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深点

如果我们作一简略回顾，关于中国古代外交理论的架构，自20世纪50—60年代美国费正清和邓嗣禹为代表提出“朝贡体系论”以来【1】，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贡体系论”的提出，明显带有从近代出发看古代和从西方出发看中国的他者眼光，具有典型的西方汉学从外部看中国，而不是以中国本土当事人的角度研究中国的特征。一方面，这种从西方角度出发来理解中国，以西方价值观来认识中国的研究模式，引发了中外学界对其“冲击一一回应论”和“西方中心论”的批评；另一方面，在中国古代外交史研究中，以朝贡体系作为研究的习惯套路，朝贡体系模式——中国的世界秩序或称以中国为中心的礼治体系得到了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2】。朝贡制度形成了研究的主流，这种情形迄今没有改变。毋庸讳言，朝贡关系是古代中国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却不能包含外交的全部内涵，朝贡体系模式的问题所在，即在于以一元涵盖多元的外交史，以静态的追溯与归纳，替代动态的实证考察。事实上，古代外交的内涵颇为丰富，存在形态具有多样性，在外交史研究领域，我们不能忽略朝贡关系，但也不应被其表面或形式化的现象所迷惑，从而形成单向度的研究和僵化的认识，需要突破朝贡体系的研究框架，向纵深探讨古代外交的实际存在形态。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历朝历代的对外关系都建立在朝贡制度上，明代与历朝历代相同，也建立了朝贡制度，对外建立了朝贡关系或者说宗藩关系；不仅如此，一般说来，明代还被学界认为是朝贡制度最为典型的时期。然而，却鲜见有学者注意到明代又有着与历朝历代的不同之处，明初形成的外交模式有其独特的鲜明特征。为了要接近当时当事人的外交思想观点和视野，了解明朝人究竟如何看待和处理对外关系的，我们有必要大力发掘第一手资料外交诏令文书，结合中外其他史籍，重新审视明初外交奠定时期的存在实态，从而重新认识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

再插

其次，让我们看高丽。
　　就在洪武六年（1373）这一年，明朝与高丽之间也发生了不快。
　　正月，明太祖遣宦者、前元院使延达麻失里及孙内侍去高丽“赐王采段纱罗四十八匹”，当时“王出迎于迎宾馆”。从表面上看，其时明朝与高丽的关系处于平稳发展之中。而由中书省传递的“圣旨”，也没有传递出不谐的信息：
　　那海东高丽国王那里，自前年为做立石碑祭祀山川、飞报各处捷音，及送法服，使者重叠。王好生被署热来，为那般我想着限山隔海，天造地设生成的国土，那王每有仁政，管视的好时，天地也喜。我这里勤勤的使臣往来呵，似乎动劳王身体一般，为那般上头我一年光景不曾教人去，如今恁每中书省有收拾纱罗段子四十八匹，差元朝旧日老院使送去，遣海船一只，用全身挂甲的军人在上面防海。就将那陈皇帝老少、夏皇帝老少去王京，不做军。不做民，闲住他自过活。王肯教那里住呵，留下，不肯时节载回来。恁省家文书上好生说得子细了。【29】
　　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太祖看来，他视高丽国王的态度是一种与国君交往的关系，甚至是相当亲密的关系。当时使臣来往走的是海路，海上由于倭寇的问题，并不平静，所以船上需要有军人的护航。
　　同年七月，高丽国王遣使来，表中言及“耽罗国恃其险远，不奉朝贡”之事，并“乞发兵讨之”。《明实录》载，明太祖在给高丽国王的玺书中明确表示：“夫耽罗已属高丽，其中生杀，王已专之。”并且说：“朕若效前代帝王，并吞边夷，务行势术，则耽罗之变起于朝夕，岂非因小隙而构大祸者乎？”【30】这里表现出的是明太祖尊重高丽国王对于属国的处置权。而在《高丽史》中记载，帝亲谕高丽使臣张子温，言及前年高丽表文已谈及耽罗之事后，说道：
　　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有。况今朝聘之礼不曾有阙，有甚么疑惑处？昔日好谎的君主如隋炀帝者，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教后世笑坏他，我心里最嫌。有我这说的话，恁去国王根底明白说到。【31】
　　这里明太祖再明确不过地说明了他对于高丽国的认识：“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高丽是海外之国，自来与中国相通，不失事大之礼，守分的好。”分析这段话，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自古天下有中国，有外国；第二层意思是高丽是海外之国，是外国；第三层意思是高丽与中国自古有邦交关系；第四层意思是高丽是小国，有事大之礼，应该守分；第五层意思是隋炀帝欲广土地枉兴兵革，是他所嫌弃的作法。明显的是，这种认识与隋、唐、元朝皇帝的认识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承认高丽是外国，是一个独立国家，是与中国有紧密关系的国家。因为是小国，所以理应事大，安分守己。这是明太祖于四年奉天门对臣僚所述对外方略的最好注脚，“不征”的国策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
　　当时明太祖不仅有对高丽使臣之谕，而且还有手诏给高丽国王，曰：
　　七月二十五日张子温至，表言耽罗牧子无状。官吏军兵没于非命，深可恨怒。《春秋》之法，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今牧子如此，所当诛讨。然国无大小，蜂蛰有毒，纵彼可尽灭，在此亦必有所伤。往者之失，因小事以构大祸，惜哉！岂非烹鲜之急情，忌至甚而致然欤？事既如是，王不可因循被侮，其速发兵以讨。然事机缓急，王其审图之。【32】
　　关系的急转直下，发生在这一年十二月。高丽使臣姜仁裕等月初还在浙江，得到传奉圣旨，由太仓卫急送回京，二十日一早在奉天门下听候宣谕。这段长篇宣谕全系口述，《明实录》不载，现保存在《高丽史》中。在这里，我们需要说明此宣谕的缘由：原来明太祖得到消息，明朝派遣到高丽的“姓孙的内侍”被发现吊死了，原因不明。对此明太祖非常不满，于是宣谕的内容从一开始就指出派到高丽的孙内侍之死不是自尽，而是被高丽所杀，并由此展开了长篇宣谕。下面择要录之：


　　交三年一遭来进贡，说来恁国王不志诚。忒疑惑，忒疑惑的多，交他休疑虑，因此上恁每连三年依旧累来，之后可三年一遭来进贡，这二三百人送盘缠来往取信，不强如恁来打细，使小见识。
　　……
　　恁那里进来的表上说道：俺每子子孙孙世世称臣来，临了做了这般勾当，小见识，又与徐总兵抬茶饭，不是真意，故意打听北平府军官事迹。你那般小见识，怎生使得？以小事大，古之礼也，为甚是不志诚？济州马匹今日将来，明日将来，闹了一年则将的四个马来了，不知怎的的事。做买卖将来的人每将不答紧布席来，却不将一个马来贩卖。阿的都是恁的小计量。
　　……
　　今后不要海里来，我如今静海，有如海里来呵，我不答应。
　　……
　　说与恁国王，恁那头里的意思好生志诚来，志诚的过了，反疑的多了。恁这般疑虑计较到不好了。我从前差去的人，你解我的意，我差人呵，不肯差汉儿人，都你那里本国人。恁每问我这里事体动静，它不敢不说与恁……我听的倭贼二三百里田地入侵，不理论；放著破破的城子不修理城池，疑惑我则么？我征恁呵明白征恁，胡人赶的远去了呵，五年征不得呵，十年征。恁有心来呵来，无心来呵休来。说与恁国王者。【33】
　　不难看出，在这长篇话语里充满了对高丽的失望。看来关系的发展，与明太祖的预期相距甚远。实际上，高丽直至此时尚脚踩两只船，与北元的关系不断，甚至出现在元与明之间的徘徊，所以对明朝没有诚意，虚与委蛇，发生的孙内侍之死事龘件成为关系恶化的导火索。高丽国的疑虑，明太祖的气恼，对于打探军情和贸易的不满等都由此连带表达了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不能相互信任，充满猜疑的两国关系现状，表述得淋漓尽致。但是此时的明太祖虽然提到了征伐，却没有具体时间，明显是一种停留在表面的威吓语言，实际上只是“恁有心来呵来，无心来呵休来”的置之不理的态度。值得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通宣谕，《明实录》没有收录，幸有《高丽史》保存下来，留下了两国关系原生态的重要信息。
　　洪武六年（1373）十月，发生了高丽国王派遣大扩军金甲雨贡马道亡以私马补充的事龘件。为此，明太祖以不诚为名却贡。并赐玺书给高丽国王：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天人一理也。君天下者，以天心为心。今朕居中国，王居沧海之东，限隔山海，本与中国无相损益。然古昔之君往往致讨伐之师，何也？岂非有不足于中国平！今王之使者挟诈怀欺，阴致奸谋而不虞受祸。王之贡马，其数五十匹，使云道亡者二，而至京如数，乃甲雨以己马足之。询之，云：“欲自进于东宫，因道亡，遂以备数。”命使问之：“果王言乎？抑汝意乎？”对曰：“非王，自愿也。”《春秋》之法，人臣无私交。王之使者越风涛之险以奉贡献，而又挟私以行诈，此果以小事大之礼乎？然此小事，朕非欲较短长，恐行人失辞，嫁祸于王，故明言之。若果王之指使，则宜修德改行，以保国家，勿为浮诡之计；若使者自为，王宜惩治之。今后遣使，必择笃实之人，一切浮薄者毋遣，王庶几永保令誉，以全始终。【34】
　　在五年的长篇口谕以后，为了本是小事的贡马缺失，明太祖表现出的极端猜疑昭然纸上，也表明两国外交关系在继续下滑。


　……朕本寒微，君位申原，抚诸夷于八极，相安于彼此。他无肆侮于边陲，未尝妄兴九伐之师，涉水陆之艰，以患吾民。尔高丽大造东夷，地设险远，朕意不司简生衅隙，使各安生，何数请隶而永坚。况群臣谏纳，是以一视同仁，不分化外，今允虔诚，命承前爵，仪从本俗，法守旧章。呜呼！尽夷夏之咸安，必上天之昭鉴。既从朕命，勿萌衅隙以遂生。【44】
　　这里不仅重申了“相安于彼此”的和平理念，而且也重申了“他无肆侮于边陲，未尝妄兴九伐之师”的“不征”原则，但是在“命承前爵”的同时，警告了“勿生衅隙”。
　　此诏之外，明朝册封辛祸为高丽国王，册文见下：
　　制曰：尔高丽地有三韩，生齿且庶，国祖朝鲜，其来遐矣。典章文物，岂同诸夷。今者臣服来宾，愿遵声教，奏袭如前。然继世之道，列圣相承，薄海内外凡诸有众，德被无疵，古先哲王，所以嘉尚，由是茅土奠安，袭封累世。尔王祖自国王王颛逝后，幼守基邦，今几年矣。尔方束发，智可监民，朕命礼部如敕召中书楮笔朕言，钦天命尔，弗敢礼违，仍前高丽国王，世守三韩。命使赍擎如国以授尔，其仰观俯察必遂群情。呜呼！国无大小，授必上穹，当斯要任，岂不阙位艰哉。自袭之后，母逸豫以怠政，母由猎以殃民，洁祀境内，以格神明；精烹尝之口，奉尔祖考，循朕之训，福寿三韩永矣，尔其敬哉。【45】
　　对于高丽多年求之不得的国王王颛谥号问题，也同时得到了解决。墨书的谥诏，今完整地保存在《明太祖御笔》中，特录之于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皇天授命，宰土驭民者，非勤政无逸，曷以迭天。尔高丽王王颛，生前怠政，务在逸勤，致使身遭凶，天命就沦。岁月云徂，早以当时为今之古语。忠臣思感，愤恨无为。呜呼！恃险居安而有此与，抑开诚心附人而致是与？呜呼！言险在德，非险可恃。言诚在尔，非诚必有所归。天道好还，未有不然者也。今年秋七月，尔陪臣某等，表辞恳切请谥尔，以昭列代，命嗣王抚育于黔黎。今者释彼臣非，允其所请，谥尔恭悯，以张人世，爵尔王封英龘灵于幽壤。呜呼！不昧而有知，则逢灾而御；灵听而必觉，遇惠而捍防，吉尔家邦。朕其尔诰，允听宜哉。【46】
　　在接受明朝册封以后，辛祸的行为有所收敛，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明朝对高丽的影响力是切实存在的。


第三，让我们看日本。
　　明初与日本的交往，起初经历与其他国家相同的通过外交文书建立关系的步骤，已见上文。然而，与日本的交往和其他国家不同，表现在两点上：一是历史的，即元朝出兵征伐日本失败的阴影不散；二是现实的，当时日本海盗侵扰问题持续不能解决。在洪武四年莱州府同知赵秩出使日本以后，根据《明实录》，出现了“日本国王良怀遣其臣僧祖来进表笺，贡马及方物，并僧九人来朝，并送回明州、台州被虏男女七十余口”【56】的结果，这是明朝外交的成果。于是，洪武五年五月，太祖以明州天宁寺僧仲猷祖阐和南京瓦官寺僧无逸克勤为使臣，留学明朝的日僧椿庭海寿和杭州中竺寺藏主龘权中巽为通事，护送使臣还国，前往日本。
　　日本史籍中，《善邻国宝记》收录有明代诏令文书，其中间接收录有太祖外交诏令文书1通。《善邻国宝记》的编者瑞溪周凤，曾以僧人身份参与日本与明朝的外交活动。此书1466年成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保存有明洪武六年瓦官寺主持无逸克勤给日本天台座主的信。此信虽是私人信件，但是写信人具有使臣特殊身份，信中传达了明太祖的诏敕，具有国书的作用。
　　无逸克勤在日本致书天台座主承胤法亲王，书中关于太祖敕书的部分如下：
　　瓦官寄天台座主书曰：……盖前两年，皇帝凡三命使于日本，关西亲王皆自纳之。于时以祖来入朝称贺，帝召天宁禅寺住持祖阐、瓦官教寺住持某命曰：“朕三遣使于日本者，意在见其持明天皇。今关西之来，非朕本意。以其关禁，非僧不通故，欲命汝二人密以朕意往告之：曰：‘中国更主，建号大明，改元洪武。向以诏来，故悉阻关西，今密以我二人告王知之，大国之民，数寇我疆，王宜禁之；商贾不通，王宜通之。与之循唐宋故事，修好如初。”’又命曰：“朕闻其君臣上下，咸之奉佛敬僧，非汝僧不足以取信。彼有禅教僧，欲访道中国，悉使之来，无禁，惟汝二人往哉，无忽。”即赐之三衣与十八净物之切于用者。又恐至彼言语不通，选关东禅僧之在中国者，得东山长老椿庭寿公、中竺藏主龘权中巽公，以其参方有行，命贰以行……五月廿日。【57】
　　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明太祖此前曾三次遣使日本，但是只与日本南朝怀良亲王取得了联系。此次太祖召二使臣嘱其会见日本天皇。载有太祖口头诏令的书信，写信人是明太祖使臣无逸克勤，他是元代天台宗高僧性澄湛堂的法裔，时任南京瓦官寺住持。收信人是日本天台座主承胤法亲王尊道。后来尊道转呈此信给将军足利义满，明使遂前往京都，到洪武七年五月才回到南京。作为外交使臣，无逸克勤完成了传达太祖诏敕的使命。太祖不但给予克勤嘉奖，而且还命“加冠出仕”，蓄发还俗，后封为考工监丞。【58】

到洪武十四年，还是日本国王良怀，派遣僧人如瑶等贡方物即马，这一次明太祖有两通以礼部名义给予日本的文书，并从此与日本断绝了交往。因此，这两通文书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现录之于下。
　　一为《设礼部问日本国王》：
　　礼部尚书至意专答日本国王：呜呼！王罔知上帝赐奇甸于沧溟之中，命世传而福黔黎。今王不奉上帝之命，不守己分，但知环海为险，岩头石角为奇，妄自尊大，肆侮邻邦，纵民为盗。帝将假手于人，祸有日矣。
　　吾奉至尊之命，移文与王。王若不审巨微，效井底鸣蛙，仰观镜天，以为巨之无量，无乃构隙之源乎？恐王大略涉历古书，不能详细，特将日本与中国通往礼物及前贪商之假辞，如王之国。至日可细目。
　　日本之盛大也，且日本之称有自来矣。始号曰倭，后恶名曰倭，遂改日本。其通使中国者，上古勿论，自汉历魏、晋、宋、梁、隋、唐、宋之朝，皆遣使奉表贡方物、生口。当时帝王或授以职，或爵以王，或睦以亲，由彼归慕意诚，故报礼厚也。若夫叛服不常，构隙中国，则必受兵。如吴大帝、晋慕容庞、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获男女以归。千数百年间，往事可鉴，王其审之。【61】着说日本国王不守本分，据险尊大，主要是“肆侮邻邦，纵民为盗”。这里的“邻邦”，自然是明朝的自指。“纵民为盗”意指日本海盗，即倭寇的侵扰。后面历数了自汉代以来与日本的交往：“当时帝王或授以职，或爵以王，或睦以亲”，甚至将“遣兵往伐”的往事也梳理一过，让日本国王“审之”。这里明显存在威慑的意思，这一意思在给日本将军的文书中表达更为明确。

首先，明初外交和平模式，是以与北方游牧民族蒙古势力的防御相对建立起来的。明太祖在洪武初与洪武末两度刊刻的“祖训”中，反映出两方面的重要现象：第一，自洪武初至洪武末，明朝既定国策一以贯之，是以“不征”为特征的和平外交；第二，自洪武初至洪武末，都是以外国与胡戎相对提出的，具体说是将“海外夷国”或“不征诸夷国”与西北“胡戎”对称，这无异说明了外交政策或者抉择，与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关联，大一统帝国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是决定王朝外交模式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历史上看，可以看得更清楚，汉唐是中国史上的强大帝国，汉与匈奴，唐与突厥的和战关系，都影响着中外的交通与联系。明代也不例外，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制约着明朝对外关系的抉择和政策的制订。明初，元帝北遁，“元亡而实未始亡耳”，蒙古势力驰骋于西北，形成对新王朝的极大威胁，这一威胁对有明一代对外政策的制订，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明初军事力量以防御为主，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中心展开，影响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出于地缘政治格局的考虑，对于周边地区国家和海外国家，明太祖确定了“不征”的原则，选择对外示以和平，不将军事力量放在对外征伐战争上，而是放在北部的防御残元蒙古势力上，阻止边地游牧民族进入内地侵扰，成为明朝军事力量的重中之重。就此而言，北方游牧民族对于新王朝对外政策制订的制约作用，十分明显。

其次，明朝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是对于蒙元帝国大规模征服扩张，不及百年就土崩瓦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教训的汲取，就此意义而言，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也是蒙元帝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蒙元帝国欲征服世界，明朝建立以后反其道而行，以“不征”为外交特征。以诏令文本为范例。分析明代中外关系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特征，说明正是蒙元时代在普遍王权观念基础上扩张政策的极端推行，激发了明朝初年统治者对于外交的反思，促使明朝初年统治者重估外交传统的价值，谨记元朝对外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导致古代外交模式的转换，和与历代不同的外交特征的彰显。
　　再次，游牧民族的影响及于远方的定居社会，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根本不同之处，是价值观的不同。明朝是汉族建立的王朝，锐意复古是这一王朝的特征之一。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建立某些连贯：明代的复兴传统，意味着是汉朝的直接延续者，这不仅表现在“太祖行事多仿汉高”【65】，而且更在于明朝人在思想资源上直接接续了汉朝人的思想，更明确地说，农耕民族的思想资源是有明显的脉络可寻的。追根溯源，明太祖在祖训中一而再所表述的对于外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思想，不是偶然出现的，是汉朝人理念的直接接续。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采纳韩安国“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之议，与匈奴再度和亲。【66】而明太祖“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是对于汉代“得其地不足以为广，有其众不足以为强”思想的展开，将之延伸到“僻在一隅”的外国。汉人与明人的思想何其相似乃尔，这使我们不能不关注其内在的关联：汉朝与明朝都是农耕民族建立的王朝，农耕社会产生的思想同出一源。不同的是，汉代是一个开拓疆土的时代，因此韩安国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没有形成主流的观念，一千多年以后，时代不同了，继蒙元之后建立的新的农耕王朝，将这种思想延伸开来，形成了对外关系的主流意识，这是与代表农耕社会再度崛起的皇帝本身以及政权集团的认同紧密相联系的。


　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追问“不征”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害怕打不过？以上述给予日本的文书为例，其中说的很明白，明朝起源于江南，相对元朝来说，水战正是其长项，也就是说明太祖自信不会有元朝那样的海上失败。尽管如此，他的威吓仅仅表现在外交文本上，在实践中明太祖从来没有真正派出他的水师，甚至筹划派遣水师出征也不见之于史籍。这又是为什么呢？依据大量外交诏令文书审视明太祖的外交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是因为明朝外交的核心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就是从“征伐”到“不征”。明代诏令中明显可见的是，明太祖对于前朝的征伐屡屡提及，却往往表露出以为不可取或“为后世讥”的明确态度。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没有实力进行战争与观念上厌弃战争是两回事。对外的扩张战争，不外乎土地的占领和资源的利用，而“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观念，是对于扩张的直接拒斥。明朝对外的既定国策正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反映在外交运行上，无论是处理对外关系还是劝解国际冲突，依据诏令文书的表述，我们都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明太祖汲取前朝的历史教训，表现出从厌恶战争到回避战争，乃至完全摒弃了天子的征伐之权。
　　总而言之，以农为本，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为主，是促使明太祖扬弃天子征伐传统而建立和平外交模式的主要原因。


【21】《明太祖实录》卷一○六，洪武九年五月甲寅，第1763页。
【22】《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八《命中书回安南公文》，第253—254页。此通文书又见于《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二，洪武十二年二月己酉，经对照，文句有所不同，《明实录》中明显是原文的缩略。
【23】《明太祖实录》卷一二二，洪武十二年二月己酉，第1975—1976页，记载了此公文背景。
【24】《赐诸番诏敕》，《明朝开国文献》第三册，第1808—1809页。
【25】《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七，洪武十四年六月丙辰，第2168—2169页。
【26】《明太祖实录》卷一九八，洪武二龘十二年十一月乙酉、壬辰，第2971页。
【27】《明太祖实录》卷二○一，洪武二十三年司月乙丑，第3011页。
【28】《明太祖实录》卷二三三，洪武二十七年五月甲寅，第3401页。
【29】《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六，东京，国书刊行会，1977年，第648页。
【30】《明太祖实录》卷七五，洪武五年七月庚午，第1386页。
【31】《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六，第650页。
【32】《高丽史》卷四三《恭愍王》六，第650页。
【33】《高丽史》卷四四《恭愍王》七，第654页。
【34】《明太祖实录》卷八五，洪武六年十月辛巳，第l519—1520页。
【35】《明太祖御制文集》卷二《谕高丽国王诏》，第75—76页；主旨相同，词句与之大同小异的记载，又见于《明太祖实录》卷八九，洪武七年五月壬申，第1574—1575页。《高丽史》记载此诏为手诏，见卷四四《恭愍王》七。第662页。
【36】《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六《谕中书却高丽请谥》，第192—193页。
【37】《高丽史》卷一三三《辛祸》一，第690页。
【38】《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六《命中书谕高丽》，第193—196页。
【39】《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六《谕高丽使回》，第214页。
【40】所见有洪武十二年四月、六月；十三年五月、七月两次；十四年十二月；十六年正月、十七年五月、七月等，参见《明太祖御制文集》卷八给辽东敕谕和《明太祖实录》、《高丽史》相应年月记载，恕在此不——罗列。


@塞纳琉斯之怒
@文选清吏司
申精能么

马一下 好多字 慢慢看。。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我族类，其心依异。。。。。。。。。。。。。。。。。。。

此话怎讲？

。。。识项伯乎。。。。。。。。。。。。。。。。。。。。。。。。。。

其次，明朝外交模式及其特征的形成，是对于蒙元帝国大规模征服扩张，不及百年就土崩瓦解，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教训的汲取，就此意义而言，明代外交模式及其特征也是蒙元帝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之一。
26楼开头

汉人真心没这麼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