, 卫人商鞍, 魏人张仪、范唯, 燕人蔡泽并归于秦，就连号称至圣至贤的孔子与孟子, 一者“ 七十余君无所遇”, 一者千载之下犹遗人以“ 当时尚有周天子, 何事纷纷说魏齐’之讥。

秦始皇以百战余功,并吞六国,统一海内,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由于各种原因,貌似强大的秦王朝在不到十五年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又经过五年的楚汉战争,汉高祖刘邦在秦王朝的废墟上重建了一个新的封建统一王朝。但是,思想的统一、“家天下” 的观念的最终形成,士人独立人格的最终丧失,都必须等到汉武帝“卓然罢黝百家’之后才得以实现。在张良的时代,“资于事父以事君” 的那种生则为一家一姓之臣,死则为一家一姓之鬼的观念还未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起来。张良虽因为出身贵族,又受过礼教薰陶,但毕竟为时既短,涵养亦浅,因此易于挣脱旧观念的牢笼,接受新思想。—在我看来,指导张良进行博浪一击的,主要还是上述“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的任侠思想。

既然是要“为王者师”,那么就得先找到能接受自己的意见、从而在自己的指导下成为“王者”的人。张良在参加秦末农民战争不久就找到了唯一能“用其策”的刘邦, 从此张良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刘邦, 即使是韩国旧主,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也退居第二。这一点从张良对重立韩后为诸侯王的前后两次乍看之下似乎相矛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清楚。

据史,张良第一次对立韩后问题发表看法是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项梁立楚怀王心后不久,“（张）良乃说项梁曰‘君己立楚后, 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第二次就是陈廷悼指责的那次,时在汉高帝三年。当时楚汉战争已进行了两年,刘邦一直处于劣势,这时正被项羽围困在荥阳。郦食其劝刘邦复立六国后,张良入谏止, 发八难,其八曰“且天下游士离其亲戚,弃坟墓,去故旧,从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复六国, 立韩、魏、燕、赵、齐、楚之后,天下游士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陛下与谁取天下乎。且夫楚唯无强,六国立者复挠而从之, 陛下焉得而臣之”这两次建议在当时都是因势而发,各得其宜。

第一次的根据主要是六国之后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项梁叔侄自己也是六国之一的楚国贵族之后,与其他各国之后有着共同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当时还存在着一个共同的敌人—强秦,这给六国残余势力统一起来, 共同对付这个共敌提供了充分的必要性。所以当时张良建议立韩王成是基于形势的需要,而非独为韩谋。到了汉三年,形势己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盛极一时的秦王朝己被强大的农民起义浪潮所吞没，作为六国贵族势力的代表, 项羽通过分封, 基本上顾到了六国贵族势力的利益，再加上刘邦集团的基本力量是由中小地主组成的, 倘若再听从郦食其的建议去分封六国的话,诚如张良所说“天下游士”就要“各归事其主,从其亲戚,反其故旧坟墓”了。

张良提出这个建议正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客观分析。从上述可见,张良先劝立韩后,后阻立韩后,都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定的,“与时迁移, 应物变化”，本不以韩贵族的利益为转移。而他第一次为项氏谋, 其实也正是为刘氏谋, 因为当时刘邦的利益还是紧紧维系在项氏身上的，其时张良己跟从刘邦。所以可以认定, 这前后的两次建议, 张良都是考虑到了刘邦集团的利益的。当然人的思想不能简单地一割为二, 张良在这一时期的行事中, 毕竟还多少留有顾念残韩旧主之情的影子。

“鸿门宴”前夕,项伯“私见”张良,请他离开刘邦,以免及祸。张良推辞说“臣为韩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有人说这句话“表明了他忠诚韩王的既定价值取向, 因此当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后,张良自然又离开刘邦,回到韩王成那里去了”。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待辩正。从外交辞令的角度考察, 张良的那句话应该说是最得体的,既表达了自己不愿去刘归项的态度,又较好地稳住了项伯,使他相信自己不能“亡去”只是因为受韩王之托,由于当时韩王成等都还归附项羽，韩王成本为项氏所立,这就为刘邦成功地拉拢项伯创造了条件。至于张良的“离开刘邦,回到韩王成那里去”,史书上是这么记载的“汉王之国,良送至褒中,遣良归韩’,显然是刘邦基于利害关系而主动让张良东还的。事实证明, 张良与韩王成随项羽“俱东之后,果然说得项羽“无西忧汉心”,从而给刘邦积蓄力量、经营巴蜀、卷土重出三秦赢得了时机。更何况,张良在告别刘邦时,还为他献上了那条著名的建议“王何不烧绝所过栈道,示天下无还心,以固项王意。”而良在韩王成帐下, 则始终未闻有何说言佳谋见纪。

“为王者师”的思想核心是以“道”与世俗王权相抗衡,协调中的抗衡。所谓协调中的抗衡,是指既把自己所崇奉的“道”与世俗的权力相结合,使之转化为建功立业的一种能源,又凭借这个“道”向世俗王权争取一定的平等地位,保持自身一定的独立与自由。

统一的封建王朝的重新建立, 客观上对这种在春秋战国之际形成并曾在秦统一以前得到过较充分发展的观念产生了重新排斥。刘邦正式建汉后,对他一向所言听计从的张良的谏言也不再那么听得进去了。史称汉十二年, 刘邦击破英布军后,“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这里的“因疾不视事”,明显带有不满而抗议的色彩。而前此张良也曾对人说过“始上数在困急之中, 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爱欲易太子,骨肉之间,虽臣等百人何益。”其最终定太子位者, 亦不过以权谋耳。刘、张之间, 已不再是那种融洽的帝与“帝者师”的关系了。

而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又开始了巩固刘氏政权的一系列活动, 清除异姓割据势力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张良虽以不掌实权得免疑忌,但他亲眼目睹的韩、彭、英、卢等的遭遇却不会不令他有所慨了。“君子见机而作,不侯终日 ”，加上“为帝者师”的理想已基本实现, 道家那种“功成名遂身退”的思想由是在张良身上迅速抬头。从此之后, 张良开始自觉地一步步引退,直至导引辟谷,杜门不出。虽然其间也曾设谋固太子之位,建言毋与楚人争锋等,但其政治热情的消减,却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张良一生的思想变化,实有其深层的社会根源。造成这种变化的基础是传统和当时的社会文背景,当时的政治现实则是触发他产生变化的契机。这种变化是符合内在的历史发展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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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最后几段，是否真的隐退了，吧里已经有过很多讨论了，我的倾向也是没有真正隐退= =

留名，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