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憩园》与《寒夜》创作于40年代．与巴金以往的作品相比，叙述语言更加成熟，叙事客观，这标志着巴金创作风格的转变．作品主题的深化在思想内容上证实了这种转变．在《憩园》与《寒夜》中，巴金进一步深入开掘反封建主题，并且在创作中开始探索伦理道德体系转型过程中所造成的伦理道德困境．表明巴金此时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 进入40年代之后， 巴金摆脱了青春激情的表述， 由创作的“青年期” 迈向“中年期” 。1944年， 巴金创作了《憩园》，1946年， 巴金创作了《寒夜》。这两部作品跨越了抗战。前者是在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中写就，后者是战后的反思。前者继续描摹旧家庭的没落状况，后者书写抗战中的新家庭的分裂。这两部作品摆脱了初期小说中的英雄主义的情结， 关注凡人琐事，写的是一群“委顿的生命” 。与同为家庭题材的《激流三部曲》相比，这两部作品无论在艺术技巧还是思想内容方面都显得更加成熟、深沉， 标志着巴金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从研究状况来说， 40年代至今， 研究者们比较关注的是《寒夜》，在目前查到的资料里，评论《憩园》的文章至多是评论《寒夜》的十分之一。本文试图在两部作品的联系中揭示巴金走向成熟的艺术和思想特征。在考察作品的艺术特色时，本文所设定的背景是同为家庭题材的《激流三部曲》；在考察作品的思想内涵时，背景为早期小说中书写的家庭内容和《激流三部曲》的内容。本文希望通过分析两部作品的特色揭示巴金在40年代小说创作的发展。 巴金对艺术的真实始终有自己的追求，早期他强调的是真实感情的倾吐，其后转向反映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但无论如何，他都非常重视作家主体对客观现实的作用。他的感情丰富强烈，从不掩饰自己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评价，但他也从不离开客观现实去反映个人的空想。为了创作真实的作品，他在此时实际上开始追求了无痕迹的技巧， 这在《憩园》和《寒夜》里表现得很明显。 《憩园》采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写法，作家设置了一个特定的叙述人— —黎先生“我” 。“我” 是一位作家，是整个小说中所有故事的目击者和见证人。小说用了见闻实录的方式，仿佛随手拈来， 保留了事件的不完整性和某些环节的缺失，毫不渲染地把社会生活中一个个真实的场景放在读者面前，虽然努力弥合情节间的联系，尽可能去呈现有条理的故事，但是作家并不把关注重心放在故事的完整与否上， 始终注重“我” 的视角，尽量采取了“我”这个固定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严格排除叙述人“我”所不可能知道的前因后果和所不能感受到的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内心活动， 不强力突破而求完整性。与之前的作品相比， 《憩园》以冷静叙事为主，客观性得到加强，但是对于巴金这样以情感丰富著称的作家来说， 虽然可以借“我”的心理活动抒发自己的感慨和评价，但是不论是从外界的评价还是从巴金自己的评价来看， 显然这种纯客观方式并没有发挥作家抒情的长处。 《寒夜》采用的是第三人称， 叙述人是作者。在创作中，作家虽然把“我”这个叙述者隐藏了起来，不轻易打破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言，力图保持一种纯客观的感觉，冷静地提供一些画面、声响、动作和现象，对人物作客观描绘。但是同时，作家又竭力捕捉汪文宣、曾树生细微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深入开掘人性。在《寒夜》里，作品的情节被淡化， 造成了强烈的真实感的是作品纯熟的意识流的创作方法。由于意识流的大量应用， 意识流成为了一种叙述语言。作家潜入人物的内心，追踪他的思想、意念甚至是下意识的心理活动，把一切的景物、事件都融入他的意识流动中， 同时又把他的心理活动不断诉诸到他的行为举止、生理感受上去，把精神世界和外在世界联系起来。通过这种方式，作者实际上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主观的评价都融入叙述中去。尤其是汪文宣，几乎在所有他出现的场合都有他的心理活动的描写，作家以此推动整个小说的进展。在《激流三部曲》中， 作家往往喜欢让人物说长段的自白，或做长篇的心理独白， 比较西化， 显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不符合中国人的欣赏习惯； [更多内容请免费下载全文] 

以《寒夜》为例，分析巴金“生活小说”的基本特点。《寒夜》（1946）是巴金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小说创作的后期代表作，甚至有人断言，“这部作品在艺术成就上达到了巴金创作的最高峰”。《寒夜》主要通过汪文宣一家在抗战后期的悲惨生活和他们在抗战胜利后仍然无法改变的不幸命运，对国民党统治区的黑暗现实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汪文宣是一个正直善良、忠厚老实的小公务员，他毕业于大学的教育系，也曾有过青年人的热情，美好的理想，甚至也不乏反抗的精神。为了爱情，他曾经不顾母亲的反对，与同学曾树生从自由恋爱而同居。但是，他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碰得头破血流，不但在社会上只能忍辱偷生，而且在家庭里也无法调和妻子与母亲的矛持。而曾树生原来也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温柔女性，她忠实于自己的丈夫，始终在竭力地维持着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小家庭，面对这个家庭的破败，她既无能为力又心有不甘，于是，便陷入了既不愿背叛家庭又不得不去做“花瓶”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在这部作品中，汪母是一个十分重要而成功的人物。作者通过她由原来的“才女”落难为儿子家中的“二等老妈子”，表现了社会现实的残酷，又通过她对儿子“占有”式的母爱和对儿媳的排斥，表现了中国中下层小家庭中封建意识的残余。在故事情节的发展过程中，汪母的存在始终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素。由于她的勤劳的操持，曾使家庭的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也由于她的顽固的观念，又使家庭的矛盾进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