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教育
叶开
近三十年前，巴金先生在《随想录》里写了三篇文章谈教育问题。
在第一篇《小端端》里，巴金先生说：“她是我们家最忙、最辛苦的人……她每天上学离家最早。下午放学回家，她马上摆好小书桌做功课，常常做到吃晚饭的时候。”巴金对此深为忧虑了，“孩子的功课负担不应当这样重。”
三十年后，和端端同龄的孩子比端端当年更辛劳。成年人每年有不少法定假期可以休息，但学生们全年没有一天不在忙作业——周末老师布置作业，寒暑假老师布置作业。父母们还要带着他们满城跑，参加各种提高班。上学作业考试压得学生们喘不过气来，他们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乐趣。
有个微博这样写道：“君子坦荡荡，小人写作业。商女不知亡国恨，一天到晚写作业。举头望明月，低头写作业。洛阳亲友如相问，就说我在写作业。少壮不努力，老大写作业。垂死病中惊坐起，今天还没写作业。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写作业。”
在三年后的《再说端端》里，巴金先生说：“儿童嘛，应当让她有时间活动活动，多跑跑，多笑笑，多动动脑筋。……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感到活下去没有意思，没有趣味，这种小学教育值得好好考虑。”
巴金先生在三十年前撰文抨击僵化的教育思想，曾引发过全国范围的大讨论。三十年过去了，几次教育改革换汤不换药，遂至于今天积重难返，以语文教育而言已经进入绝境。
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材。培养合格的公民，教材里就会体现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公民是有独立个性、自主思考力、理性行动力的个体，而不是庞大社会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如大清康乾间推广开的《弟子规》，主要为培养合格奴才而服务的；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却是呼唤有独立人格、自尊、自立、自强的大写的人。教育目的不同，教材编写差异巨大。

语文教育是国家教育大系统中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教育重灾区。语文教育面临绝境，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而大家又必须齐心合力地去求变，才可能推动这架陈旧而庞大的马车。
语文教育的最大问题，是教育思想完全意识形态化，语文教育承载了过多道德教化功能，而且很多还是虚情假意的伪道德和旧时代统治思想的糟粕。翻看语文教材，你会产生错觉，以为是在读一本政治课本。语文教育的浓重意识形态化，使语文教材在编辑思想上完全僵化。现有多种语文教材都采用“主题单元”框架结构，围绕事先拟定的“主题”选编文章。如“家国情怀”“亲情歌吟”“生命礼赞”“品行善恶”“亲近自然”“时政聚焦”等，每单元三四篇课文，选文服从主题先行，搜罗各种材料来填充，很多课文都是垃圾作品。语文这门原该鲜活生动的课本，于是变成意识形态工作手册。
第二个问题是教材编写被利益集团掌控，粗制滥造，谋取暴利。据说教育部有意组织专家打通文史哲，编辑印行新的统编教材。我不反对打通文史哲，但坚决反对教材编写回到全国统编的旧巷子里去。各地方省市自编教材不好，不是因为放权，而是没有真正放权。语文教材编写权被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掌控，出版权则被各地教育出版社一家独占。一个排他性很强的利益小团体在暗中形成，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独占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巨大利益。在利益诱惑下，很多人丧失了基本的道德良心，也丧失了基本的公民责任心。由这部分人主导组成的语文教材编委会和相关的编写组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的一流学者，教材编写层层分包，一些研究生和教研员报酬很低，他们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抄袭篡改而拼凑出一本本质量低劣的语文教材。这些编写人员本就不爱读书，阅读面窄理解力差，还满脑子道德教条，所选材料很多源自通俗读物，很多课文是各省市和人教版教材相互抄袭，看课文几乎不分你我。这些教材中，一些文句不通的文章堂而皇之，居然还不知羞耻地要求学生背诵。
第三个问题，语文课文选材目光狭窄，很多课文涉嫌剽窃和篡改，而一些名家名作则饱受修改、删节的蹂躏。有媒体采访北京某教材的主编时，他竟然说，语文教材编写界内，对被选入的文章进行修改已成共识，因为很多文章的用词用语并不符合现在的汉语规范。他还说，只有鲁迅先生的文章风格独特，一字不删选入教材。这理由被很多一线教师奉为圭臬，似为不证自明真理。这古怪思想却谬误流传，贻害深远，而缺乏基本的有效反思。我对此有两个疑问：一，现当代文学中，很多作家都风格独特，影响深远，为什么其他作家作品可以修改甚至篡改，鲁迅的作品就不能修改呢？因何厚此薄彼？出于政治原因还是文学原因？二，一位六十年前自由创作的前辈作家，如何才能写出符合现在你们制订的汉语规范要求的文学作品来？

真正合格的语文教材，应该是一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详细分类导游手册，要通过基础学习、介绍和引导，让学生学会离开教材，进入文化知识的广阔世界中去畅游。
教育是国家建设的基石，语文教育是基石中最核心部分，人类文化的一切领域都领不开语言和文字，这个基础如果是豆腐渣工程，则大厦虽似雄伟，而摇摇欲坠矣。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