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有人劝沈从文入党，他冷笑：没兴趣。建国后一番改造，让他惶恐无地。５７年反右，他竟然诬陷自己的弟子萧乾是特务。但是萧乾不敢跟老师计较，多年后去看望沈从文，发现他住在一个小黑屋子里，就出面替沈从文要房子，不想沈从文大怒，吼曰：我还要入党呢！从此与弟子绝交

秦国是第一个……国家。商鞅变法实行公有制改造，农民承包国有土地，不能自由迁徙。管制思想文化，批评朝廷者灭族。一切资源集中到中央，遏制私人经济。内需不振，通过修阿房宫和长城拉动GDP，很快实现翻几翻

至1945年，满洲国已经悄然超越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大经济体，其生产总值在全球仅次于美、苏、英。 1932 年，东北三省已开辟空中航线1.5万公里，而1949年中国全国的空中航线仅有1.14万公里。1943年，东北三省的公路总里程为6万公里，而1949 年中国全国的公路总里程是5.09万公里。1945年，东北三省拥有铁路15479公里，而中国全国在1949年拥有铁路才不过22000公里。是否有人记得，大连机车厂在1940年就制造出了运营时速达到130公里的SL-7客运列车，该车常年往返于大连和长春之间，其运营速度与今日奔驰在中国铁路线上的特快列车不相上下
1927年，沈阳开通了直达欧洲和北美洲的通讯业务，当时，由北京和上海发出的国际电报都需要先抵达沈阳，再从沈阳发往欧美。1928年，哈尔滨就已经开始出售直接前往欧洲各国的火车票与飞机票，当年，哈尔滨已有外国商业机构1809家，
巴黎
、纽约均开设与哈尔滨的直接商业往来。1932 年，包括德意志银行、巴黎银行、瑞士银行、巴莱克银行、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在内的34家外国金融企业在东北三省设立分支机构。1938年，长春开始建设2条地铁线路、7条轻轨线路以及环城高速公路，根据当年统计，即使在大规模征地用于城建的时期，长春人均占有绿地依然达到2272平方米，是华盛顿的2倍、东京的15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档案记载，1942年，东北三省城市化率达到23.8%，比1990年中国城市化率高4.84个百分点
1931年，东北三省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9.3%，比2003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高1.8个百分点。根据满洲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统计数据，至1943年秋季，东北三省依靠占中国12%的土地和10%的人口，生产了占中国93%的钢材、66%的水泥、69%的化工品、95%的机械、78%的电力


袁世凯小站练兵，徐世昌帮写了《大帅练兵歌》，用的是德皇威廉练兵曲。歌成，被两湖总督张之洞抄走，歌名不变。张作霖不知什么时候听到了，也不改歌名抄 走。又被冯玉祥听到了，抄走，改名为《练兵歌》……现在我们还经常能听到这支曲子，只不过歌词改成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王圆箓,世称王道士，一个被余秋雨在《道士塔》里丑化的伟人。身为道士，却成为佛教圣地莫高窟的保护神，四处奔波，苦口劝募，省吃俭用，集攒钱财，用于清 理洞窟中的积沙。为保护莫高窟，他向各级官员求助，甚至冒死向慈禧上书。他把文物卖给斯坦因等人，所得钱财全部用于保护洞窟。即使是卖出的文物，也在各国博物馆得到了妥善保存。余国师，为何不向王道士谢罪？

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列宁同志的名言

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龘主。———戈尔巴乔夫

日本强占胶济铁路，康有为的女婿罗昌时任外交交涉员，他只身站在铁轨间，对日本军官说：”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否则休想前进一步！”日军行进竟因此受阻

1984 年，美国男子约翰逊，当众焚烧美国国旗，却无法律可以追究。美国人怒，遂出台国旗保护法。不料法律出台之日，美国妇人埃里奇，悍然以身试法，烧掉国旗，于 是法庭判罪，埃里奇大闹，闹到最高法院。判曰：国旗保护法与自由宗旨相背，属于违宪，宣布无效，你们谁爱烧国旗快去烧，谁也管不着…

马英九：“我们邦交国只有23个，可是却有一百多个国家地区愿给免签证，它背后代表的是，这些国家对我国的形象、人民的素质投下信任票。”——这才是国家软实力，软实力不是靠开几个会放几个烟花就能搞出来的

在1939年的纳粹德国，有1/3的报纸还是私人拥有的，鉴于德国最大的伏斯日报于1934前被迫停刊，第二，三名的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日报股东被清洗，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他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比纳粹党人办的报纸还过之而无不及，媒体彻底成了权力的婢女——私有并不意味着自由


西南联大有两个孩子要去延安**，钱穆说去那里干嘛？你们好好上学得了。打仗不是你们的事，再说，延安不是前线是后方啊 ！

徐世昌的名字现在许多人已经很陌生了。因为他没有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昭彰的劣迹。但他确实当过几年中华民国的总统（民国第五任总统：1918-1923，正值新文化运动时期）。七七事变后，汉奸王克敏曾以师生之谊前来拜会，企图拖徐世昌下水。徐闭门不见，并向人表示“我没有这样的门生。”

段祺瑞因为制造了三一八惨龘案被鲁迅好一顿声讨（《记念刘和珍君》就因此而作）九龘一八事变后被日本军方列入了“合作者”的花名册。日本人巴望着曾是中国头面人物的老段出面组织华北伪政权。老段虽有亲日恶名，却未同异国入侵者接触过。倒是他的老友和部下有几个耐不住寂寞，当了汉奸。为了不让一位有影响的前国家领导人为敌寇所挟，蒋介石写亲笔信，恳请“芝泉老”南下。当69岁的段祺瑞抵达南京浦口时，不光在京的少将以上的军人集体过江迎接，蒋介石本人也亲自到码头恭候。享受国宾级待遇的老段，当即对记者发表了对时局的书面讲话：“当此共赴国难之际，政龘府既有整个御侮文句和办法，无论朝野，皆应一致起为后援。瑞虽衰年，亦当勉从国人之后。”后来他从南京移居上海，有记者登门采访，他铿锵作答：“日本横暴行为，已到情不能感理不可喻之地步。我国只有上下一心一德努力自救。语云：‘求人不如求己。’全国积极备战，合力应付，则虽有十个日本，何足畏哉？”

曹锟在历史上名声不好，为了过把总统瘾，不惜大把花银子贿赂选举者，留下了“贿选总统”的恶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沦陷。曹锟的老部下纷纷落水，出任汉奸政权要职。日本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拖曹锟出来当俘虏，年迈的曹锟却在刘夫人的劝导下，立誓宁肯喝稀粥，也不给日本人办事。日本人碰壁后，派出已当上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的齐燮元前来叩门，曹锟夫妇让家人把他关在门外。接着河北省省长高凌蔚又奉日寇之命来访，曹锟一见，脸色陡变，大声吼道： “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吓得高凌蔚浑身哆嗦，被几个侍从驾着慌忙溜走

日本人打主意最早的莫过于东北王张作霖，最有戏剧性的也是这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大元帅府的电报处处长周大文回忆说：“1928年5月17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张将芳泽晾在客厅，自己在另一间屋里大声嚷着说：“‘日本人不讲交情，来乘机要挟，我豁出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出卖国家的权利，让人家骂我是卖国贼，叫后辈儿孙也都跟着挨骂，那办不到！’”
在张离开北京之前，芳泽仍去纠缠张作霖，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对这种趁火打劫的行为，张作霖非常气愤，拒绝在芳泽送来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 6月4日当他的专车开到皇姑屯附近时，日军按动电钮，张作霖的蓝色铁甲车被炸得粉碎，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最后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