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次讲话的题目呢，是《大四合院到秦岭深山》，副标题是“从老县城说生态文化与文学”。大家都说，说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确是这麼回事。我特别尊敬的一个编辑现在已经退休了，叫崔道怡，原来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他曾经说过，他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准和境界要高於常人，要新与常人，要看得远、要挖得深，要见人之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成为群众时代的先知先觉。”这个话，我听了以後，我觉得老先生说得非常地对。可是我是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我这个人平时稀裏糊涂的，人家郑板桥说是“难得糊涂”，我们家挂了一个书法，那是我爱人写的，是“难得清醒”，他给我写的。我那个书房挂了，人家什麼斋什麼斋，我那个也有名，叫“糊涂斋”。我那个卧室上挂了一个木头牌子，也是我爱人给我挂的，叫“反省中”。就是说你这一天到晚稀裏糊涂的，也不知道你写出的文章，怎麼能骗这些读者。也不知道那些评论家们怎麼会从你的文章裏还能挖掘出什麼思想来，他说不理解。我想是因为他对我太了解了，所以他不理解。今天在这儿给大家说这些话，可能也是骗人的。 　　我的家族小说呢，主要是写了一些家裏边的素材，挖掘出来给予它一些文学内容。我就想，这些老北京的素材，北京大宅门裏边的故事，为什麼我们家裏的人谁都没把它写出来，非得我写出来？很多事情他们知道得比我更多，他们的文化水准比我更高，可是他们没写，让我写了。我说这是为什麼？就是因为离开了北京。如果我今天还泡在北京城裏，泡在我这个四合院家裏边，恐怕我跟他们一样，也是什麼也写不出来了，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北京的作家为什麼没写出像我这样的东西。我就说，北京的作家有北京作家的生活环境。我每回到北京是一种什麼状况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们家住在东城，现在就是那一片地方被拆了，那些四合院全没了。我原来回来的时候呢，四合院是非常优美，海棠树、金鱼缸、石榴树什麼的。但是冬天，回来都是冬天，那个院裏头是没有暖气的，生著蜂窝煤炉子，弄著白铁皮的烟筒，在屋裏绕一圈再转出去。每天还得担心那火炉子灭，蜂窝煤炉的那个热力是极其有限的，比我们现在的暖气差远了。所以我每到冬天回来，就得穿著大衣在街上走来走去地，溜啊，这样还能暖和一点。我在街上溜的时候，我就想，我说老天啊，我说北京那麼多作家，他们现在都在自己的单元房裏边有著暖气，幸福地生活著，只有我这个作家凄凄惨惨地被冻得满街转，就是上个厕所还得穿上大衣跑到公共厕所去，蹲坑儿。那麼这一种别有一番滋味，是我区别於北京作家的一个点，所以我的作品和北京作家的作品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是个区别。

这个我也看了，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