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尚伟，中国“2009文化产业年度人物”，全国十佳百优广播电视理论工作者之一，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所长，34岁开始指导博士生，被称为“中国最年轻的传媒博导”，后因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突出表现，被媒体冠以“蓝海水手”“麻辣教授”等一系列标识性头衔。2010年5月，创作歌词19首并在成都市文化产权交易所挂牌销售，引起媒体广泛关注，人民网、新华网、凤凰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与转载，2010年6月下旬，再创歌词19首，引发媒体的持续跟进和网民的一番评论热潮。
而“一堞”正是蔡教授的笔名

问“道”锦江春色中——四川大学
一堞
川大的道教研究在全国甚至全球位列第一，读书人大抵知道。但要不是查资料，可能很少人知道，川大发起并引领着中国两千多年文化主干儒学的文献集成《儒藏》的编撰，在佛教研究领域也影响至巨。对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三家，川大皆有重大的贡献。此外，川大还主编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收集汉字最多、释义最全的汉语辞书《汉语大字典》与世界第一部《甲骨文字典》，推出了中国最大的断代文章总汇《全宋文》……也许旁人会觉得有点奇怪，这些标志性文化工程怎么可能由居于华西高原大山缝隙之中的川大来完成呢？实际上想想道理也简单，正因为地处内陆，在西学东渐的浪潮中，要趋西崇新，川大相比东部不占优势，但守旧倒还是容易，并且“旧”的力量在川大一直顽强，虽然这里也出现了很多新派人物，如 “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吴虞等，但川大文史一脉素有“ “国粹堡垒”之目。抗战时期川大中文系还被称为“古国”，“一个精粹的最后的儒生阵容”！媒体报道川大“向重中文，尤偏经典，考试例皆文言，绝少语体，苟作文试以白话，遇夙彦硕儒，则难免弃置”。因重庆成为陪都，大量的名教授入川，作为西南最高学府的国立川大自然成为大师荟萃之地，而像叶圣陶这么著名的现代作家，到川大来居然没有让他在校本部教书，而是在成人夜大教书。川大之“旧”可见一斑。在中国人缺乏文化自信的年代，旧学是保守落后的象征，常为人诟病。势易时移，中国和平崛起，中华文化复兴，旧学被尊为国学，又成显学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实际上，川大的整个历史中充满了“中”“外”、“东”“西”、“新”“旧”的巨大矛盾张力，由于独特的地理与历史原因，或许可以说是同类大学中张力最大者。川大前身之一的尊经书院是张之洞于1875年创办的，而张恰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主张影响中国。较严格意义上的川大从1896光绪皇帝敕令创办的四川“中西学堂”发端，也颇具有象征意味。川大历史上的“中”固然为本，而“西”与“外”实际上也并不少。高等学堂时期的外籍教师占的比重就非常之大，外语系也曾有朱光潜、周汝昌、卞之琳、罗念生……这些灿烂星光，曾任韩国临时政府副主席，现代韩国的主要缔造者之一金尤史还做过外文系主任，只是今天的川大师生多不知道这些了。以《中西比较诗学》开局，川大比较文学在全国占据数一数二的地位实际上也是在情理之中的。而与川大交织了近百年的“华西”因是西人所创更凸现了这种“中西”张力。1910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基督教会组织创立的西式华西协和大学似乎就是为了诠释中国现代化中的“中西”分合关系而立的。林则，这位加拿大人1917年在华西协和大学开创了中国现代牙医学，当年被华西的人体解剖吓坏了而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成都市民现在坚持认为华西医院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并倍感自豪。这中间的文化变迁让人感叹。而川大皮革学科能被称为亚洲第一，其带头人当选为国际皮革化学家和工艺师协会联合会主席，追根溯源，学科的发展与西人也不无关系。


说来川大历史悠久，但漫步川大，是找不到多少真正的早期历史地标的。那些早年的历史碎片，散落已久。以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学、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翁石室为基础创办于1704年的锦江书院是川大源头之一，但其旧址现为石室中学所有。川大“国立”时代安身多年的“皇城”在抗战时期与四川省政府交换了,今天来来往往的外地人还喜欢在天府广场和那毛主席的巨像合影。

望江校区是川大由“皇城”迁往望江楼一带后形成的，那些中式老楼奠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也还有些味道。化学馆周围成群的巨大银杏每年在秋季的蓝天下发出金色的流光，感动了几代川大人。行政楼为梁思成设计，解放初落成，其风姿倒是在全国高校中独一无二的，中西合璧，恢宏大度，有真正的“大学”气象，据说很多人就是因为看见这栋楼而爱上川大的。华西坝上的近代建筑群小巧精致，更有鲜明的西方元素，承载了成都人对现代化进程中若干文化悖论的深切感喟，钟楼荷塘更是当年流寓于此的外国人、外地人不灭的记忆。川大新校区唯一标志着与川大历史相联系的是仿旧的“国立四川大学”校门，那原本为成都故宫“皇城”的大门，后面有皇城的主体建筑 “明远楼”，暗含了诸葛亮那句著名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其名对川大人当是一种深切的训导。今天，“明远”二字成了新校区所建之湖的名字，历史的深意也还隐约闪现在潋滟的湖光之中。


而真正与川大始终相契的地理因素应该是杜甫反复吟咏过的“锦江”吧。锦江书院“稽古在平生，可信锦囊无俗物;论文或不愧，试看江水有源头”之联至今仍可为川大人的座右铭。而今川大之“望江校区”望的就是锦江，华西校区所傍也为锦江。可以说，将川大从时间、空间两个方面完全连接起来的就是锦江。而那江边的望江楼正是川大的标志。
民国时期，《新新新闻》报道：“蓉垣名胜之一的望江楼，市府自动迁让，划作川大教授们的宿所，教授先生们得了这样良好的宿舍更安定的去进行其教学和研究工作，从此，名人胜地，相得益彰”。
当年，“在望江楼附近的平原上，作为川大的新校舍，是非常够格的，她具有乡野的风况，她具有都市的优势”，“新春的时节里，一排排的树木，一厢厢的花草，发出新鲜的嫩芽，夹着平坦广阔的道路，纵横罗列，俨然是一幅美丽的图画，生活在这优秀的景色里，会使你精神愉快，会使你心灵和怡，会使你在安详中兴奋起来。”“人谓川大为最安静之读书环境，实非过甚其词”。几十年过去，川大望江校区所在早就不是当年的郊外了，而是极尽繁华的中心地带，而学校当然是闹中取静的最佳去处。


川即水也，水即道也。锦江作为川大的形象符号之一，水文化作为川大文化的内核，倒也天衣无缝。川大不仅仅实实在在地依西南名江大川之利而发展出全国一流的水利水电学科学科，“水”的精神也体现在川大历史发展的方方面面。
流水不腐，在于其能推陈出新。而吐故纳新本是道家的养生之术，也可谓川大历久弥新的法门。
在百多年的历史中，川大吸纳融合了不少大学的精华。众所周知的是世纪之交与成都科技大学（前身为四川大学工学院）、华西医科大学（前身为四川医学院）的合并。其实，1931年国立四川大学正式挂牌成立，就是合并张澜当校长的国立成都大学（张澜主张：国立大学现设成都，应即以成都二字冠于大学通名之上，正名为国立成都大学，较为适当。四川名词系代表省区，如大学系省立，冠此二字尚属合理……今以国立大学而加省区之名，殊嫌名实淆混。国立成都大学，即原来筹备已久之国立川大。而川大因名字被人误解实际由来已久，可见张校长之远见）、吴玉章曾当校长的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大学和公立四川大学而成。五十年代院系大调整，规模不大的华西大学三分之二的学院并入了川大，一同进入川大的还有华西大学博物馆，更名为四川大学博物馆，而老的川大博物馆此前去组建四川省博物馆了。这座1914年创建的博物馆，是中国最古老的博物馆之一，也是国内高校仅有的综合性博物馆，杨振宁曾称之为全球前十的高校博物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1933年对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首次发掘，曾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三星堆早期的文明碎片就随着华大博物馆藏进了川大，而后来三星堆的大规模发掘，川大历史、考古学科的师生起到了重大作用，可以说整个三星堆文明的面世也彰显着川大的历史厚度。
五十年代是华西因素与川大因素大融会之时。而实际上此前两校关系就可谓十分密切，一国立，一私立，地理相近，在蓉之两大学，多有互动，而两校教授多有交叉，或同时任教两校，或先此而后彼者，数不胜数，其中多有名流大家。例如四川大学、华西大学教授林山腴。陈寅恪到成都，就曾专程拜访他。名满天下的陈寅恪对着林山公行磕头大礼，让当时的人都觉得有些尴尬。拜访之后，陈寅恪用一幅对联赠与林山公，联云：“天下文章莫大乎是，一时贤士皆与之游。”
抗战时代，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燕京大学等院校借华西协合大学校址联合办学，华西坝成全国四大文化名“坝”之一。华西大学文学院长罗忠恕约请李约瑟博士来成都讲学，并为李约瑟写《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收购中国古籍数千册。一九四二年与蒙文通、顾颉刚、钱穆等人在成都组织“东西文化学社”，约请张东荪、冯友兰、梁漱溟、邵子力诸人参加，并与国外学者泰戈尔、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等通信讨论东西文化。而应燕京大学等校之聘来蓉的陈寅恪、钱穆等名教授往往都同时或先后兼任华西大学和四川大学教职。随着华大文学院、理学院进入川大，可以说坝上风云已经融入川大了。而罗忠恕晚年任教于成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个人的经历与学校的经历吻合，也颇具有象征意味。


在这里，人们也可以发现“国家级”的川大。以前，成都皇城国立四川大学门前有一个很大的石牌坊，缀有“为国求贤”匾额，标志着川大为“国家的大学”。任鸿隽任国立川大校长后，特别强调要“使此大学成一个国家的大学，不单是四川人的大学”。他说：“四川大学不能说是四川的大学”，而是“中国的大学”。这话今天听起来有点得罪人，或许因此，“为国求贤”的匾额也被牵连而为川大弃置，现在成都二环路立交桥下的民俗公园里，还可以看到这个牌坊的样子。任鸿隽勉励川大人：“诸位自己要准备将来做一个国际上的大人物，不然也要做一国的国士，不要准备只作一县或一乡的乡人”。当然，今天那些承担着国家重任或以国家标准行事的川大人未必都还知道这些训诫，但其作为川大的脊梁，精神是一样的。
在这里，人们也可以发现在川言川的川大。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四川文化经济建设，本是川大题中应有之义，虽然并非其全部使命。巴蜀之地，多奇山异水，人多有奇思异想，文化学术自成一家，也常有震惊天下的高人。当年曾任川大教授的刘咸炘也可谓学界奇人了。刘咸炘是地道的四川双流人，直到去世前两年未出家乡成都，终身未出川，这点颇似哲学家康德。36岁到剑门一游而染病归于道山，令人扼腕。其短短一生在史学、目录学、校雠学、方志学诸领域都有较高成就，受到中外学者的推崇，梁漱溟对人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刘咸炘字鉴泉）之读书处。”陈寅恪抗战期间讲学成都，专事搜访刘咸炘著作，遍及成都书肆，赞扬其“见识高”。蒙文通赞“其识……为一代之雄，数百年来一人而已”。能这样蜗居一地，倒也不凡。然而，秦岭夔门，阻断了一些川大人的视线，“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多少也磨灭了一些川大人的意志，也实在值得入川大者警惕。


在这里，人们也可以发现完全草根的川大，你会碰见甚至真心实意以川大所在望江街道办事处为直接领导而毕恭毕敬或以“在成都市名列前茅”为荣的老师。
而川大的在校学生，既有朴学苦读之士，也有经常过着“饮酒赋诗、游山玩水”（郭沫若回忆语。在川大读书者现亦多有类似经历，只是多不赋诗）生活之人，也许还能找到以成都麻将为主课的奇人怪士……如此种种，有时侯简直让人纳闷：“这些人怎幺可能都是川大人呢？”倒也应了那句话：“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然而，也许就是这种“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巨大空间和“生物多样性”，给了川大无限的生机。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争，高度低调，这也是川大的一个秉性。作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几所大学之一， 1916年其前身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即为六大国立高师之一，1931年，国立川大为十三所国立大学之一，抗战期间更是中国“国立大学中最完整的一校”、“为全国唯一完整之大学”，“川大在成都，中大在重庆，联大在昆明，三个最完整的国立最高学府，鼎立在抗战后方的三个最大都市里”，“发挥着宏扬文化，研究学术，造就抗建人才的伟大功能”，新中国成立时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校，1958年为“教育部直接领导，指导全国”的几所高校中唯一一所京外大学……可以说，川大是中国最资深的贵族大学之一了，但现在经常被人认为是 “靠合并起家的爆发户”、“地方大学”、“省属大学”……，据说成都市民眼中全国最好的中学——成都七中的老师常常劝勉学生道：“你们要不好好读书，以后就只有去读对面的大学”，这“对面的大学”原指的一街之隔的成都科大，合校之后，自然就由川大继承了。这个说法，本是一种文学修辞语，或者原本为玩笑，在很多城市，针对很多大学都有类似的段子，而川大的在校师生受其影响不小。喜欢川大热爱川大，以川大为其终身精神家园者固然有之，反对川大、大骂川大者，将人生与事业之种种不如意归结到川大头上者亦有之。而川大呢？“处众人之所恶”，他似乎没有听见，或者笑而不答。他好象太不介意这些了。他太象一位白髯飘飘，置身世外的老道。


以此而论，“龙学泰斗”杨大胡子杨明照、美髯大师蒙文通们是很可以作为川大的形象大使的。虽然他们的名气比不上朱德、杨尚昆、郭沫若、巴金、江姐这样一些尽人皆知的川大校友，甚至也比不上王小丫、韩三平、张靓颖这些媒介红人。在川大，象他们这样在各自领域作出顶级贡献而不被社会了解的人太多了。中国“新史学”的开创者徐中舒、“文史兼擅”的大家缪钺、“中国最杰出的植物学家”方文培、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奠基人之一刘承钊、“中国公共卫生之父” 陈志潜、中国皮革教育事业的一代宗师张铨、长期担任世界和平学会会长的加拿大人文幼章……已故的先贤都不胜枚举，而健在的硕学鸿儒按规矩更是不便点名道姓的。诸家之中，以外形似老道这一点来说，杨明照可能是最突出的了。
一些低调固然是因为处世之道，还有一些低调可能也是情非得已。
川大最高调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国立川大黄季陆校长提出的“不但要使川大成为全国最高最完善的学府，同时还要使川大成为世界上有名的完善的学府”之前一句或许永无实现之日了，国家格局的变迁、过于资深望重的“西南最高学府”头衔，使得川大与中心“不即不离”“若即若离”。这本是川大的无奈。久了，也似乎成了他的选择，他的立身之道。所以，在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绝大部分名牌大学都是合并高校的激烈竞争背景下，虽然川大很多核心指标都很不容易地排在前几位，综合实力却只能在十名左右。这是川大的宿命？不管尽没尽人力，总归该顺天意？
也好，退后一步，或许天地更宽。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山水之间，大道存焉。川大足可为乐矣！


得了吧 你知道他平时怎样使唤学生做牛做马么 师德都不行还说啥子

那么一大堆文字垃圾，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