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投票原则也许是集体决策中最常用的规则。后来人们发现这个规则有诸多缺陷，除此之外，它有时还使多数人受到少数人的压迫。在一些情况下，它还使一些策略性投票得益，例如，不投自己偏好的选票，或者通过操纵对各个选项的投票顺序来得利。多数规则有时还可能由于“非传递性”而产生不了明确的结果。在一个集团中，在两个选择之间进行投票有时并不能产生清晰的结果。第一个多数团体对a的偏好大于b，相反，第二个多数团体对b的偏好大于c，同时，第三个多数团体对c的偏好大于a。在这种循环的脆弱性中，决策规则并不能为任何一个大多数选择出一个绝对好的偏好来。通过与Prasanta Pattanik的通力合作，阿马蒂亚森已经明确了那些通用的条件，并排除了多数规则的非传递性缺陷。 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与集体决策规则有关的这些问题引起了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的浓厚兴趣，他尽可能多地检查了每一项综合个体偏好（价值，选票）的规则，在他那里大多数原则只是众多选择规则中的一种。他设定了五个合理的集体决策规则应该满足的条件，通过研究他发现，竟然没有能同时满足这五个条件的集体决策规则。这个结论被称为阿罗不可能定理。 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阿罗不可能定理似乎成为规范经济学发展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怎样综合社会个体的偏好？和怎样在理论上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评价不同社会形态的方法呢？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起，森在工具性建设方面的贡献减少了这种悲观主义的色彩。森在这方面的研究推动了规范经济学跨越这个障碍向前发展。他的研究工作不仅丰富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原则，而且它们开辟了一个新的和重要的研究天地。森1970年的著作《集体选择和社会福利》是其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它使许多研究者恢复了对基本福利的兴趣，另外这本书还具有哲学的风格，为对规范问题的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本著作以及许多独立的文章中，森还深入研究了一下问题：多数原则，个体权利和关于个体福利的信息的可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