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1篇关于黄荟的文章。
2011年04月18日13:12 来源：国际在线 作者：朱虹

作曲家黄荟认为，新世纪音乐中的东方元素可以把人带到遥远的地方　　本报记者/朱虹　　他创作的音乐是当代中国高保真音乐第一品牌，也是中国现今 “世界音乐”和新音乐的旗帜；他的新世纪音乐在“发烧友”中广为流传，以“想象力”、“创造性”和“识别度”自成一家。　　近日，本报记者朱虹（以下简称“朱”）对话我国著名作曲家黄荟（以下简称“黄”），听他讲述其独具个性的音乐境界。

东方元素融入全球文化　　朱：请先给我们说说什么样的音乐算是新世纪音乐、世界音乐？　　黄：这两个词汇都是从唱片工业中产生的，距现在也就二三十年。首先出现的就是NEW AGE（新世纪音乐）。大概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欧美唱片商店出现了NEW AGE柜台。这种音乐刚面世时大概是一种功能性音乐，也有人叫它催眠音乐，是为了缓解城市生活节奏给人带来的压力和精神紧张，以及产生的不良情绪，因而当时城市的白领一族和精神压力过高者喜欢将它作为自己生活的背景音乐。　　这种音乐刚出现时并不独立，但慢慢地有很多艺术家参与进来，赋予这种类型的音乐一个比较大的容量。当然，对新世纪音乐，音乐家还是遵守了这么几个原则，比如说，它一定是有电声元素的参与，和传统音乐相比，它用了现代的音源；它一定把人声器乐化，就是把人声当乐器用，而不仅仅是用人声去唱歌；另外它有很多东方元素东方元素是当时新世纪音乐中出现的一种新颖的音乐样式和音乐倾向，正因为这种元素，它和主流的音乐有了很大的差异，所以比较容易把人带到遥远的地方。　　朱：那它属于非主流音乐吧？　　黄：这种音乐后来多了以后，就慢慢成了主流。最开始它是一个支流，由于它可以和主流抗衡，大家愿意叫它非主流。　　朱：在国内这种音乐的听众多吗？　　黄：对于中国来说应该这样说，这样的音乐潮流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如果说到东方元素，中国一定是东方元素的一个集大成者就是加入世界音乐大家庭，让别人通过音乐来认识自己的一个机会

朱：嗯，是在和世界音乐接轨吗？
黄：我们现在很喜欢用接轨这个词，其实接轨一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一定要标准化才能接轨，也就是说，你服从了主流的所有原则，它愿意和你接轨；如果你不符合的话，那一定会被那标准划出去。现在这种新世纪音乐和世界音乐（world music），它给予的恰恰不是接轨，而是一种融合，就是你可以有别人没有的，别人没法和你竞争的音乐，以这样一种方式融入世界文化和音乐里面。
朱：当初你怎么会想到大胆去挑战和尝试创作这样一种音乐？
黄：如果现在回忆起来，可能不好叫大胆，其实是无奈。因为就是我们这样的音乐，原本国内有人在做，但是在那时中国的市场上或音乐同行里面无法安放，就是没有地方让你这样的音乐生存，后来也是因为new age或者world music这种世界音乐浪潮裹挟了中国。比如说那个阿姐鼓，一开始，有几部作品，因为这样的浪潮，它获得这样的机会，使得中国从事这方面，或者对这方面有兴趣的音乐家的作品能够安放。

音乐是我唯一的归属
　朱：您觉得创作音乐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梦吗？
黄：音乐不是梦，它不是一个具象的梦，音乐完全是一种状态，是永远没有办法用语言去表达清楚的终极目标。你想象到的那种东西，你要得到它的过程，有人一定要绝处逢生，突然坚持到什么时候，它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这种体验我有。但有的时候要及时拐弯，走不通时要换一条路走，因为如果一开始那个东西并不恰当，这种坚持的结果就是失败。
　　朱：创作音乐多长时间了？
黄：1990年从音乐学院毕业到现在一直处于创作状态，而且基本上很多年都在一线。
朱：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觉得厌烦，想改行了？
黄：从来没有过，好像很早我就认定我是那种真正地被音乐感动，下决心要终生从事音乐的人。音乐真的让我有唯一的一种归属感。我不去做音乐，去做什么？我可能很难回答。对音乐的那种需求，怎么说呢，哪怕吃饭睡觉空气这样的需求还不足以相比，和音乐本身一样，这是不太容易用语言表述的一种感觉。　　少年时，我也不记得几岁，那个年代我们能听到的音乐品种很少很少。我母亲在一个大学工作，当时全国都在排演一个样板戏，有一个现场的交响乐队正在教室里面排练。我突然听到了那个房子里交响乐队排练的声音，我确信，那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乐队，从来没见过那么多人在一起演奏音乐，一种现场目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一个小孩就爬上那小楼，而且用最快的速度爬上去看，在爬楼的那几步，实际上也就几秒钟时间，全身产生了一个化学的、生理的、物理的，就是各种反应，我不知道触电是什么感觉，但那个感觉是很奇特的，可能就是从那个感觉开始，我终生和音乐有关系。

　朱：由于对音乐的执着，你放弃过人生中一次重要的选择？
　　黄：如果按照那时的社会标准来说是这样的。1990年我研究生毕业，在当时那个国家分配体制当中，毕业后放弃国家干部这个地位，选择去做一个自由音乐人，在今天来说，恐怕也是挺难解释的。但我没有觉得那是放弃，因为从那天开始，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个自由的艺术家的灵魂。
我不用去做艺术家最不愿意做的事，就是我还要去听命于别人，我还要委屈自己、扭曲自己，然后去获得社会地位。我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次真正的精神解放。但是那种放弃，接下来的负面东西就是我没办法跟世人解释这件事情，别人会说，你一定是犯了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原因才会是这个下场。然而，当我产生这些音乐的时候，我自己知道，如果没有那个前提，我不可能这样写。如果跟别人一样，那我现在一定还会去计较社会地位上的很多问题，那些事情跟音乐无关，但是在我们这个价值观比较单一的社会里还是很重要的。

一种为自己而歌的样式
　朱：最新作品《醉花阴》主要描写什么？
黄：这张专辑前后制作历时3年，好像是我所有专辑所有音乐当中最难完成的一次。因为从我1996年第一部比较大规模的作品《苏武牧羊》以后这么多年别人也都向我提出过这样的疑问再也没有一张声乐演唱的专辑了，其他专辑都是声乐和器乐的混合，或者说属于个性很张扬的作品。这次是继《苏武牧羊》之后，第二张个人演唱的，而且是我原创的一张专辑，我现在能说的大概就这么多，其他的话都在音乐里面。

朱：你觉得这张专辑是命题专辑，还是自己的？
黄：这也是一个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一个专辑，譬如说这是一张歌唱的专辑，但是它是一种中国式的歌唱。我们现在有民歌、原生态，但其实中国丢掉了一种从历史传承上一直是非常国粹、非常经典的一种形式，就是中国古代文人，士族阶层的一种歌唱，叫琴歌用古琴弹唱来唱歌。
　　古琴这种乐器，现在全世界对它有这样一种认识，说古琴是唯一一件只能谈给自己听的乐器，琴歌也是一种为自己而歌的样式，它并不在意唱给听众听，它的听众是自己，是自己的心情。琴歌在中国历史上传承过很多很优秀的东西，而且它后来经常左右舞台演出的曲目，但是这种样式、这种题材，琴歌的灵魂，它精神上的归属，现在已经被人异化了。我也不能解释是不是我们现在社会不需要这样的东西了，太个性化的东西了。
但我做这张演唱专辑之前的想法是，能不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当代人的生活状态中复活这种样式。
这个题目太大，也太窄，所以难度很大，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它的伴奏，只有古琴和埙等有限的几件乐器，却要营造出很大的空间和意境。因为古琴音乐是最富有想象力，最有不确定性，实际上也是最夸张的一种器乐音乐，伴随古琴的演唱也是一个有很大想象力，有很高要求，有很大变化和变数的这样的歌唱方式。琴歌的歌者应该说在当代已经不真正存在了。有很多人在笑话，没有真正这样的人，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想把这种国粹用现代的方式复活，也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这张专辑做出来，拿到市场上，也要看它经不经得起受众的考验。

本文作者与黄荟合影

记者手记：到乡村采风

说到音乐采风，常常指采集口头创作，包括歌谣、故事、说唱等。现在很少有音乐家到民间采风了。对投资制作出版唱片的公司来说，也早就没有采风这个概念了。但就是在这一点上，黄荟做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选择。　　黄荟认为创作就必须走进生活。他说自己大概从1996年开始就养成了下乡的习惯，每年至少1次，多的时候有3次。“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在都市里面，你只能接触到一种生活样式。可音乐它是从不同生活当中提出来的不同文化，文化必须依附在生活上，如果生活样式少，文化样式也必然少，文化样式少则人的思维方式少。”他说，对于艺术家来说，如果思维方式上趋同，想象力就要受到很大的限制。

采风实际上的艰苦远远超出他事先的想象。在一些险峻的地区，稍一失足，就会从斧劈般的山上掉进咆哮的怒江。但黄荟始终认为这是值得的，他说：“在采风时，你只有用自己的身体来承受，用金钱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钱花不出去。”
　　当记者问：“你下完乡，回到城市觉得反差大吗？”他回答说：“我回到城市，好像还是生活在我的乡村里面。因为我回到都市，还要去搞创作，搞创造就要去回忆之前去过的那些地方，就不会真正从思想上融入都市的所有规则。”（朱虹）

想听一听醉花阴，找不到。

不能直接试听，需要电驴下载，真烦人。这部作品是继李娜之后，又一部声乐演唱专辑，演唱者好像是李琼。

鼎，要成精的贴

好一个‘琴歌并不在意唱给听众听，她的听众是自己’

说了半天都没有提到演唱者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