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税三分”与“税外加征” ———试论中晚唐藩镇与属州的财力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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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达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2011年07月27日 06点07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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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两税三分”的实施及演变,可以体现中晚唐藩镇与属州的财力消长。宪宗朝两税三分制改革,将藩镇留使钱局限于治州范围之内,属州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得到加强,而藩镇借助“税外加征”弥补损失又遭朝廷明令禁止。通过对朝廷、藩镇、属州三者博弈过程的动态考察,可以揭示中晚唐乃至五代宋初藩镇渐弱而属州渐强的发展趋势,为宋初得以彻底废除藩镇提供合理的解释。
  [关键词]中晚唐;两税三分;税外加征;藩镇;属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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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晚唐赋税方面的重大变化即为两税法的推行。关于两税法的相关研究,学术界硕果累累,此不赘述。中晚唐一百五十余年的历史演进中,特别是朝廷征讨叛藩以及唐末乱世之时,地方赋税能够源源不断的供给朝廷、藩镇得以维持强大的兵力和粮草供应,其与属州之间的联系至关重要。因此,本文重点考察中晚唐藩镇与属州的财力消长,其核心主线在于关注“两税三分”如何操作。两税法推行之后,尤其是宪宗朝两税三分制改革之后,属州在经济上的自主性得到增强,而藩镇对赋税的支配主要源自治州,为此加强了对属州的“税外加征”。为弱化藩镇,消除藩镇跋扈的经济基础,朝廷始终努力维持与州的直达,并在诏敕中明令禁止“税外加征”,且反复强调。如此,朝廷、藩镇、属州三者,在赋税上互相牵制、相互博弈,最终使得藩镇在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实力逐渐削弱,以朱温、李克用为代表的超级强藩凌驾于一般藩镇之上;与此同时,藩镇属州的独立性却在不断加强,以致入宋之后直接隶属朝廷,彻底摆脱藩镇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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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制,由度支负责统一分配赋税,分为纳京师、留州、外配三部分,地方没有分配租庸调之权。安史乱后、肃代之时,出于平乱特殊需要,朝廷开始赋予藩镇节帅截留赋税之权。此藩镇截留与之前的纳京师、留州结合,基本形成了中晚唐赋税三分的格局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制:自艰难已来,征赋名目繁杂,委黜陟使与诸道观察使、刺史作年支两税征纳,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停罢。两税外辄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其军府支计等数,准大历十四年八月七日敕处分
德宗采纳杨炎之议,“约百姓丁产,定等级,改作两税法”③,重新确立国家赋税征收体系。两税法确立以后,在赋税分配上即与肃代时成型的三分制相结合,形成“两税三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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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税三分制自制定之初即时时被强调,尤其是宪宗朝,对于德宗以后至唐末藩镇与属州的财力消长影响深远。日野开三郎《藩镇时代の州税三分制に就いて》⑦、《藩鎭体制下に於ける唐朝の振兴と两税上供》⑧、DenisTwitchett“ProvincialAutonomy and CentralFinance in Late T’ang”⑨、吉田虎雄《唐代租税の研究》⑩、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研究》○11均曾关注两税三分问题,有所申论。李锦绣先生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钩沉索引,排比史料,进一步探讨中晚唐诸道州府两税留州、送使钱物斛斗之数,认为两税钱物约有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归地方支配,无疑是地方财政独立的基础。○12本文考察两税三分的意图,与前贤稍有不同,重点不在于税制本身,而在于以两税三分的执行为切入点,观察其中牵涉的政治问题,即朝廷、藩镇、属州三者在两税分配过程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晚唐藩镇与属州实力消长的经济原因。
“自国家置两税以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13正如元稹所论,上供、送使、留州的三分制度,伴随着两税法的设立而实施。但由于史料阙如,对于两税三分的详情,不得而知。加之德宗朝藩镇多有跋扈叛逆贡赋不入者,新制度的推行阻力重重。因此,到宪宗元和四年(809),以宰相裴垍上奏为标志,推行了一系列专门针对两税三分的改革,使这一制度渐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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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元和四年(809)二月,度支奏:……应带节度、观察使州府,合送上都两税钱,既须差纲发遣。其留使钱又配管内诸州供送,事颇重叠。其诸道留使钱,伏请各委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及送上都两税钱充。如不足,即于管内诸州两税钱内,据贯均配。其诸州旧额供使钱,即请随夏税旨限收送上都度支,收入次年旨符,便为定制。……先是,天下方镇恣意诛求,皆以实估敛于人,虚估闻于上。宰臣裴垍深知其弊,俾有司奏请厘革,江淮之人,今受其赐。○14
裴垍于元和三年(808)九月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元和四年(809),裴垍主持两税法改革,其中针对两税三分的部分,要求再次明确上供、送使、留州的征税标准和输送办法。观度支上奏可以发现,元和改制以前,上供钱,藩镇需要送至京师;送使钱,属州需要送至使府。因事重叠,奏请改革。因为使府所在治州同样能够与属州一样征收赋税,所以要求节度、观察使先以本州旧额留使钱及上供钱充“送使”钱,如有不足,才能在属州两税钱中均配。此处,最容易被忽视的是藩镇使府所在之治州的上供钱。这种将藩镇治州与属州明确区分开来的政策,在之前并未实行,但是,若与十年后即元和十四年(819)归还刺史军权改革相比较,实为一脉相承。改革之前,藩镇管内兵力分为藩镇军、外镇军、州军、县镇,属州层面,由藩镇使府军将统领的镇军与刺史统领的州军同在,节帅通过镇将控制属州。而宪宗朝改革,强调属州镇军隶属刺史,“诸道节度、都团练、防御、经等使所管支郡,除本军州外,别置镇遏、守捉、兵马者,并合属刺史。”○15如此,将藩帅领兵局限于治州范围之内,极大地削弱了藩镇的军事实力。因此,元和四年(809)的两税三分制改革,与元和十四年(819)的归还刺史军权改革,相辅相成,其深远影响不容忽视。学术界以往研究过于强调藩镇集军权、政权、财权于一身,而对宪宗朝应对藩镇的整体思路和全局谋划少有涉及。宪宗改革力图将藩镇势力从军事上、经济上局限于其治州,为地方局势制定“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运作规则”○16,此种“潜规则”的逐渐通行,增强了朝廷对于藩镇的威慑力。宪宗平藩之后,虽然河朔复叛,但跋扈之实态已经有所变化,日益迫切的追求朝廷授节以正名。若将宪宗两税三分制改革置于藩镇碎化以及整体上趋于弱化的大背景下,其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将会得到更加清晰的展现。每一项政策,都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无论是两税三分制改革还是归还刺史军权改革,都是为了从根本上削弱藩镇跋扈的经济、军事基础,○17提高属州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确保朝廷与属州的上通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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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和)六年(811)二月制:……○18先是,天下百姓输赋于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自建中初定税,时货重钱轻,是后货轻钱重,齐人所出,固已倍其初征矣。其留州、送使,所在长吏,又降省估使就实估,以自封殖,而重赋于人。及裴垍为相,奏请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依省估。其所在观察使,仍以其莅之郡租赋自给,若不足,然后许征于支郡。其诸州送使额,悉变为上供。故疲民稍息肩。○19
《新唐书·食货志》对此改革有更加明确的记载:“宪宗又罢除官受代进奉及诸道两税外榷率,分天下之赋以为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诸道节度、观察调费取于所治州,不足则取于属州,而属州送使之余与其上供者,皆输度支。”○20陈明光先生的研究强调虽属州送使钱物比先前减少,上供额却在增加,反映出宪宗朝中央集权程度有所加强,但不宜对于强调两税三分制下地方财政的独立化倾向。○21此外还认为,属州刺史在支用留州额方面受到朝廷和藩镇的双重监督与约束,其自主权实际上比节度观察使要小得多。○22然而,藩镇与属州在地方权力分配上的悬殊自然决定了二者在财政自主权上的差异,但不容忽视的是,属州的地位在宪宗改革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逐渐摆脱藩镇钳制以及增进与朝廷直达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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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州送使额变为上供,此一转变至为关键。中晚唐朝廷与藩镇的博弈,需要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的财政来源,除了以往学界所论的南方藩镇供应朝廷的渠道之外,朝廷此项改革所起到的隐而不显的作用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在宪宗平定叛藩的进程中,对地方控制力逐渐加强,朝廷威信重新建立。德宗时开始推行的两税三分制,最初推行效果并不理想,根本原因即在于朝廷的权威不足以威慑藩镇照章执行。宪宗一改积弊,又于元和四年(809)改革之后两年即元和六年(811)下制规范两税三分,藩帅先税治州以自给的政策得到贯彻。原来的州税分配中,属州承担的送使与上供钱额,交叉重叠,负担沉重,改革之后,因为藩帅自给,则原来的送使钱额直接转化成上供钱额,直接减轻属州压力○23。这一改革,虽然仅有只言片语,但是对于属州而言,却是实质性的变化,意味着两税三分之中,属州只需承担上供部分,刺史对留州钱额的支配权有所加大,直接拉近了朝廷与属州的距离。此外,藩帅征税限于治州,也在赋税征收上对属州减少了干涉和侵夺,一方面,限制了藩帅对属州的支配,另一方面,减少了属州对藩帅的依赖性。加之宪宗朝廷的强势立场,推行政策更加得力,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属州经济地位的提升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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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宗元和年间,朝廷频繁对藩镇用兵,军费激增;加之征调诸道防秋兵马,馈饷甚巨。因此,在特殊情况下,朝廷会在两税留州、留使钱中,量抽钱额以供军。穆宗即位之初,天下叛藩皆已归顺,遂颁《优恤将士德音》恢复常态。敕:……诸道旧有防秋兵马已在边上者,自依年限替代。近者师旅屯集,馈饷颇多,不免于诸道留州、留使钱内,每贯量抽二百文,以充国用。幽镇既已洗雪,供费亦渐有常。其河北诸道,及山东兖郓、淄青、汴宋、陈许、徐泗、泽潞、河阳、郑滑等道,并边上诸镇,并不用抽。○24
穆宗所颁德音,涉及量抽留州、留使钱额的藩镇,包括河北、山东、河南以及边上诸镇,说明宪宗朝两税三分制的改革在以上藩镇均得以推行。穆宗继承宪宗伟业,着手准备休养生息,因此,停止抽调留州、留使钱,与削兵置制○25是相互呼应、紧密结合的。虽然后来河北再叛,但是两税三分经过宪宗朝的强力贯彻,已成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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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和)五年(831)十一月,诏曰:郓、曹、濮、淄、青、登、齐、莱、兖、海、沂、密等十二州,自顷年收复已来,属中外多故,征赋轻重,或未均平。今三道守臣,无非循吏,百姓安逸,流亡尽归。须于此时,立一经制。宜令谏议大夫王彦威充勘定两税使,仍与令狐楚等审商。量其两税、榷酒及征物疋数、虚实估价并留州、留使、上供等钱物、斛斗,比类诸道,一一开项分折,平均摊配,立一定额,使人知常数,不可加减。回日具件闻奏。○26
宪宗元和十四年(819)三月,平淄青李师道后,将原淄青十二州分为三镇,即郓曹濮(天平)、淄青齐登莱(平卢)、沂海兖密三镇。○27其后十二年间,虽然三镇藩帅由朝廷任命,但涉及到朝廷用兵等外部因素以及给复方面等内部因素的影响,三镇赋税征收,一直未入正轨。因此,文宗大和五年(831)派王彦威勘定三镇两税,特别强调留州、留使、上供钱物,一旦“立一定额”,则“不可加减”,说明两税三分在全国的渐次普及和推行力度。王彦威勘定两税的作用立竿见影,大和六年(832)九月,淄青观察使王承元即上奏“准旨定征两税,五州共一十九万三千九百八十九贯”○28,此为宪宗收复淄青后,两税上供之始。同年,天平军上奏“请起大和七年岁供两税、榷酒等钱十五万贯、粟五万石”○29。次年,大和七年○30(833)十月,天平军节度使殷侑○31又奏:“请起今年发遣当管郓、曹、濮三州两税、榷酒等上供钱十万贯、斛斗五万石。”○32朝廷对郓曹濮两税上供极为重视,下敕曰:“天平军元和以前,地本殷实,自分为三道,十五余年,虽班诏敕,竟未供赋。殷○33侑承兵戈之后,当歉旱之余,勤力奉公,谨身守法,才及周岁,已致阜安。而又体国推忠,率先入贡,成三军奉上之志,陈一境乐输之心。循省表章,深用嘉叹。所奏依。”○34由此,可见朝廷政策的一贯性。此后,直至唐末,两税三分成为朝廷和藩镇均强力推行的制度,尤其是朝廷用兵以及黄巢之乱以后,对财赋的供应更加重视,而作为财源的属州,经济地位的凸显更强化了其整体地位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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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僖宗乾符三年(876)十二月)青、沧军士戍安南,还,至桂州,逐观察使李瓒。……以右谏议大夫张禹谟为桂州观察使。桂管监军李维周骄横,瓒曲奉之,浸不能制。桂管有兵八百人,防御使才得百人,余皆属监军;又预于逐帅之谋,强取两使印,擅补知州官,夺昭州送使钱。诏禹谟并按之。○35
此例发生在僖宗乾符三年(876),天下寇盗纷起,黄巢之乱甚嚣尘上,但是在桂管内部,昭州作为属州,照常输送使钱于藩帅,足见两税三分制已经成为藩镇内赋税征收与分配的常态,直至唐末,仍被执行。
综上所述,中晚唐藩镇与属州在财政上泾渭分明,在各自范围内维系运转,很少交叉,这是朝廷始终坚持推行两税三分制的结果。中晚唐藩镇与属州二级财政○36的确立,极大的增强了属州的独立性,客观上助长了藩镇渐弱、属州渐强的趋势,唐末五代“以一州之地行割据之实”即为明证。此种潜移默化,正是宪宗改革的最大功效,成为其后直至唐末地方政局演进的主线。

2011年07月27日 07点07分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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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的发展均有其两面性。朝廷限制藩镇的经济实力,藩镇绝不会全然接受,而会有所反弹,力图在两税体系之外另辟蹊径,而朝廷又会针对其反弹进行再约束。朝廷、藩镇、属州三者之间微妙的博弈关系,可以通过“税外加征”体现出来。
宪宗改革之后,藩镇在两税送使钱上受到极大约束,但是,除了两税之中的送使部分为法定收入外,还有其他途径获得额外收入,例如税外加征、田产、赃罚及经商盈利等。○37德宗建中元年(780)正月始行两税法,即明确规定“两税外辄别率一钱,四等官准擅兴赋,以枉法论”,即严禁两税外加征。其后,朝廷诏敕屡次强调,严加约束。○38为明观其变,特排比史料,制作“附表一、中晚唐诏敕所见禁税外加征条文编年表”,其中禁税外加征之诏敕条文,即为朝廷最高政策的集中反映,从中可见朝廷政令的连贯性与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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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略)
如附表一所示,德宗建中元年(780)以前,朝廷诏敕中涉及税外加征之“税”,指代“正租庸”、“正敕支遣”、“正租税”,两税法实行以后,则明确为“两税”,前后政令中措词的变化,十分显著。德宗以后,几乎每一朝都反复强调严禁两税外加征,并委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尤其是宪宗朝,更是时时强调。其中,最为典型且记载最为详尽的案例即为元和四年(809)元稹上《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状》○44及《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45,弹奏剑南东川、山南西道及其管内刺史税外加征之事。○46由于元稹弹奏牵涉问题甚广,其中税草又涉及两税附加税的问题,○47拟另撰专文进行探讨,此不赘述。对比朝廷处置剑南东川与山南西道的结果,严砺案所涉范围太广,朝廷必须考虑到重责之后“砺党”的反弹,因此,七州刺史各罚两月俸料。而裴玢案所涉仅山南西道管内洋、利二州,且事在剑南东川严砺之后,为警示来者,杜绝再犯,故处罚加重,各罚一季俸。而对于观察使,则仅罚一月俸,正说明朝廷希望属州刺史能够遵从朝命,与朝廷直达,共同制约藩镇。同时,在代表朝廷的监察御史正直奉公与代表地方的藩帅刺史法外盈私之间,朝廷必须慎之又慎,改革的推行不能操之过急,而要循序渐进。元稹一针见血的弹奏,从本意上与朝廷的初衷是相符的,但是在具体执行上,则要三思而后行。朝廷虽然屡屡强调“出使郎官御史访察闻奏”,但是并不希望产生的社会震动过大。因为,当时天下的形势,宪宗着力于蓄积力量,讨伐叛藩,对于顺服之地,力求稳定,确保贡赋。
朝廷诏敕之外,还有度支上奏,予以重申。如元和五年(810)正月,度支奏:“其敕文不加减者,即准州府所申为定额,如于敕额见钱外辄擅配一钱,及纳物不依送省中估,刺史、县令、录事参军节及科贬。”48如此三令五申之下,即便是朝廷用兵之时,欲抽两税以供军,都要专门下敕文予以解释:
(穆宗长庆元年(821))十二月乙亥敕:诸道州府,每年征纳两税,除送上都外,留州、留使钱,缘草贼未殄,费用滋广,两税之外,难议加征,然以馈运之间,又须得济,诸道留使钱,宜令长吏,于诸色给用中,每贯量减二百文,以资军用。事平之后,即任仍旧。○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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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处于两税外不得加征与军用匮乏的两难境地,为不开恶例,下敕于诸道留使钱中量抽供军,并承诺事平之后,即恢复常态。果然,不出五个月,朝廷即再次下诏,停止抽留州、留使钱。说明朝廷对禁止地方擅自于两税外加征的重视程度,并一直力图严格执行。(长庆二年(822))四月辛未,诏曰:顷以寇贼未殄,费用滋广。先有诏敕,于诸道留州留使给用钱中,每贯量抽二百文。今兵戎已戢,经费有常,其抽钱宜从今年四月十一日已后停。切令官吏所在知委,不得妄有增减。○50

2011年07月27日 07点07分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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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濠州刺史刘公善政述》,其中包含两则重要信息,一为镇兵隶属刺史,一为两税外加征。客有自濠梁来者,余讯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刘公,始受命至徐方,与廉使约曰:‘诏条节度团练兵镇巡内州者,悉以隶州,今濠州未如诏条,请如诏条。廉使多称军须卒迫,征科若干,不如期以军法从事,皆两税敕额外也,自今请非诏敕不征。’廉使曰:‘诺。’‘濠州每年率供武宁军将士粮一十万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给他费,吏因缘而更盗,则三倍矣。自今请准仓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诺。’刘公至止,坚守不渝。由是州无他门,赋无横敛,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台矣。”……刘公治郡,嘉绩长美,详举则繁也,亦取大遗小之义耳。其书以备太史氏采录焉。○59
大和六年(832),濠州刺史刘茂复○60与武宁节度使约定,不得于两税敕额之外,以“军须”为名妄自加征。节度使当即应允,并予以兑现。此善政述明示宪宗改革诏令已经颁下并为濠州刺史与武宁节度使所知晓,但执行不力。在濠州刺史陈请之下,昭义节度使才将诏令付诸实施。此事被濠粱客转述并作为濠州刺史善政得以流传,意义非比寻常。朝廷诏令既出,即为法度,宪宗时时强调的“以法度裁制藩镇”,就是要树立新的行政标准,以为后世所法。归还刺史兵权、强化两税三分、重申两税外不得加征等举措,潜移默化间,已经成为一种约束力和法度。如果没有法度,节度使不可能允诺其属州刺史提出的要求。因此,宪宗时期的政策并非流于形式,节度使对刘茂复的允诺,正说明税外加征并不合法,两税三分一直在执行,直至唐末。
综上所述,两税法实行后,州作为地方赋税的最基本征收单位,刺史征税成为其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藩帅督赋亦成为其稳定财源及取信朝廷的重要保证。在朝廷努力维系与州的直达过程中,经济层面的重要举措即为“两税三分”,即将州税一分为三,上供、送使(留使)、留州,在经济上赋予州极大的自主权。特别是宪宗朝两税三分制改革之后,藩镇留使钱局限于治州范围之内,属州在经济上的独立性得到加强,而藩镇则通过“税外加征“弥补损失,朝廷又对此明令禁止。朝廷、藩镇、属州三者之间,在赋税分配上相互博弈,互相制约,从中晚唐、五代至宋初较长时段进行考察,两税三分成为朝廷和藩镇均强力推行的制度,尤其是朝廷用兵以及黄巢之乱以后,对财赋的供应更加重视,而作为财源的属州,经济地位的凸显更强化了其整体地位的提升。藩镇的经济实力日渐衰弱,属州的经济实力相对增强,最终使得曾经跋扈一时的唐代藩镇,入宋之后即被废止,诸州直隶朝廷,藩镇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2011年07月27日 08点07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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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茶杯]
2011年07月27日 09点07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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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害[真棒]
2017年06月03日 09点06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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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
2017年06月03日 13点06分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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