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意识形态角力，温州不得不接受保护者的化妆，减轻来自政治体制内部的非难。在改革30年后，真实的温州，仍在那抹浓浓的红妆之下。
　　文/杨海鹏
　　当记者最大的乐处，是且行且知，于我这种饕餮之徒，还有一个且吃。与朋友聊温州模式，在遥隔七年之后，苍南金乡镇破败市街上的猪油炒海瓜子，仍旧可以勾出我一肚子馋虫。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我终日在苍南的山陬海角徜徉，寻找所谓“温州模式”的幼年故事。蚊虫的叮咬和持续的腹泻，让我几乎没有精力消化自己笔记本上的素材。
　　关于温州，很多人讲着不同的故事。温州的政治老人如80年代后先后担任市委书记的袁芳烈和董朝才的版本，就与官方文人煌煌十大册的《温州经济丛书》不一样;而这些袁董这些老人的叙述，与乡野小老板的故事也不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温州，而温州只有一个。

大约如此，在中国30年改革史上，很多历史叙述都是似是而非的。面对繁杂而矛盾的史料，新闻报道，辩护人的论文，那些人和事，往往让人觉得置身一场不散的假面舞会。温州的真身，也似乎被掩盖于亿万文字构建的浓浓的红妆之下。

政府与社会
　　我之解读温州，或是从台州找到入口。
　　温州和她北面的台州，说起来市场经济起步差不多，发展模式也相同。在温州模式备受敌意时，台州隐身于温州之后，政治安全许多。来自政权内部的敌意既少，也就无须多少化妆，由此从台州的素颜上，多少可以窥见她姐妹城市温州的真容。台州人好朋友，多爽朗健谈;温州人多把所有操文字业者视为官家人，言语或有隔膜。
　　在台州和温州，最有组织力的民间力量是宗族。围棋国手俞斌长大的天台县水南村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建国50周年前，几乎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该村距离县政府只4里路，但对这个人口高达万人，以许姓为主体的血缘村落，政府一直苦无办法渗透。


计划经济下人和人的关系，取向于上下之间的忠实，而不是横向的合作。这是一个经济制度的乌托邦，移植于中国社会之上;而温州人只有建立在血缘地缘上的平等合作，才有生路，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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