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局是矫枉过正了。。
大家品评一下这篇文章

作者：郭成康
司马光辨析与发挥的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的思想，遂成为中国古代用人之道的最精辟的经典表述，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截取，用于和雍正的用人之道做类比）
同司马光“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异其趣，雍正皇帝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
雍正并不一般地抹煞品德的重要性。他认为“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洁为本”，但“安民察吏，兴利除弊，其道多端”，“操守者，不过居官之一节耳。”⑥“礼义廉耻”乃宋儒所讲的“国之四维”，雍正是这样对新科进士阐释他所理解的“廉”的涵义的：“箪食豆羹，一介不取”，不过是廉之小节，而“理财制用，崇俭务本，使天下之人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以自容——此廉之大者也。”⑦
雍正也不一般地反对清官，但他认定：“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⑧。他在雍正四年1726七月发表了一道全面阐述识人、用人、察人的长篇谕旨，梳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但恃其操守，博取名誉，而悠悠忽忽，于地方事务不能整饬经理，苟且塞责，姑息养奸，贻害甚大”；二是“操守平常者，其心既不敢自恃，心怀畏惧，颇能整顿经理，一有不善，即加惩戒，而在朝之官员及伊属下之官吏绅衿人等，皆伺察其过，不肯为之隐讳，是以此等之人，贻累于地方者尚轻”；三是“若操守既更胜于他人，而又能实心任事，整饬官民，不避嫌怨，因而遂不满众人之意。”⑨总之，在雍正看来，封疆大吏最上者，操守既好又能实心任事、不避嫌怨，其次则操守平常之辈，最下亦最可痛恨者，乃是洁己邀誉的清官巧宦。在雍正心目中，田文镜、李卫、诺敏等名噪一时的能吏，乃其最上者，而清官巧宦的典型则是杨名时、查弼纳、张楷、魏廷珍之辈。⑩


至于如何鉴别实心任事的能吏与洁己邀誉的清官?雍正的要诀是不要相信舆论，或者反听舆论。11道理很简单，雍正解释说：“此等清官，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无所取于属员而亦不能禁属员之不法，故属员之贤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亲戚犯法则姑容而不行参革，地方之强绅劣衿生事则宽待而不加约束，故大臣绅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惩，盗贼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于盗贼，皆乐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务废弛，朝廷访闻，加以谴责罢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以为去一清廉上司，为之称屈，此则平日模棱悦众、违道干誉之所致也”。而那些实心任事、整饬地方的大臣官员，往往触犯方方面面人们的利益，反而矛盾丛集，“或谤其苛刻，或议其偏执，或讥其骄傲，故意吹索”，结果却为舆论所不容。12由于胸中横亘着不可移异的成见，所以雍正总是按照一种反常规的思维方式臆断：舆论皆称好者，想必是沽名邀誉、欺世奸诈者流；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则应备加呵护。前者可举惠士奇为例，后者以李卫最典型。13

雍正的用人之道与他的父亲康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后世论者却多以为康熙年间清官虽不为时容，但往往受到康熙皇帝始终如一的扶植和保护。这样讲，无疑是有一定根据的；但康熙鄙薄清官、重能轻贤的另一面，却很少被人提起，而这一面恰恰是康熙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对其后世子孙，乃至整个清代政治的影响也极为深远。
对当时所谓“天下第一清官”张伯行的品评、鉴衡和使用，大概可以集中反映康熙的用人思想。康熙五十一年1712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案是为当时震惊朝野的重大事件。噶礼是满人，办事历练，但其操守即康熙也表示“不能信”19。不过，此次张伯行参劾他贿卖举人得了白银五十万两却查无实据，前往审案的钦差大臣的判断对张伯行极其不利，最后由康熙亲自裁断，以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结案，嗣后又将张伯行内调京中大臣。此事甚为世人所称美，据说圣旨既下，“吴中士民欢声如雷，榜于门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结彩，齐赴龙亭叩首谢皇恩呼万岁者数万人”20。其实，康熙对张伯行总的评价并不高，他屡屡对臣下说：“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21，“张操守虽清，总因不能办事，衙门案件堆积，连年不结，以致拖累多人，经时羁候，民皆怨之。纵不爱钱，于地方何益?”“张伯行向曾奏称，臣无以图报，惟期风移俗易，家给人足。乃抚吴数载，风俗未见移易，近闻苏州百姓生意渐至消耗，米价初只七钱，今长至一两六七钱，民食维艰，所云家给人足者何在?巡抚乃封疆大吏，当诚心为朝廷效力，俾地方有益，不当无其实而出大言，以欺世盗名。”22康熙在论及为当世所重的清官如巡抚汤斌等时还说过：“大臣则自有大臣之体，当行有益于地方民生之事，非徒尚操守而已。即使操守平常，民犹谅之，未若自恃廉洁，贻累地方之为甚。譬如木偶泥人，纵勺水不入口，安所用之?”23他还泛论过清官的毛病：“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24。总之，康熙对张伯行、汤斌、赵申乔、张鹏翮、施世纶、彭鹏等为世所公认的清官，是充分肯定其操守清廉的一面，但在康熙心目中，他们不是理想的大臣，特别不是管理一省或几省军政事务的理想的督抚大吏，因为此类人因循保守，短于理事，贻害地方，又难免拘泥偏执、猜忌刻薄、虚伪好名，遇事往往言行相违。对于康熙来说，选用封疆大吏自然注重有才有守，但当才能与操守不可兼得时，他宁可舍弃不能办事的清官，而用操守平常的能吏，因为他认定不能办事的清官“反不如不清之官”25。

不过，康熙比雍正更精于治术，他极少在公开场合贬斥清官，上述鄙薄清官的话都是在御门听政时与大学士商讨国家机密事务这一极小范围内讲的，而公开颁布的谕旨则多表白自己如何爱惜保护清官，如“清官不累民，朕为天下主，自幼学问蜒究性理等书，如此等清官，朕不为保全，则读书数十年何益，而凡为清官者，亦何所恃以自安乎?”26可见，康熙虽不满因循废事的清官，但他对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清官”的价值深有所悟，也确实期望通过扶植、保护、褒扬此类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此外，康熙不过慨叹“朕屡为借口操守者欺”27，到雍正这里竟发展为“舆论全不可信”28。就此而论，他似乎比康熙思想更偏颇一些，走得也更远一些。
雍正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之道在他晚年已开始出现某些令人忧虑的迹象，雍乾之际著名史家全祖望即称其时“直省督抚中有为武健严酷之政以为能者”29。乾隆御极之初，在检讨反思康、雍以来，特别是雍正朝以来用人行政利弊得失的氛围中，御史曹一士对当时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犀利的批评。他以为一切问题的症结在于，贤与能在人们思想中被搞乱了，因此，首先必须从概念上加以厘清：“何谓贤?务持大体、与民休息者，是也；何谓能?趋事赴功、综核名实者，是也。”关于人才的划分，理应是“贤能兼者，上也；贤而不足于能者，次之；能有余而贤不足者，又其次也。”但严峻的事实却是，督抚并不能鉴别真正的能和贤。他们举荐保题的守令，无非曰“年力富强”、“为人明白”、“办事勤慎”，其政绩则曰“钱粮无欠”、“开垦多方”、“善捕盗贼”等等，诸凡皆以能为着眼点；但没过多久，这些能吏“或以赃污亏空闻，或以草菅民命劾”。用人路线既出现偏差，就不免把真正的贤吏视为无能，曹一士说：“若夫吏之贤者则不然，恻怛爱人而已，悃愊无华而已，方于事上不为诡随而已，吏人同声谓之不烦而已，此数者，皆督抚所视为无能者也，然而贤者则必出于其中。”不难看出，尽管与先儒的语汇不尽相同，但曹一士所表述的思想与司马光所阐发的传统用人之道则是丝丝入扣、节节合拍的。还须指出，在曹一士那传诵一时的《请分别贤能疏》的奏折中，最令士大夫击节称赏的一句话是“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彼诚有才焉以济其恶耳!”30这么讲，显然也有偏激味道，但重温《资治通鉴》，人们再次感悟到六百多年前司马君实“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危害岂不多哉”那段警语的深意。

应该说，这本来是调整雍正晚期开始显现的用人偏差的契机，但纵观乾隆六十年的用人实践，他丝毫没有改变其父祖既定的用人之道。
乾隆朝督抚大吏，特别是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总督，大多遴选旗员中的能吏。史称历任湖广、云贵总督的李侍尧“短小精敏，过目成诵。见属僚，数语即辨其才否，拥几高坐，语所治肥瘠利害，或及其阴事，若亲见”31，连乾隆也公开称誉“李侍尧历任封疆，在总督中最为出色”32。即巡抚中的旗员能吏，可举“治事明决，御属吏有法度”的福崧为例33；就是山东巡抚国泰，不仅下属称其“才识过人，甚能办事”，乾隆也说他“小有才情”34。再说和珅吧，今天人们多把这位贪污之巨古今罕有其匹的乾隆宠臣漫画化了，其实，他至少当得起是一位精明的理财专家，能纯熟处理皇室事务，还懂一点“外夷”的事体，乾隆末首次来华的英国使臣就称赞他“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35。总的看来，乾隆不仅强化了康、雍时代以来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倾向，而且他从不褒奖清官廉吏，反而专以芟夷士大夫的气节为能，且巧于借反“假道学”惩创、攻击、嘲弄以道学自励者。因此，乾隆朝清官不称于世，而墨吏出于能员者指不胜屈。
乾隆的倚重能员，鄙薄清官，是基于他对于贤与能的不同世俗的独到见解。乾隆中有个叫刘天成的御史不满意朝廷轻贤重能的用人之道，遂奏称“贤、能本属两科，能吏足以理国事，而贤吏乃以培国脉”。这样发挥，绝对符合先儒“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尊贤使能”的古训，乾隆则以为此语谬妄到了极点，特降旨申饬说：

“贤与能理本一致，岂容歧而为二?设官所以养民，即钱谷刑名，何一不关斯民要务?能者擘画裕如，闾阎阴受其福，非贤而何?”“若如刘天成所言，则是碌碌无能之徒，居官一无所表见，转得自诩为悃@①无华，不知其于地方公务废弛已复不少，如是而号为贤员，民生其又奚赖?”“朕所简任督抚大臣以及两司道府，亦皆择其能理民事者而用之，果皆能于其职，则大法小廉，吏治自有成效，此即贤也。”“刘天成之意，不过为庸懦者流文其陋劣，而强判贤、能为二，支离害理且误袭前人抚字心劳之说，掉弄笔头，以逞其猥鄙之见。”36

从理论上讲，乾隆这段话说得何其好啊!贤、品德、操守之类，对主持地方政务的大小官员而言，不光是主观修养、道德表率问题，说到底，还要看其政绩如何，而检验政绩的最高标准应该是，也只能是，经济是否发展，地方是否安定，老百姓的生活是否比以前有所改善。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康熙在评价地方督抚等大臣官员时走出了传统的“清”与“贪”的对立，而引出并强调了另一个价值认知的标准——“能”，但又赋予了“能”与“清”难以相容的意味。这在康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到了雍正那里，则淋漓尽致地发挥“能”重于“清”、因循洁己之清官贻害地方更甚的理论，从而使本来可以兼容的人才标准——“能”与“清”——隐然对立起来。乾隆虽然将能与贤做了理论上的融通，而实际仍秉承了其父祖重能轻贤、重才轻德的用人路线。这样，在持续一个多世纪之久的康乾盛世就出现了引人瞩目的与传统用人之道大异其趣的政治现象。

那么，这一特殊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因何在呢?
贤与德，反映了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望，体现了儒家理想主义的道德追求，其最高境界是实现社会稳定；能与才，则是时代对效率的呼唤，它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注重从实行的层面推动社会的发展。被历代统治者奉为正统的用人之道倾向于前者，而以雍正为代表的康乾盛世的用人之道则倾向于后者。二者之间的分歧，既有满汉文化差异的影响，也有满、汉大臣官员争取权力资源最大占有的背景37，但从根本上讲，是由追求效率、发展，还是追求公正、稳定的政治路线所决定的，是由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形势所决定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38，曹操这十个字的概括恐怕是古今不易的真理。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重能轻贤、重才轻守的用人之道在中国古代并非仅见于盛清时代。曹操的“唯才是举”39和唐太宗的“惟才是与”40，是和汉末至唐初世家大族把持用人大权的特殊时代背景分不开的，他们从政治需要着眼，急于打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样埋没人才的局面。两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中叶以后，随着世界航海时代的到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内部开始酝酿着越来越明显的变动，用人就不单是平治天下重大问题，而且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而用人是首重才能，还是重德轻才，这两种对立的用人路线之间的冲突也随之日趋激烈起来。

当然，康雍乾三位皇帝都不具备把握时代脉搏的自觉意识，他们无非觉得眼下人口繁滋，米价上涨，社会骚动，治国用人的老办法有的显然已经失灵了，为了大清帝国长治久安，不得不对传统方针政策做出某些调整。闽广地区开放海禁和解除矿禁，也许最能检验康雍乾三位皇帝用人之道的新思路，以及他们都曾经历过的程度不同的犹豫和动摇。当时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是东南沿海闽广地区，那里山多田少，过剩人口或漂流海外，或就食江西湖广川陕，显然这都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只有利用濒临大海、地多矿藏的有利条件发展海外贸易和工矿业，才是吸收过剩劳动力的前景光明之路。康熙晚年，从国家安全的政治高度考虑下令禁止东南沿海商民前往南洋贸易，迨雍正中，旗员闽浙总督高其倬以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生齿日繁，多无田可耕，流为盗贼，势所不免”为由51，奏请开放洋禁，以广其谋生之路。雍正准高其倬所请，重新开放对南洋贸易，从而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再来看广东的矿禁。自康熙、雍正以来，广东矿禁时弛时禁，朝廷政策摇摆不定，乾隆初争议再起，广东提督张天骏以开矿每致聚众滋事，“为海疆安靖之计”，力主继续禁止开矿。两广总督旗员鄂弥达具折批驳，略言现在粤东召商开采铜矿，铜斤充裕，制钱流布，方便百姓，有利国用，无过于此。况且粤东山多田少，小民生计艰难，如果就近召募开矿冶炼，滨海无数失去土地的流民都可以借此找到生计，可见开采粤东铜矿不仅有裨鼓铸，而且利益民生。提臣张天骏奏请禁矿，不过是借“安靖海疆”之名，达到推卸责任、保全自己官位的目的。鄂弥达还针锋相对地指出：“海疆固宜安靖，然所谓安靖者，必地方整理，人民乐业，始可云安靖，非图便偷安，闒茸废弛，侥幸无事，竟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也。”乾隆支持鄂弥达，特降旨说：“这所奏甚是。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以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于是命将张天骏交部议处。52鄂弥达这个满洲大吏很聪敏，他实际上阐明了所谓“稳定”，其实有因循保守的消极稳定和在发展的基础上实现更高层次上的积极稳定两种不同的涵义。这样一讲，就把稳定和发展这一对本来不好调和的矛盾在理论上统一起来。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世界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往往会推动传统社会迈出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艰难的第一步，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的强烈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把它看作古老的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的工业文明的第一抹熹微的曙光。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对闽广地区解除海禁和矿禁的决策的话，如果这样来认识雍正和乾隆所任用的能员高其倬、鄂弥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话，我们不能不高度评价康雍乾三位皇帝治国之术和用人之道中蕴含的先进的思想精华和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有一个十分值得珍贵的文化传统，那就是牧民者应时时怀有一颗重民天而厚民生的诚敬之心。由此出发，宋儒司马光发挥了仁义治国、不兴革、忌扰民、用人重德不重才的稳定第一、因循保守色彩浓厚的一面，而王安石、张居正以至康雍乾三位皇帝则强调了以改革求发展、以发展改善民生、用人重能而轻贤的务实高效的另一面。前者适应发展比较缓慢的农业社会时代，且拉起孔孟之道为大旗，所以一直居于正统地位，后者应社会变动之运而生，乘时代进步之势而发展，在理论上也不难从三代圣帝明王那里找到依据，自然给人一种生气勃勃、耳目一新之感。但毕竟古代的中国始终未脱农业社会基本框架，传统因循的势力又郁积深厚，阵容严整，所以，诚如乾隆皇帝所言，后者最终不过是“权宜办理”53之计。但千万可别小看了这因时制宜的权变之计，中国在18世纪出现了举世瞩目的康乾盛世，原因是多方面的，康雍乾三位皇帝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勇敢地举起了批判尽管这种批判有时采取了对儒家教条另类解释的方式因循保守的传统儒家理念的大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治国之术和用人之道，实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康雍乾三帝从满族务实的文化传统出发，奋力振刷传统居官立身之道的流弊，大胆起用为主效忠且有干才识见之能吏，因而政治上富有朝气，建树颇多。但物极必反，其重能轻贤、重才轻守倾向慢慢走向极端，就难免滋生新的流弊。
平心而论，御史曹一士所针贬的时弊“贪吏、酷吏者，无一不出于能吏之中”，实在是雍正、乾隆始料不及的，也是他们不愿看到的。如果深究起来，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最高统治者舆论导向出了某种偏差，这种偏差从康熙皇帝之鄙薄清官时已初见端倪，到了雍正、乾隆手里，则为害一发而不可收拾。曹一士在批评重能轻贤的流弊时曾说：“人主好尚一乖，臣下取舍顿异，故转移之机，不可不慎。”54这个方正的御史所讲的话未必都对，未必没有偏颇之处，但这一点他毕竟抓住了要害。


3839《曹操集·文集》卷二。
40《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纪十》。
41《王文公文集》卷一，《上皇帝万言书》。
42《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十九。
43《王文公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44《宋史·王安石传》。 45《张太岳集》卷十八，《杂著》。 46《张太岳集》卷二十三，《答总督方金湖》。
47《卷施阁文甲集》卷一，《意言》。
48《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八册，第944页。
49《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六，雍正四年七月戊戌。
50《清高宗实录》卷七六三，乾隆三十一年六月乙卯。
51《清史列传》卷十四，《高其倬传》。
52《清代的矿业》上册，第39-40页。
53《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乾隆三年六月乙未。
55《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408页。
56《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60页。
57《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73-74页。
58《红楼梦》第六十四回。
59《康熙起居注》第三册，第2215页。
60《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十一册，第861页。【资料来源：《清史研究》2001年第4期】

丹丹，好长的文

嗯嗯，复制的都快吐血了

大致看了，就是说其实执政者的执政方式也是因为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

感觉在看一本书

这个文章在一定程度上指出雍正选人才的时候更注重的才与能，雍正最讨厌的那种人就是老好人，却不能办事实的人最令雍正厌恶。。。所以这种选拔人才更注重才与能一直影响了乾隆等以后的君主，长远的看来，会让人轻视“德”和“贤”，康熙老爷子是暗着来，而雍正就成明着来的。。。但是我觉得雍正的方法没什么错，整天就知道做老好人的，不干实事的，最讨厌了。。。不过有德也有才的人可能被雍正也归于无能一类的了。。。但是看雍正御批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个文章的作者写的那么严重。。。

恩，这个文章好长的。。。复制的时候都感觉累

做老好人，不做实事，不就说的老八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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