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内容决不含有不健康内容，均为班级往事，本人读过后认为较好。PS:还是由于篇幅较长，请分次阅读或注意休息。先顶再读哦！遥远的高三·八 公元1980年，我初中毕业，考入了哈尔滨市第三中学。哈三中在黑龙江省的地位，比北大在中国的地位还要崇高。因为北大还有其他的大学与之竞争，而哈三中在黑龙江则是“宝刀屠龙，惟我独尊”，别的重点中学一概拱手称臣，不能望其项背的。一名哈三中的学生，比一名“黑大”或是“哈工大”的学生还要受人尊敬。因此，上了哈三中，便油然产生了一种责任感，仿佛全省三千万父老乡亲的期望和重托，“夸擦”一子就撂到咱肩膀上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各门成绩都很出色。但上了高中以后，面临着考文科大学还是理科大学的选择。这个选择对我个人来说，是不存在的。我有一种很顽固的偏见，我认为理科大学不是真正的大学。我虽然一向热衷学习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认为它们的价值只在于为人所用的工具性。“批林批孔”时知道孟子的一句话：“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句话对我的毒害非常大。我至今都认为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属于“劳力者”，认为文科知识分子才是真正的“精神贵族”——尽管他们的现实处境是那么的可悲可怜！所以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心里就有一个高考的目标——北大中文系，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大学最好的系。但是，在80年代初期，全社会的普遍观念是重理轻文，似乎“爱科学，学历文化”就是要当陈景润、李四光，社会上流传着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个别报纸还宣传1985年要实现四化，2000年初步建成共产主义。有的老师听我决心要考文科，而且还是中文系，都无比叹息地说：“唉！这孩子，糟蹋了。”我今天回忆起这恳切的话语，不禁真有点怀疑当初的选择，是不是给国家糟蹋了一个陈景润的坯子。在重理轻文的大气候下，哈三中迟迟不开设文科班，于是我和一些要考文科的同学，与学校展开了艰苦的斗争。“高三·八”不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号码，那是我们用青春的热血换来的胜利果实。下面我略讲几则与“高三·八”有关的事迹，献给有过类似经历，今天仍然保持着青春激情的老中青朋友。 一、公车上书 高一的上学期一过，开不开文科班，就成为一个争论焦点。其他重点中学，在总体上不是哈三中的对手，便早早办了文科班，集中优势师资和生源，力图在文科上名列前茅。而哈三中严格执行上级关于不许办文科班的指示，名义上是反对偏科，实际上一是有重理轻文的传统，二是作为标兵单位，不敢犯任何错误，三是对文科没有把握，反正办也已经晚了，不如不办，将来高考文科成绩不好，便有了借口，成绩好了，更成为坚持正确路线的典范。这样一来，想考文科的同学，提出了“救亡国存”的口号。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根据所学的那点粗浅的历史，一本正经地把校领导比作昏庸的清政府，认为只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扭转局势，促使当局“变法”。我们分头到各班串联，各班人同此心。就连那些要考理科的同学，也从学校大局着眼，支持我们。于是，我们就发动了一场“文科班运动”。第一，广泛宣传，到处议论，造成一种“民不聊生”的舆论。政治老师讲过列宁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第二，向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口头呼吁和交涉，争取教师的支持，是胜利的最大保障。这里面要注意两点，即对文科教师的绝对倚重和对理科教师的绝对尊重。第三，正式提交意见书，形式分为个人的，各班的和全体的。这项举措我们命名为“公车上书”。 我以个人名义和全体名义，送上了两分意见书，言辞很激烈，还卖弄了不少文采和典故——我的作文得过全市一等奖。郑滨和张欣也各写了一份。当全体意见书签名时，产生了一个让谁签在头里的问题，我记得自己十分狂妄地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

8班，成立了一个新的8班——文科班。但是要求我们的理科学习与其他一样，只是多加了史地两门课而已。这样即使上级知道，也不能说我们“偏科”，说不定还要表扬三中呢。 “文科班运动”终于胜利了，但是有好几位大功臣没有享受这胜利果实。比如7班的班长李学军和学委白泉，都是斗争坚决的“死党”。他们本就不想考文科，他们只是为“正义”才挺身而出。文科班成立后，我仍然经常与他们放学后一路回家。8班从此成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班，而“公车上书”则在我们的生命史上留下颇有价值的一页。 二、十三棍僧 文科班存在的时间不到两年，但在同学的记忆中，却俨然是一个完整的阶段。那是因为我们班不仅集中了全年级的大量精英，而且发生了数不清的趣谈逸事。 首先是干部严重过剩。当过班长和团支书的足够组成一个政治局，班委和课代表俯抬即是。班主任左平衡，右解释，总算草草委任了一届内阁。我们班主任教语文，四十多岁，长得很像那时的影星颜世魁，一张黑脸上布满杀气，永远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和一双黑皮鞋，拿着一本黑教案，我们管他叫老魁，管他上课叫“黑手高悬霸主鞭”。我跟老魁说，我在初中当过学生会主席，领导这个班，没问题，老魁一摆黑手，你啥也别当，就给我当语文课代表，有事儿我直接找你。后来我才明白老魁的用意，并由此悟得了许多统治之道。10年后我也在北京一个中学当过一年班主任，也是让最可靠的学生当语文课代表。其实老魁很少找我，可我们班同学，尤其是女生，都造谣说老魁待我像亲儿子。我说老魁从未表扬过我，而且还批评过我，都没用。现在回想起来，才明白老魁在重大事情上都是依靠我的，只是感情不外露而已。 文科班虽然内阁整齐，人才滚滚，但班级的实际权力机构，或者说权力核心，是“十三棍僧”。那时电影《少林寺》风靡一时，我们班五十多人，却只有十二个男生，于是加上老魁，就号称“十三棍僧”。别看男生只有十二个，却有六个的成绩排在前十名。即使成绩排在后面的，也各有神通。比如班长田风，英俊倜傥，聪明绝顶，具有极强的组织领导能力，待人谦和仁义，办事成熟老练，文艺体育都是能手，口才又极佳，看过一部电影，他可以从头到尾讲得跌宕起伏，大家都很佩服他。可不知为什么，他的成绩总不见提高，也许是一个人太多才了，对命运就缺乏危机感，区区分数也就不大放在眼里了。 我们十二个男生，一半坐窗下，一半坐在后边。每天嬉笑吵闹，令女生十分痛恨。班里的大事小情，都由男生说了算。其实三十九名女生里头也人才济济，但女生一多，就好比鸡多不下蛋，谁也不服谁，谁也甭想出头，干脆乐得让这帮傻小子领导，自己正好安心学习——我估计这就是母系社会垮台的根源。可是学习这东西很邪门，不专心学不好，太专心也学不好。众女生成天心不旁骛，出来进去手不离书，口中念念有词，一脸三贞九烈的样子，却大多数事倍功半。比如团支书刘天越，从来不抓团的工作，一大早来到教室，就粘在座位上一动不动，下课也不出去，吃午饭时，她的同桌赵静把饭盒放到她面前，满满一大盒饭莱，她居然吃得一粒不剩，可见她的蛋白质消耗是够大的。我们那时男女生之间相敬如宾，很少直接说与学习无关的话。我和同桌肖麟与她们相隔一个过道，经常旁敲侧击，冷嘲热讽。我对肖麟说：“看，又吃了一槽子。”肖麟说：“已经一上午没出窝了。”刘天越听了，只是低头窃笑，继续背书。可她如此用功，也只能在女生里排进前五名，不具备领导男生的威望。这些该死的男生，上课说话，自习吵闹，一下课就跑出去翻单杠、扔铅球，可是学习就是棒，见解就是高，办事就是灵，而且老师们还喜欢。真不知上帝是怎么安排的。 我们班因为男生太少，所以运动会时要求学校不限制男生多报项目。这下可好，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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