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闻五岳之祀，肇自虞周，定于汉武。其位配天地，功参造化，非独山川之灵，实系国脉之重。然考北岳恒山，今古殊称，名实交紊，已三百六十余年矣。仆本山野之士，偶涉史志，辄为拊膺长叹，敢陈管见，以俟君子。
一曰，双岳并峙之由
今之官媒，指山西浑源为北岳；而故老相传，以河北大茂为故墟。其源盖出于清初，顺治十七年，有司议改祀典，以北岳距京师不当位，遂移祀于浑源。然前明洪武初，太祖定岳渎神号，固以真定府之恒山（即大茂）为北岳，曲阳北岳庙者，历代致祭之所也。两山并称，遂成疑案。
二曰，大茂为正之证
考《禹贡》“太行恒山”之文，周礼并州之镇，皆指大茂。秦汉以降，汉武帝祠恒山于曲阳，唐玄宗封北岳为安天王，宋真宗加号安天玄圣帝，明太祖更诏定“北岳之神”于曲阳。碑碣森然，载在祀典；礼官奉行，千七百载未之改也。且其山势雄峙，北倚燕云，南俯中原，形胜天然，实符北镇之象。而浑源之山，于史无征，其入祀典，不过清朝改祀后事耳。
或曰：“今浑源之山海拔逾二千，大茂不及，何得为岳？”此但观其表，未察其势也。今浑源之山虽高，然在大同高原之上，高差仅千余；大茂东临华北，拔地而起，高差逾一千又八百米，几倍于浑源。昔人自中原北望，见大茂突兀横陈，如巨屏镇北，其雄浑气象，非浑源之山可及。《水经注》所谓“巍峨耸峙，为北岳之形”者，正指大茂而言。岳之名，取乎镇守一方，非徒标高而已也。
三曰，名实转移之故
明季边事日坏，大同、宣府一带，有晋商巨贾，以市利交结关外，私输军需、情报，实已通款于清。及甲申国变，京师陷落，清军入关，此辈竞相迎附，为之前驱。清室定鼎后，赏其效顺之劳，遂以岳号归之。盖岳祀之移，非关地理，非关礼制，乃一纸酬庸之令耳。
昔汉唐祀北岳于大茂，千七百年相沿不改；今以一代之私利，废千载之公义，使北岳之名，悬于投款之地。呜呼！岳号岂可效顺而得乎？祀典岂可酬庸而迁乎？
此段史实，诸书可考，非仆妄言。是非之判，自在人心。
四曰，复正之要与不反之害
夫名者，器之所系；祀者，国之大节。名不正则言不顺，祀不古则礼不尊。此其明也。然尤有进者：不正北岳，则史笔蒙尘，忠奸莫辨。
昔清室以奖顺改祀，赏其效顺之劳。彼效顺者，岂为社稷？不过身家性命耳。及至民国，时局艰难，国家多事，罔顾于斯。本朝定鼎，未遑深究，因循旧制，遂使岳号长悬于投款之地。今若仍之，无异以万世之典，赏一时之款；以华夏之祭，旌边塞之私。何异于以汉家之鼎彝，铭降将之勋绩？祀典所存，即道义所存。祀典不正，则道义随而晦。后之览史者，堂堂北岳，岂容以投款之私，易千载之公？将谓千载祀典，可以私利而迁之乎？此非特山川之幸不幸，实乃史家是非之所系也。
不反之害，更有三焉：
一曰以伪乱真：大茂为北岳，汉唐以来史籍碑碣班班可考；浑源之入祀典，不过清初一纸改祀之令。今若不正，则后之学子但知浑源之山，而不知大茂之峰，真伪混淆，莫可辨正。此事实之害也。
二曰以利掩义：岳号非可私移，祀典非可市易，此天下之大防也。今若不正，则后人将谓礼制可因附势而改，名器可缘输诚而得。苟有投款邀宠者，皆可觊觎华夏之祀典。此教化之害也。
三曰以今蔑古：岳之为岳，非一姓一朝所得私也，乃历朝累积之公器也。今若不正，则后世将谓千七百载之祀典，可以一时之私利而覆之；将谓华夏之文明，可以一纸之令而迁之。此文明之害也。
是故，复北岳于大茂，非特订讹补阙，实乃以祀典正人心、以古制纠今弊、以千载之公论折一时之私谊。使天下知岳号不可以私移，祀典不可以势夺，忠佞不可以混同，是非不可以泯没。
嗟乎！泰山如砺，黄河如带；大茂之峰，岂可终晦？昔郭守敬制授时之历，必正岁差；顾亭林撰肇域之记，必辨邑名。今之君子，若能破因循之蔽，返往圣之旧，岂惟山川之幸，实万世人心之所系也。仆虽微末，敢竭其愚，惟诸贤共鉴之。
跋
此文但陈沿革，不涉时务。若夫俗谓“古北岳”者，盖清人改祀以后之辞，宜正名曰“北岳正朔”，以别于后起之祀。山川有灵，当亦喟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