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国外清末新政研究专著述评（之一）》


肿么没给 皇族内阁 洗白一下？

怎样看待清朝统治集团的最后十年，本来不是难以判断的问题。因为清政府在1911年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遭到国人抛弃这个事实，已比任何雄辩更清楚地作出了回答。
但近年来这个问题却又被讨论得很热闹。有一种看法认为：如果让清朝政府继续存在下去，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中国的现代化将会来得更快些，受到的损害也会更小些；**只会对社会造成破坏，辛亥**不仅不必要，而且带来军阀割据下的动荡和混乱，把事情搞糟了。这种看法最初来自海外，后来国内也有回响，不少人以为这很有些新意。
其实，这不是新问题。人们有时很健忘。早在上世纪初的辛亥**前后，对这个问题就有过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方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派，另一方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前面所说的基本论点当时就以稍有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了。
争论的结果怎么样？当时留学日本的林伯渠后来回忆道：“民主共和的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终于压倒了君主立宪论。”事实表明。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对这个曾经煊赫一时的清朝政府已不再有丝毫眷恋之情。
这不能怪人们无情。最初，许多人确曾把希望寄托在清朝政府身上，期待它能进行真正的改革，救亡图存。如果可以做到，这自然是一条代价更小的道路。可是，事实是冷酷的：这个政府已经腐烂到极点。人们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努力和失望后，再也无法对它抱任何期待了。而国家的一切权力又都集中在它手里，不推翻它，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当时的爱国者为了对这个异常尖锐的问题作出抉择，经历过多少激烈的思想斗争!从孙中山、黄兴到其他**派人物，最初何尝不曾想通过温和的改革来拯救中国。但是，这些善良的愿望都被无情的事实碰得粉碎，而迫在眉睫的危机又不容许人们从容不迫地继续坐视下去。这才驱使他们下定狠心，义无反顾地走上**的道路。

不妨重新考察一下清朝统治集团最后十年的实际情况，看看它有没有可能稳步地有秩序地进行改革，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里说的“最后十年”是约数，是指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到1911年辛亥**爆发那十来年的历史。
清朝实行的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戊戌变法失败后，它的最高权力完全握在慈禧太后一人之手。她是个只醉心个人权力的人，这时已年老多病，又经过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攻的打击，待辛丑订约后，更多地考虑的是如何平稳地度过余生。正当国难深重之际，最高统治者况且如此，又能指望整个政府有多大作为？
1908年，光绪和慈禧在两天内相继死去。慈禧一死，在清朝内部没有一个人能填补这个空白，能够拿大主意，代替她原有的作用。这就使本已日趋绝境的清朝政府全乱了套。更失去控制局势的能力。这时。清室各少年亲贵争出揽权，统治集团不仅越来越自我孤立，内部更闹得乌烟瘴气。少年亲贵是一群不懂世事的纨绔子弟，朝政越来越糟。清朝统治集团呈现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景象，难以挽救了。至于满朝文武以至封疆大吏，除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等少数人外，已看不到多少有所作为的人。
对已经腐烂到如此程度．只在苟延残喘的清朝统治集团，还指望它能轰轰烈烈做出一番大事业，稳步地有秩序地推进改革，使中国的现代化来得更好些，不说是痴人说梦，至少也是缘木求鱼。在这方面洋洋洒洒地去做许多文章，恐怕也只能是“纸上文章，未见悉符实事”，或者“务为高论，由今观之，其不当不实之处颇多”。

接下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清末的具体情况

以上是时人对清末新政的反应，接下来是清末新政的实际情况

清政府曾经把解救自己财政危机的希望寄托在商办工矿企业上，但是，出于它的封建本质，又时时企图实行官办，因此，商办与官办的矛盾始终贯穿于清末“振兴工商”的实践中。清政府坚持官办主要出于两个原因：一、对民族资本不信任。如对于军火工业，它是从来不许民族资本染指的，对于铁路事业，它也是紧抓不放的，对于铁路修筑权的开放，始终是有限度的。各地商办铁路公司的设立以及总协理的人选都要经过清廷的批准。清政府原计划，“招商设立铁路公司，不用官督商办名目”。但当1906年湖南奏请商办铁路时，又出尔反尔，申明“铁路系军国要政，仍应官督商办”。二、与民族资本争利。对于企业，本着“有利者留，无利者去”的原则，无利可图的企业，推给商人去经营，而有利可图的，则往往禁止商人插手，甚至已经商办的企业，发现利大，也不甘让利于民，收回官办。如电政局原来是商办的，营业利润很高，清政府便以“电务为军国要政”为由，“筹还商股，将各电局悉数收回”。各省督抚为扩充实力，凡属“可兴大利”的矿产，定为官办，不准商办。即使已经商办的，也往往被他们夺走。如广东士敏土厂被两广总督岑春煊定为官办，“不准商人仿制，致碍公家之利”。广西平乐、富川锡矿、广东曲江、合浦、江苏幕府山等处的煤矿，都是因为“苗旺质佳，获利甚厚”，而被“勒令交出，改归官办”。而这些企业实行官办以后，由于官僚的无能和挥霍浪费，都陷入了管理混乱、亏损不堪的状态。当然不仅这些企业，凡是官办企业，莫不如此。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官纺局“机器的情况很坏，同时有严重的浪费、混乱和怠工。……关于这个纱厂，最大的困难是派来大批无用的人做监督，这些人都管叫坐办公桌的人，因为他们坐在桌旁，无所事事。他们为了一点私利把训练好的工人开除了，雇用一些生手”。


即使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因为官僚掌权而商人无权，也腐败不堪。如汉冶萍公司虽是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但“其腐败之习气，实较官局尤甚。督办到厂一次，全厂必须悬灯结彩，陈设一新，厂员翎顶衣冠，脚靴手本，站班迎迓。酒席赏耗之费，每次至二、三百元之多，居然列入公司帐内。督办之下，复设总、会办，月支薪水二百两、一千两，一凡绿呢轿、红伞亲兵、号 以及公馆内所须一切器具、伙食、烟酒零用，均由公司支给。公司职员，汉、冶、萍三处，统计不下千二百人，大半为督办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上年有萍矿坐办林志熙侵吞公款三十余万两，经工商部委员查出，现方由公司起诉，将林拘留。然汉冶萍公司开办以来，侵款自肥，如林志熙者，殆不可胜计，不过互相包庇，无人发现耳。即如汉口扬子江机器公司，即由汉阳铁厂搬出之旧机器所组成，并由铁厂提银五万两作为股本，由汉厂总办李维格出名承办，得利由各厂员均分，实则厂员并无一钱股本在内，即窃汉厂之旧机器及五万金为彼数人之私产耳”。

在当时，即有人看出了企业垄断的危害。上海机器织布局十年专利之奏一出，即有人指出：“是何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之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守，不亦 乎?”据该局招商章程所述，当时洋布行销中国每年不下3000万两 ，该局计划设织机400张，每年织布24万匹，可售银44.4万两；只抵得进口值的1.5%，尚不准成立其他织布企业，真可称是“一身当关”。曾任该局主持人的马建忠也说：“十年之内，不许他人再设织布局，而所设织机不过二三百张，每日开织只五六百匹，岁得十八万匹，仅当进口洋布八十分之一耳。则十年之间，所夺洋人之利，奚啻九牛一毛哉!”就是后来华盛总厂设立时，限定全国纱机40万锭，织机5000张，也还是自缚手足。当时进口是以纱为主，1892年为2457万两，而华盛40万锭全开可出纱30万包，按当时市价不过1800万两，不足进口洋纱73%。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外商获得在华设厂权，清廷张惶失措，颁布上谕，要求各省设厂抵制，然而此时，中国工业基础未立，朝野上下徒唤负负，悔之晚矣。
但是，清政府并不吸取垄断阻碍工业发展的教训，在垄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一日1911年5月9日悍然宣布“干路国有”，收回各地商办铁路权。具有重要意义的铁路事业被清政府收回官办，激起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清政府终于在商民保路声中灭亡了。

足以说明，清朝是一个烂到根子上的腐朽王朝，这个时候唯一能救中国的，就是砸烂了清朝，在旧时代的瓦砾上重建

请解释皇族内阁是怎么回事？死到临头都不肯放弃权力，为了，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利益，就牺牲中国利益，这些全中国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