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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m小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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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进入越南时,邓伟文对这个国家几乎一无所知。他21岁,身高1.78米,有一张有点冷峻的长方形脸,在南方中国算得上高大英俊。他是一家广西省南宁市一家小型贸易公司的低级职员,每月挣100块人民币,一年前,他毕业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专学院,在校期间他学习经济管理,却因烧得一手好菜、是一名半专业的拉丁舞蹈舞手而在同学中出名。在广西的东兴县城,邓伟文坐着小船摇摇晃晃穿过北仑河,就到达了越南的芒街。尽管广西与越南接壤,但邓伟文对于越南的理解来自于零星的记忆。作为一名军医,他的父亲在1979年那场中越战争中,被抽调到前线。此外,即使在中越战争紧张的1980年代,南宁市也始终有着从事中越贸易的小型公司“中国的所有产品都很受欢迎,自行车、啤酒、运动鞋”,这是1990年初,越南政府仍处于1986年开始的“经济革新”的初期,它试图模仿中国的“改革开放”、苏联的“重组”,却仍未能将越南从匮乏中摆脱出来,邓伟文记得越南人尤其喜欢上海货。在1991年中越正式恢复邦交前,邓伟文的贸易公司必须小心谨防,来自中国的通行证只能在边境一带使用,如果要前往更远一点的海防市,他必须穿上越南人破旧衣服,脚上踏着拖鞋,在路过检查点时,还要压低头顶上绿色的兵帽。作为一名反应灵活的青年,邓伟文的工作由两项组成。首先,他将中国的轻工产品运往越南,将橡胶等原料从越南运回中国;其次,他还是一名导游,对于一心要到国外看一看的人来说,不管是美国还是越南,它都是外国,很多内地人愿意花上4000元,只为去越南逛一逛。邓伟文记得,那个时期,一块人民币相当于2800盾,当时的越南的币值很小,如果带上十几个人的团在越南北部呆上几天,他要用麻袋背着钱,他们都没听说过什么信用卡。邓伟文目睹着越南一步一步的转变。当他1999年2月,成为中国的TCL公司最初的被派往越南四名高级职员时,他发现他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产品已变成“价低质次”的代名词,昔日对于上海货的迷恋,变成了对中国品牌的怀疑。1992年之后在中国兴起的全民经商的浪潮,催生了大小不等、良莠不齐的公司,他们逃避了国营工厂的计划性,也丢弃了它们对于质量的基本要求。醒来的中国市场足够大,只要欺骗上几次,他们就可以赚到不少钱。这些廉价劣质的产品也源源不断的涌入越南,在那些小贸易商眼中,短期的获益是最重要的,他从不在乎败坏名声。于是,作为中国最知名的电视生产商之一,TCL的越南分公司却必须标榜自己是一家香港公司,拥有的是美国技术和日本零件。尽管TCL认定自己的产品品质不错,并且价格上具有优势,邓伟文和同事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已经败坏的中国产品形象的逆潮流。此刻的越南的家电市场,日本、韩国的公司拥有主导权。它们将二线产品销售到此地,赚取比本国高得多的利润。城市居民宁可购买昂贵的日本与韩国彩电,这是每一个家庭中的重要开支。遍布在越南的山间农村成为TCL公司在越南的拓展的开始。越南缺乏全国性的交通建设,他们租借了汽车,在抵达一个乡村时经常已是深夜。在简陋的乡村旅社住上一晚,他们在第二天就一家又一家地演示给村里人看,TCL电视机的质量是可靠的。在第一个月里,他们只卖出了一百多台。推销的工作比他们想象更艰苦,一些顾客在购买之后听说TCL是中国产品,又纷纷要求退货,在一些深夜,工作人员的车在山间的道路上抛锚了,一些村民围了上来,他们语言不通,只能向总部打求救电话。[我在2006年8月见到邓伟文时,TCL越南公司的历史已达到了7年,邓伟文已经37岁,是分公司的总经理,在他的办公室里,悬挂了总公司颁发的“2004年最佳海外公司”的奖牌。在胡志明市的街头,混杂着三星、LG和本田的广告牌中,红色背景,只有TCL三个字母的简洁广告牌,相当醒目。在过去的一年中,TCL电视的销售额已增长到将近30万台,市场占有率仅次于三星公司,是TCL海外最成功的分公司。邓伟文说,TCL成功是逐步获得的,它在此推出了“三年保修、一年保换”的承诺,它为越南用户设计了更强信号接受能力的天线,保证在多雨的季节里,雷霹导致的损坏由TCL公司赔偿……
2006年12月20日 12点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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