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立嗣问题考论——从一个侧面看孙权与世家大族的斗争 王永平 作者提供，原载《南京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1期。作者为学会网站特别提供

　　清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笔记》“《三国志》”部分有一则札记说： 　　三国时，魏既屡兴大狱，吴孙皓之残刑以逞，所诛名臣，如贺邵、王蕃、楼玄等尤多。少帝之诛诸葛恪、滕胤，皆逆臣专制，又当别论。惟大帝号称贤主，而太子和被废之际，群臣以直谏受诛者，如吾粲、朱据、张休、屈晃、张纯等十数人，被流者顾谭、顾承、姚信等又数人，而陈正、陈象至加族诛，吁，何其酷哉！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 这便指出了孙权借废立太子之名，对大臣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自是宫闱之衅，未有至此者也”，令人震惊。确实，汉魏之际，不少统治者都曾因立嗣而引起政争，有的还相当严重，如袁绍、刘表和曹操等，其中尤以曹丕、曹植兄弟之争最为著名，对此学界已多有论述。不过，人们对孙权立嗣问题却知之甚少，以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论之。以此之故，本人不揣浅陋，就孙权立嗣以及由此所引发的统治集团的冲突和斗争略作考论，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太子孙登“常有欲让之心”：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古代家天下的历史状况下，继嗣问题往往直接关乎某一王朝的兴衰，因此倍受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儒家便根据商、周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一整套的继嗣理论，其核心便是嫡长子继承制，《春秋公羊传》便说：“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子以母贵，母资子贵。”这主要是为了防止统治者因爱立嗣，从而引发纷争。一般说来，统治者在嫡子继承的原则下，应尽可能早的确立继嗣人选，以避免其他子嗣的非份之想，以及由此引起的诸子争嗣和群臣分化。应该说，这一理论在古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尽管历代统治者虽都明白其中的道理，却因种种原因做出有违先圣教诲的事，从而引发统治的危机，这其中不乏像唐太宗李世民那样英明的帝王。孙权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陈寿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末评曰： 　　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然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既臻末年，弥以滋甚。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毙，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哉？其后叶陵迟，遂至覆国， 未必不由此也。

不过，仔细检索史实，我们似乎又觉得孙登之早死，对他个人来说也许是一件幸事。因为有迹象表明，孙登死前，其继嗣地位已不太稳固。《三国志》本传注引《吴书》载：“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孙和传》则载和“少以母王氏有宠见爱”，注引《吴书》则说：“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权尤爱幸，常在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权之爱和显然有过于登，故登死前上疏便明确表示：“皇子和仁孝聪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系民望。”[3]初见这几条记载着实令人惊讶：如果孙登不死，他很有可能被废黜。难怪叶适不无忧虑地说：“孙权暮年，骄惰猜险，祸成骨肉，登亦幸早死，未知父子之爱竟能始终否。”[4]确实，如果不是感觉到了严重的危机，孙登是绝对不会“常有欲让之心”的。这也就是说，孙权宠爱次子孙和，并有意以之代替孙登。 　　

　　关于孙吴“二宫之争”，不少旧史家觉得难以理解，一味斥责孙权晚年昏愦，如刘宋时裴松之便在《三国志·孙和传》中注曰：“臣松之以为袁绍、刘表谓（袁）尚、（刘）琮为贤，本有传后之意，异于孙权既立和而复宠霸，坐生乱阶，自构家祸，方之袁、刘，昏悖甚矣。”孙权昏愦固然甚矣，但关键是要分析他这样做的原因。根据文献记载，导致“二宫构争”的直接原因仍然是孙权之“嫡庶不分，宫闱错乱”。前已论及孙权不守儒家礼制，重色轻德，久未立后，以致引发了徐夫人与步夫人争后，并危及太子登地位的严重事态。步夫人，临淮淮阴人，与步骘同族，早年“以美丽得幸孙权，宠冠后庭”，且不妒忌，故久见爱待，意欲立为皇后，终因朝臣以徐夫人相抗而未成。这是孙权轻视礼法、轻德爱色的典型事例[10]。然步氏拖延十余年终未能立后，其因主要有二：一是年老色衰，孙权移情；二是步氏无子。步氏之后最受孙权宠受的是王夫人。王氏乃琅邪人，“生和，宠次步氏”，特别是孙和立为太子后，“和母贵重，诸姬有宠者，皆出居外。”[11]显然王氏与步氏争宠后来居上。步夫人生有二女，长女名鲁班，先嫁周瑜子循，后改嫁全琮，故称全公主；次女名鲁育，先嫁刘纂，后改嫁朱据，故称朱公主。孙权对二人十分宠爱，尤其是长女出入宫闱，关切政治，颇有野心。她因母步氏受到太子和母王夫人的排挤，因而怨恨孙和母子，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根据有关记载，全公主在“二宫构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三国志·吴书·孙亮全夫人传》载： 　　全尚女也。从祖母公主爱之，每进见辄与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宠，全主自与孙和母有隙，乃劝权为潘氏男亮纳夫人，亮遂为嗣。

又同上书《孙休朱夫人传》： 　　朱据女，休姊公主所生也。……初，孙和为太子时，全主谮害王夫人，欲废太子，立鲁王，朱主不听，由是有隙。 又《孙和传》： 　　是后王夫人与全公主有隙。权尝寝疾，和祠祭于庙，和妃叔父张休居近庙，邀和过所居。全公主使人觇视，因言太子不在庙中，专就妃家计议；又言王夫人见上寝疾，有喜色。权由是发怒，夫人忧死，而和宠稍损，惧于废黜。 又《孙和何姬传》： 　　孙亮即位，孙峻辅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与和母有隙，遂劝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赐死，嫡妃张氏亦自杀。 由以上四段记载，可大致看出全公主与孙和母子结怨及施以陷害的全过程。毫无疑问，从孙吴宫廷斗争的角度看，全公主在“二宫构争”中是一位关键性人物。而孙氏宗室的一些野心家如孙峻等人则聚集在全公主身边，兴风作浪，孙亮継位后，他们一度操纵大权，全公主夫家全氏“侯五人，并典兵马，其余为侍郎、骑都尉，宿卫左右，自吴兴，外戚贵盛莫及。”[12]孙权之“嫡庶不分，宫闱错乱”，酿成如此严重的政治危害，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除了殷基所记上述诸人，拥护太子和的朝臣还有十多人。 　　陆胤，据《三国志·陆凯传附胤传》，胤乃陆逊之族子，“始为御使、尚书选曹郎，太子和闻其名，待以殊礼。会全寄、杨竺等阿附鲁王霸，与和分争，阴相谮构，胤坐收下狱，楚毒备至，终无他辞。” 　　顾悌，据《三国志·顾雍传》裴注，悌乃雍之族人，官至偏将军，“权末年，嫡庶不分，悌数与骠骑将军朱据共陈祸福，言辞切直，朝廷惮之。” 　　

屈晃，汝南（今河南平舆）人，据《孙和传》，晃任尚书仆射，支持孙和，孙权废和时，晃与朱据等“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权废和立亮，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上书，称引晋献公杀申生，立奚齐，晋国扰乱，又据、晃固谏不止。权大怒，诛正、象，据、晃牵入殿，杖一百，竟徙和于故鄣，群司坐谏诛放者十数，众咸冤之。”裴松之注引《吴录》又载屈晃谏辞曰：“太子仁明，显闻四海。今三方鼎恃，实不宜动摇太子，以生众心。愿陛下少垂圣虑，老臣虽死，犹生之年。”以至叩头流血。此段记载不仅表明屈晃坚决支持太子和，而且有陈正、陈象等诸将吏多人，仅因谏被诛杀、流放者便多达“十数”人。 　　羊衜，据《三国志·孙登传》注引《吴录》，南阳（今河南南阳）人，早年为太子登中庶子，有才具。又据《鲁王霸传》，“二宫构争”中，衜为督军使者，曾上疏孙权曰：“臣闻古之有天下者，皆先显别嫡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为国藩表也。……或谓二宫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寝息不宁。就如所嫌，犹宜补察，密加斟酌，不使远近得容异言。臣惧积疑成谤，久将宣流，……将谓二宫有不顺之愆，不审陛下何以解之？愿陛下早发优诏，使二宫周旋礼命如初，则天清天地晏，万国幸甚矣。”显然，羊衟也是主张嫡庶之分的，倾向支持太子和。 　　

两大政治派别形成后，围绕着孙权的继嗣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和残酷的倾轧，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阴谋手段。《孙和传》便载：“鲁王霸觊觎滋甚，陆逊、吾粲、顾谭等数陈嫡庶之义，理不可夺，全奇、杨竺为鲁王支党，谮诉日兴。”据前引《太子和传》，孙和夫妇出祭庙，全公主派人觇视。孙和集团也有类似表现，据《三国志·陆凯传附陆胤传》注引《吴录》，孙权与杨竺策划立鲁王，太子和指使“给使伏于床下，具闻之，以告太子。（陆）胤当至武昌，往辞太子。太子不见，而微服至其车上，与共密议，欲令陆逊表谏。”太子太傅吾粲等人“数以消息语逊，逊时驻武昌，连表谏争。”[17]此类事例甚多，难以尽述，以上数例，已大体可见其情状，所谓明争暗斗,确实如此。

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论证，以企得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看法。通过检索文献和参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我以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孙吴立国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变故皆是出自寒门的皇权与儒学世族之间深刻的内在矛盾的必然反映。 　　汉魏之际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急剧变革的时代，其影响所及牵涉到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诸领域。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其中表现在政治上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便是寒门军阀乘乱崛起，并且与儒学世族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和斗争。我们知道，自东汉以来，儒学世族势力日益兴起，渐成当时的主导力量，虽历经汉末皇权及其依附力量——阉宦、外戚——的摧残，其兴盛之势末衰。然而汉魏之际的军阀混战却暂时中断了他们的发展进程。在混战中崛起的各军阀政权大多出自寒门，而儒学世族的军事代表如袁绍、刘虞、刘表、刘焉等皆相继被灭。各地区的寒门军阀在争夺统治权及其统治过程中，都不同程度的与当地的儒学世族发生过冲突，推行了种种摧残、压制儒学大族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曹操在中原地区厉行“法术”之治，行“校事”之制，杀戮孔融等名士，易风移俗，影响甚巨。其他如公孙瓒、公孙度父子等，更是专以残害世族之士为事，就连诸葛亮治蜀，也是推行法治，扼制世家大族的[22]。具体到东吴，也有类似的精况，只是以往人们笼统的说孙吴依仗南北大族的支持而立国，从而忽视了对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当然，孙吴政权与江东大族也有妥协、合作的一面。孙吴统治者认识到，要在江东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就必须争取江东世家大族的支持与合作。侨寓士人的代表张昭等更是极力拢络江东人物。而江东大族中的务实人物陆逊、顾雍等人看到孙氏政权已粗具规模，只有与之合作才能给江东世族带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相继进入孙氏政权，并在黄武年间先后成为军事与政治领域的当轴人物，标志着孙权政权实现了“江东化”，南北儒学士人也走上了逐渐合流的道路，如张昭与顾雍、陆逊一样都主张行德政，都主张用儒家政治理念来规范孙吴政治。甚至与儒学之士交往密切的孙权之子孙登、孙和等都明显儒家化，特别是孙登重贤爱士，其交游、行政，与儒学之士无别，并对孙权采取的扼制世族的吕壹事件深表不满，其死前还上疏孙权：“臣闻为政听民，律令与时推移，诚宜与将相大臣详择时宜，博采众议，宽刑轻赋，均息力役，以顺民望。”[27]孙和也有德治之思，如“是时有司颇以条书问事，和以为奸佞之人，将因事错意，以生祸心，不可长也，表宜绝之。”[28]这表明孙吴立国后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与儒学世族的结合。 　　

近得伯言表，以为曹丕已死，毒乱之民，当望旌瓦解，而更静然。闻皆选用忠良，宽刑罚，布恩惠，薄赋省役，以悦民心，其患更甚于操时。孤以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杀伐小为过差，及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至于御将，自古少有。丕之于操，万不及也。今睿之不如丕，犹丕之不如操也。……又长文（陈群）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威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耳。逮丕继业，年已长大，承操之后，以恩情加之，用能感义。今睿幼弱，随人东西，此曹等辈，必当因此弄巧行态，阿党比周，各助所附。如此之日，奸谗并起，更相怨怼，转成嫌贰。一尔已往，群下争利，主幼不御，其为败也焉得久乎？所以知其然者，自古至今，安有四五人把持刑柄，而不离刺转相蹄啮者也！强当陵弱，弱当求援，此乱亡之道也。

为扼制儒学大族势力的上升，孙权主要依靠宗室、外戚人物，并提携一些寒门才俊之士。在立嗣观念上，儒学大族遵照儒家立嗣以嫡以长的原则，先后支持大子登、太子和，并希望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进孙吴政权儒家化的进程。对世家大族的用心，孙权当然是很清楚的。为不出现曹操之后曹魏政权中儒学世族抬头的情况，他有意抚持鲁王霸，培植新的政治力量，以对抗世族政治势力。与太子和集团成员主要为世族人物不同，鲁王霸集团主要人物多出自寒门和宗室、外戚，如南人中的吴安、孙弘、全琮父子等皆非江东世族，北人中的吕岱、吕据为淮泗武将，杨竺乃寒士，孙峻、全公主为宗室，当然也是寒门，其中儒学之士只有步骘，但他是全公主母族人，属外戚。因此，这是孙权精心培植的寒门政治集团，其幕后操纵者实际上是孙权本人。正因为如此，孙权在处理“二宫构争”时，对太子和党人物多加严惩，主要人物皆诛杀、流放；相反，鲁王霸党的主要人物步骘诸人多受重用，只杀了杨竺、吴安等几个与皇室关系不密切的寒士以应景。《三国志·吴书·孙权传》载，孙权在陆逊郁愤而死后，重新安排了辅政人选：“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朱据为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显然，鲁王霸一派人物多据要津，一度分割了陆逊的权力。太子和一派人物仅有朱据、诸葛恪，据也为孙权女婿，故暂时得以保位，但据、恪二人最终仍为全公主、孙峻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