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贞观年间，著名的谏臣魏征在不同岗位上着实说了不少“咬人”的话，肯定得罪一批被咬的人。除了唐太宗不时流露出对他的厌恶情绪外，其他大臣也时不时要给魏征找点岔儿，然而，魏征面对谗言和陷害，最后却毫发无损，安然无恙，职务不停地升，奖金不断地拿，成了唐太宗时期名符其实的政坛不倒翁。那么，魏征究竟是如何规避政敌的算计呢？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右仆射封德彝征兵时，欲取不满十八岁的中男，唐太宗同意后传出敕令，可魏征固执己见，坚决反对，就是不给签署，如是往返四次，让太宗大怒，后经说服虽然这道征兵命令作废了，可魏征不小心却得罪了封德彝。对于逆耳之言，君子会一笑而过，小人则会当作仇报。这档子事儿，后来唐太宗忘了，而封德彝却深深记在了心里，当时没报，只是时机不到。
果然，到了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封德彝和魏征一起议政时，封德彝提引子说：“今大乱之后，其治难乎？”魏征回答说：“大乱之易治，譬饥人之易食也。”封徳彝认为自尧舜禹之后，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已不可救药。魏征借古论今，直言反驳：如果真的是这样，现在人应该早变成鬼了，怎么会是人呢？结果驳得封德彝哑口无言。他一看魏征又冲着自己唱反调，在太宗面前狠狠反咬了魏征一口，他对太宗说：“征书生，好虚论，徒乱国家，不可听。”显然，这是在报征兵时的一咬之仇，也是在抬高自己，压制魏征。然而，唐太宗并没有听信封德彝的观点，而被魏征的话所折服。
这一次面对面的交量，魏征没有退缩，而是利用自己的正确观点，把封德彝逼到了死角，自己完全占了上风。主动出击，似乎是魏征应对明枪攻击的一贯作风。不过，魏征进谏时，很多时候也曾让唐太宗处于尴尬处境，不但让唐太宗丢了美女，死了宠物，而且在群臣面前丢尽了主子的面子，为此，唐太宗曾愤怒地骂魏征“乡巴佬”。而当他认识到魏征的直谏对大唐江山有好处时，还是在愤怒之中接受了魏征。这次交量，明的是魏征主动，实际起关键作用的外因，则是唐太宗对魏征的深信不疑，他在魏征遭遇谗言时，往往站在魏征一边，替魏征说话，的确充当了一堵挡风的墙。


对魏征来说，贞观四年是一个多事之秋。这年的二月，萧瑀授御史大夫，参与朝政。他很快把对房玄龄、魏征、温彦博等人不满化为小报告，要求弹劾这几个人。结果，“上竟不问”，之后，萧瑀由此怏怏自失，到了七月反而被免御史大夫，“不复预闻朝政”。如果不是唐太宗看破萧瑀的公报私仇，魏征也许难躲一难。
玄武门之变时，魏征坚定地支持太子李建成，唐太宗的小舅子长孙无忌对此一直怀恨在心。一次，唐太宗在丹霄门楼设宴请客，长孙无忌很不高兴，奏称：“王珪、魏徵昔在东宫，臣等疾之如仇，岂谓今日并坐而宴。”试图说服妹夫把魏征挤出宴席，唐太宗反而站在魏征一边，对长孙无忌耐心说服，不但没有把魏征撵出宴席，反而对饮甚欢。唐太宗说魏征“婉媚”，就是在这场宴席上发出的肺腑之言。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怕的是，受到政敌的排挤，而不知对方是谁。当时，权贵们都憎恨魏征，告发魏征的闲言碎语不断，唐太宗多次接到匿名的小报告说：“魏征凡所谏争，委曲反覆，不従不止，意以陛下为幼主，不同于长君。”意为魏征根本看不起唐太宗。如果太宗听信此言，魏征可是有砍头之罪的。然而，太宗以“魏征与导我以礼，弘我以道”为由，坚定地认为他“非私之也”，谗言这才慢慢平息下来。在魏征担任秘书监时，也曾有人诬告魏征谋反。唐太宗说：“魏征以前是我的仇人，只是因为他忠于他所侍奉的人，我于是才提拔任用了他，怎么竟会有人诬陷他呢？”太宗竟然不去询问魏征，也不调查，就立刻斩杀了诬告者。
很多时候，唐太宗能分清谗言和良言，主动站出来替魏征说话，可有些时候唐太宗是挡不住或不想挡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魏征被升任尚书左丞，不久，就有人暗地奏告他私自提拔亲戚。唐太宗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派御史大夫温彦博调查此事。面对压力，魏征没有站出来为自己争辩，也没有找唐太宗求情，更没有贿赂办案人员，他以静制动，静等结论。最后查无证据，纯属诬告。这一点，更显示出魏征应对小人暗算的内在硬功，他深知自己在大唐政坛办事公正，为人干净，不贪不占，公私分明，没有什么小尾巴可揪。魏征之所以淡定，正是应了民间一句话：心里没闲事，不怕鬼敲门。
贞观十年（636）以后，魏征的仕途之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开始害怕当官了。当年的六月，他因患眼疾请求解除侍中一职。唐太宗将其任为特进，名义上退居二线，实际仍让其主管门下省事务，其俸禄、赏赐等与侍中完全相同。之后，魏征一再找理由辞官，强烈要求退出政坛，这与他以往锐气十足的个性似有天壤之别，这里边一定暗藏玄机。
原来，贞观后期，魏征看到唐太宗享国日久，逐渐怠惰，懒于政事，追求奢靡，听不进去大臣的进谏，而靠直言进谏吃饭的他再如此走下去，自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与其顶风冒险，不如激流勇退，这显然是魏征明哲保身的一种选择。更让魏征感到闹心的是，贞观十年的二月，同朝为官的房玄龄被免职，卷铺盖走人，这样忠心耿耿的人还落如此下场，将来自己呢？魏征似乎从房玄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未路。
之后，魏征虽然曾上奏著名的《十渐不克终疏》，但进谏的次数显然比以前少了，语气显然比以前软了，他不想在历史上落个晚节不保的名声，他想趁着唐太宗还没的抛弃他，见好就收。他辞去侍中，就是为了避开锋芒，使自己不再成为大臣群咬的焦点，避免遍体鳞伤、被赶下台。他除了写书，躺在病床上教育太宗的儿子，偶尔也发出几声干嚎，但不再像从前一样较真，而是在平和的心态中等待着生命的终结。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他回想贞观年间自己在政坛的明枪暗箭中纵横驰骋，化险为夷，从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代为侍中、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拜为特进仍知门下事，一路下来，全是绿灯，此时的他，嘴角不由露出淡淡的笑。不难看出，魏征之所以成为太宗时期的常青树，究竟靠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四招：太宗信任拚命挡，政敌面前露锋芒，为政清廉没尾巴，明哲保身好收场。不久，魏征病逝，唐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对死去的魏征没有忘记加官进爵，“赠司空”为魏征的政坛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伯乐和千里马的故事

君臣关系，主仆关系，本来自古就不天然对等，“混”等于压抑天性，混好当然不易，尤其还再发挥出一定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