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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2012年01月26日 11点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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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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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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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经济思想方面,王夫之明确主张皇帝也不能侵犯私有财产:“王者虽为天地之子,天地岂得而私之,而敢谈天地固然之博厚,以割裂为己土乎”。他又指出人君也不能干涉经济自由:“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上之谋之,不如其自谋,上为谋之,且弛其自谋之心,而后生计愈蹙”。而这个道理,在400多年后,治国者还是不知道,他们的智慧还不如小岗村的那些冒着杀头危险私搞“承包”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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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明确提出概念的区分和关系的论述。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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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
遥遥领先
,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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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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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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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 )。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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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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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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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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