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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金庸小说的创作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某些作品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创作的。并且考察这些同一时间段里创作的作品,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篇幅一长一段,水平一高一低。当然,这里所谓的长短,只是局限于金庸作品而言。而水平的高低,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于每部作品,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于别人的看法。譬如倪匡就有这么一说,“金庸只写了两篇短篇,就没有再尝试下去。而两篇短篇,在金庸作品中的地位都很低。”这里的“两篇短篇”指的是《鸳鸯刀》和《白马啸西风》。而在这两篇短篇中,倪匡还分出了高下,将《白马啸西风》放在了最后一位——不仅仅在短篇中居末,在金庸所有的作品中,地位也是最低的。而按照温瑞安的说法,“《白马啸西风》在中国短篇武侠小说里,有着一定的分量,在金庸作品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事实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很正常的。周伯通的分心二用左右互搏,天下只有郭靖和小龙女两位传人。并且按照金庸的解释,这门功夫心地越是单纯的人就越容易学会。金庸显然不是位心地多么单纯的人,他的脑袋里装着很多的问题,有社会评论,有浪漫侠情,有尔虞我诈,有铁血江湖,他的左右互搏显然是不可能练到家的。以此,同一时期的两部作品,难免出现参差高下。
1959年5月20日,金庸与人合伙创办《明报》,于创刊号连载《神雕侠侣》,同时于《新晚报》连载《雪山飞狐》,次年为《武侠与历史》杂志写《飞狐外传》。《飞狐外传》的创作意图,研究者普遍以为是弥补《雪山飞狐》之不足。例如陈墨说,“在前书(《雪山飞狐》)中,并没有真正地着重描写胡斐这一人物,而是写辽东大侠胡一刀。所以作者便在此《飞狐外传》中着意地写出了胡斐这一人物的成长经历及其性格。”
金庸自己也有说法。自古以来中国人理想中的大丈夫标准,概括起来也就是孟子说过的那几句话,“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金庸说,这三条标准对于武侠人物来说都没有什么难处,所以他写胡斐,是为了完成另外一种性格的塑造,要他能够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做到这么几点,“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这可以说是金庸创作《飞狐外传》的意图,是他塑造胡斐这一人物的标尺。其实金庸不知道,他在一开始,这个创作就已经落了下乘。将自己所要塑造的人物先用了各样的条条框框给禁锢起来,是创作家的大忌。好的文学作品人物性格的完成并不在于创作之先的限定,而在于创作家的行文之中。信笔所至,行云流水,这样创作出来的人物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吸引读者的形象。与《飞狐外传》同一时期创作的《神雕侠侣》在这一点上显然就要超越《飞狐外传》不知道多少倍。真正的杨过的性格的完成,甚而至于要等到“十六年后”。所以,相比于《飞狐外传》,《神雕侠侣》取得了大成功。而《飞狐外传》只能说是金庸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去铺排演绎一段故事罢了。胡斐本人的形象,确实达到了金庸在古之大丈夫标准以外的要求,但毫无疑问,这样塑造出来的胡斐是没有太大的吸引力的。金庸本人显然也意识到了这样的创作的失败,所以在后记里说,“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陈墨愿意将这话理解为金庸本人的谦逊,说,“越是漫不经心地创作出来的人物及其故事,越是自然醇厚,有如天籁。”
将金庸对于《飞狐外传》的创作态度理解为“漫不经心”,我以为这只怕是陈墨的一相情愿。我自然没有证据证明金庸在创作的当时态度一定很严肃,但综观金庸一生的创作,“漫不经心”说却也显然不具有什么说服力。陈墨对《飞狐外传》对胡斐都有着很高的评价,“醇厚”、“天籁”之外,他还说,“胡斐其人是集侠士心肠、英雄气质及人之情怀于一身的形象,而且是一位具体的、浑然一体的、鲜明生动而又深刻突出的‘这一个’。”他以为金庸其他作品的主人公要么“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要么“神魔兼是正邪之间”,而“惟有”胡斐是侠士、英雄与人三者的活的**,最接近作者与读者心目中的侠士的理想观念。
2011年09月14日 13点09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