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不是3K，而是3P；不是3 kingdoms，而是3 powers 。
总有大聪明说，你看，诸葛亮这个战狂，以益州一州之土地与人民，挑战拥有当时总人口一多半的曹魏，以卵击石，丝毫不恤民力。
这真是用“历史观”歪曲历史的典型。
这个歪曲，首要的责任人是陈寿。
“必也，正名乎”，当陈寿把这个时代概括为“三国”时，就从源头上污染了后世之人对这个时代的认知；再加上他把“刘备-诸葛亮”阵营的历史命名为“蜀书”并以“刘二牧传”作为开篇，就更是加剧了后世观察者的刻板印象。

正确的
史观应是习凿齿的《春秋》。
是的，从东汉到西晋这段历史，宛如东周。但两相比较，就知东周之春秋六霸、战国七雄虽以“霸”以“雄”名之，但却更有资格被称之为“国”，而所谓“三‘国’”的刘、曹、孙三个权力集团，“国”的色彩是很弱的，连称之为“世家”都很勉强。“国”之为“国”，其治下之国民，必须得有清醒、明确的身份认同，比如“楚囚”、比如“楚歌”、比如“楚辞”、比如孔子所谓“父母之邦”的意识，但刘、曹、孙三家治下的民众，是没有那种身份认同的；他们这三家，更像是瓜分了晋国的韩、赵、魏。
曹魏，真正被它从实质上取代了的，不是东汉，而是袁绍父子集团；袁氏、曹氏，再加上取代了曹氏的司马氏，这是一个完整的权力更替，这有点类似后世的杨氏之吴、徐氏之齐和李氏之唐。
东汉并非亡于黄巾起义，而是亡于袁绍兄弟起义。董卓是被彻底地污名化了。袁氏四氏三公，觊觎神器已久，而董卓以六郡良家子平民身份，能位极人臣，己是其对权力想象的极点。郿坞的营建，表明了董卓志不在获取天命。
但袁氏不同。袁绍字本初，袁术之公路而袁术又刻意宣扬“代汉者当途高”，就可以看出这哥俩绝不满足于晋公称王。袁氏为舜后，刘氏为尧后，以舜之后取代尧之后，这种天命传移的滑稽剧在两百多年前的西汉的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已发生过一次，汉哀帝刘欣“再受命”，改元“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所以到了196年年初，汉帝刘协败于曹阳涧，东归故都洛阳的皇军已溃不成军，形同流民，实如乞丐，袁术就觉得机会来了。《三国志·袁术传》谓：
术会群下谓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於诸君意如何？”
建安二年春，袁术悍然称帝。按，西汉建平二年是公元前5年，东汉建安二年是公元197年，从建平二年到建安二年，正好是第201年。安者，平也，平者，安也，不知道“平、安”互训有没有给了袁术什么暗示。
袁术的国号为“仲”，其实也不难理解。汉为火德，而袁出舜后，为土德。五行中，木东火南西金北水，而土为中。袁术的国号就是“中”加了个单立人，因为“中朝”即内朝，是皇帝的内侍班子，听起来不太像话，所以加个了偏旁改为“仲”朝。尧、舜、禹，舜排第二，袁术也要当老二。
以土德取代火德，以黄取代赤（或者黑，刘邦一度以自己为水德），是东汉末全社会心照不宣的默契，黄巾军，曹丕年号黄初，孙权的年号黄武、黄龙，都是一样的逻辑。刘备没那么明显，但刘备称帝前夕，李严作为犍为太守，可是大大宣称了一番自己治下的武功县，有“黄龙见于赤水，九日乃去”；而刘备用魏延为汉中太守，也暗含有“当涂高”的意味，魏者，高也。只不过，李严表忠有余，智商不够。刘备和诸葛亮为本集团打造的整体符号识别系统是继汉，而非代汉；所以，李严拍的这个马屁，刘备不能认，也不能不认。
好了，再说回袁绍兄弟。董卓当权后，东汉无必亡之理，之前，东汉朝堂上飞扬拔扈不把小皇帝放在眼里的权臣己经有过了，董卓并非最出格的那个，董卓和董太后认了亲续了谱，就已经把自己的身份从边将转换为外戚（当然，成功与否另当别论），他塑造的权力模式是尹伊、周公、霍光、梁冀，这种模式下，所有人还是共享“汉”这个名号和屋檐的。
而袁氏兄弟，一个在邺，一个在宛，是要把“汉”这个老宅子拆掉的。所不同的是，作为公四代嫡子的路线更激进。因长幼嫡庶而有矛盾的二袁，在代汉的起义中，本应合作，却在一开始，就互挖墙角。
曹操一开始是从属于袁绍的，196年奉迎献帝后，曹操算是单干了；而孙坚、孙策父子，一开始是在袁术麾下，197年，孙策在江东站稳脚跟后，也借口袁术篡逆，也扬旗自立了。
这是曹、孙两家的起义。
而刘备呢？从开头上讲，他一开始作为别部司马，跟的是公孙瓒，而公孙瓒和袁绍是死敌。所以，刘备最初和袁绍及袁绍的跟班曹操都是敌人。青梅煮酒之后，刘备第三次到了徐州（前两次第一次是陶谦和陈登给的，第二次是吕布给的），但却又一次败走，只好投了袁绍。
官渡之战时，作为别动队，绕到许都以南袭挠曹操后方，被击败后投了刘表。
刘备在新野，虽然只是一县，但却第一次有了稳固的地盘，得以从容展开班子建设。《诗经》所谓“率西水浒，至于歧下”，《论语》所谓“吾其为东周乎”，《孟子》所谓“地方百里而可以王”，此之谓也！新野便是刘备的延安。
而刘备此时的上级是谁？刘备的上级是刘表。
刘表，作为长期被轻视乃至忽略的人物，才是东汉末年权力格局中真正的一极。他起步早，在董卓当权时已据有襄阳，和袁氏兄弟出镇地方是前后脚的关系；他维持统治时间长，不是那种旋起踵灭有今天没明天的人，如袁术吕布公孙瓒；他击败过数个强敌，特别是给了袁术致命打击，迫使袁术从宛城逃到寿春；他肃清内部反对者张羡后，其统治就是稳固的了，“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他在政治上前后逻辑一致，一直是尊汉的，阴谋割据益州自称天子的刘焉父子一直是他的敌人（换言之，后来刘备取益州，在法理上是为汉室平叛，是讨伐国贼）；在地方治理尤其是文化建设上，他有有声有色，本人也是学问大家。因此，如果非要写“三”国志，那刘表传应取代刘二牧传，列在刘备传之前，作为刘备集团的前传。而与之对应的是，曹氏集团的前传是刘岱与袁绍，而孙氏集团的前传是刘繇与袁术。
总之，三“国”本质上是三“雄”，其“国”的疆域与版图尚属未定，而其国民的认同更是远远没有形成。三“雄”的战场，不仅在于军事，更在于观念体系，也即意识形态：天命与人心。山川是战场，人心更是战场。
曹魏在这方面的工作是失败的。袁氏灭亡后，尚有田银、苏伯以袁氏为号召反曹，声势之大需要曹操从与马超对战的前线回撤救场，命曹仁率七军平乱；东汉灭亡时，尚有刘表、刘备苦苦支撑；刘禅被邓艾兵临城下时，尚有刘谌死节、罗宪守永安、霍弋守南中；甚至，几十年后，刘渊起兵时，还给刘备、刘禅立庙，以汉为号召。而曹氏呢，被司马氏取代时，没见有谁拼死抵抗。
所以，诸葛亮北伐，不是以版图仅为益州一州之地的“蜀”国在穷兵黩武榨干民力，而是以天下人之心讨曹氏独夫逆臣之心，以大义讨不不义，以大顺讨大不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