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年轻又愚蠢的时候，大概在2000年代中期，我的电话突然响了。
电话那头一个激动的小姑娘的声音，在我刚“喂”了一声之后，就立刻叽叽喳喳地说：“维塔利，我们想邀请您来演播室参加**《Времечко》（音译“弗列梅奇科”，意为“小时间”，是当时一档著名的市井类电视节目）**的录制！这期节目是关于电脑游戏的，您会上电视！！”
我震惊得甚至忘了问这个激动的小话痨是从哪里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相反，我愚蠢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在乱转：“妈妈，我要上电视了！”
我没多问，直接说：“当然！什么时候？在哪？”
“太好了，”女孩回答，“下午2点，在某某地方。”然后立刻挂了电话。
恰好在那一天，我和朋友们约好要去塞利格（Селигер，俄罗斯著名湖泊度假地）。但我决定，去塞利格以后有的是机会，上电视的机会可不多。所以我通知了朋友们这个遗憾的消息，到了约定的那天，我直奔指定的地址。
我刚走出地铁站就产生了第一个怀疑。车站出口对面，一个瘦弱的女孩对着涌出的人群大喊：“谁想参加**《Времечко》**节目的录制！你们有机会上电视！”
这让我觉得奇怪，但算了，毕竟我是“受邀嘉宾”（用现在的话说叫“受邀发言人”）。
到了演播室，我遇到一个疲惫的女行政人员，她简短地甩了一句：“去**《Времечко》**的？”
“是的，”我回答，“我是受邀来的，我是某某某。”我补充道。
“你去那边。”这位女士含糊地朝小演播厅的顶层观众席挥了挥手。
我还是试图问一下：“那我什么时候上台发言？”
“到那儿会有人告诉你的。”女人烦躁地甩下一句，转头去招呼我后面进来的人了。
我挤到指定的顶层观众席，坐下来等着有人来告诉我关于我发言的事。我就不拿播出的细节来烦你们了。总之，我就这么傻乎乎地在群众演员席上坐了一整场，看着旁边还有几张同样一脸懵逼的业内熟面孔。他们显然也和我一样，以为自己是个“发言人”。
节目结束了——“那边有茶和三明治，但30分钟后必须清场。”门口那个疲惫的女人对我们所有人甩下这句话。我郁闷地想着，我的朋友们现在在塞利格玩得有多爽，而我简直是个傻缺，竟然被这种破事儿给忽悠了……
但这还不是全部的故事。这只是我为了讲重点而加的漫长前奏。
几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变聪明多少。但……
“维塔利，我们想邀请您来X频道演播室参加关于电脑游戏的节目录制！”今天早上，一个女孩的声音在电话里对我叽叽喳喳。
“什么节目？其他专家是谁？我发言的形式是什么？顺便问一下，你们从哪弄到我的号码的？”——嗯，就像我说的，这几年我稍微变聪明了一点……
“您会上电视，您可以在其他专家发言时表达自己的立场！”——小话痨完全无视了我的问题，继续往下说。
“我再问一遍，什么节目？专家是谁？我的发言要持续多久？”——我简直是铁石心肠！
“会有专家发言，您可以补充或反驳某些人的观点，您会上电视，提高您的知名度，这对您的……”
“也就是说，并没有安排我本人的发言？”——是的，随着年龄增长，我也变得没那么客气了。
“维塔利！”女孩突然严肃起来——“您会上电视。专家们会发言，而您有机会补充或反驳某些内容！”
“谢谢，不感兴趣。”我的手已经伸向了挂断键，而听筒里还在传出声音：“但您会上电视啊！”
世界上总有一些无法改变的常量……这些为了三流节目拉人的小姑娘，真是一点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