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不应该在原地打转，经济发展问题已经无法靠经济改革本身来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经济改革已经无法解决现在的经济问题。更不能靠“运动”来治理经济，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还在搞“大跃进”和“放卫星”，这样的结果，只能是制造更大的经济灾难。正如我在应该鼓励这些无良企业的内部员工，像美国那样能用《吹哨法案》来检举、揭发自己的企业；我们应该允许社会自己成立民间组织，关注和调查食品安全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应该鼓励老百姓和民间消费者团体参与制定产品标准，而不是任由企业绑架产品标准，我们更不能期待通过几次“运动”就能把公平的市场秩序建立起来，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我们的分配政策也是如此。我们总有计划经济的思维，政府一看居民收入不高、内需不振，就要求调整分配，不断提高最低工资。这种漠视经济基本规律的结果就是沿海制造业企业痛苦不堪，少数有实力的企业向内陆转移，以此逃避沿海地区不合理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大多数企业只好无奈地裁员。我们这种靠政府来建立工资增长机制的思维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收入差距被拉得更大了而不是缩小！我告诉各位，我们看到的所谓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的做法完全是错误的。首先应该做的是，也是政府能办到的，就是全面提高和做实公民的“隐性收入”，全面做实社会保障制度，让老百姓不花钱或者少花钱就能够看得起病、养得起老、上得起学和住得起房。其次是降低企业的税费，让企业有钱给给员工多发工资；再其次，就是创造好的公平环境，降低地价和地租，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全面振兴。至于企业如何振兴和创新，那完全是企业的、市场的事，你政府再怎么投入也没用，你还不如把这些钱投入社会保障领域。
我们的证券监管部门也在犯同样的错误。我们一提严刑峻法，就好像等于证监会要勤政吏治，搞几次运动、抓几个典型。可是这样做真的有效吗？学术界对全世界49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研究发现，证监会这样借公权力执法，对资本市场发展基本没用。而有用的只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强制上市公司披露的越多越好；另一个是私人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能基于虚假披露或者欺诈披露到法院起诉的立案门槛越低越好。
就拿重庆啤酒案来讲，一个卖啤酒的去搞疫苗，而且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披露。证监会只是琢磨怎么修改披露规则，根本就没有考虑怎么事后问责。各位想想看，如果我们给予投资者足够的权利保护自己，支持大成基金把重庆啤酒管理层告到法院去，同时也支持大成基金的基民把大成基金管理层告到法院去。然后，给这些公司开出天价罚单，那别的上市公司还敢瞎玩儿什么矿业概念、新能源概念吗？
所以说，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而我们下一步要思考的是，如何化危机为机会。这也正是我和我的学术助手孙晋写作《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这本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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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帝国主义在中国2》 《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这么无奈》 ★★★★★★★★★★★★★★东方好书榜★★★★★★★★★★★★ 1、
《太阳景气经济学》（太阳黑子活动如何影响经济周期？1933和2009经济跌入谷底，恰逢太阳黑子极小期，是巧合还是必然？人类经济周期与太阳活动周期存在怎样的关联？）
2、《AAA：评级战争》（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如何左右世界经济棋局？信用评级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国家和利益集团的巨大阴谋？黑木亮作品。全日本畅销小说）
3、《即将来临的国家破产》（“国家破产”来临，日本是头号候选国？德国能在欧盟国家破产中独善其身吗？通货膨胀是化解债务危机的工具还是释放灾难的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