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懿政变，是魏晋南朝时期的重大政治事件。这一事件后，司马氏控制了曹魏政权，后又取而代之，开创了世家大族统治的历史。但旧史对这一事件及其前后史事的记载多所篡改(1) ，为后世治史者造成重重困难。故时至今日，史学界对这段历史还有不少分歧的看法．如近几年出版的范文澜《中国通史》、王仲荤《晋南北朝史》以及李志民、柳春藩《关于司马懿曹爽之争的评价问题》等，(2)就有分歧的看法。我在读史中对其中某些问题略有浅见，现简述于下，以求教正。 

明帝方修宫室，而节气不和，天下少谷。礼固争罢役，诏曰：“敬纳谠言，促遣民作。”时李惠监作，复奏留一月，有所成讫礼礼至作所，不复重奏称诏要民，帝奇其意而不责也。后虽继续营建，但也因大臣之谏而有所减省21。故孙盛听故老说：魏明帝“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伟也。”(22) 曹睿还很重视刑狱。他常说：“狱者，天下之性命也。”(23)他改平望观为听讼观，“每断大狱，常幸观临听之”(24)。曹操、曹丕时均承用秦汉旧律。而汉律至东汉后期就有“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25)曹睿针对如此繁杂的刑律条文，以及在执法中出现的弊病，最初规定只用郑玄章句，“不得杂用余家”(26)，又采纳卫觊的建议，设置律博士，教导官吏正确执法。后来又命陈群、刘劭等人删约旧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27)。这较繁杂的汉律，已经精简了。对人民来说，是有一定好处的。 在军事方面，曹睿成功地对付了蜀汉诸葛亮的北伐诸葛北伐从公元227年开始，至234年止，历时七年。其中孙吴还数次配合进攻合肥新城。而言睿除派曹真、司马懿西拒诸葛亮，派满宠南击孙吴外，还在具体战略上亲自指挥。如青龙二年（234），司马懿与诸葛亮相持于涓滨，诸葛亮激司马懿速战，曹睿却诏司马懿：“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彼进不得志，退无与战，久停则粮尽，虏略无所获，则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劳，全胜之道也。”(28)并派辛毗杖节奉诏督察之又如拒孙权的满宠，欲放弃新城退守寿春，曹睿不同意，因而取胜。曹睿甚至还亲临前线督导军队。如太和二年（228），诸葛亮突然北伐，魏无准备，全国恐惧。关中震响，朝臣无计曹睿遂遣曹真都督关右诸军，又遣张颌管军五万西拒，自己又亲至长安以张声势，遂有街亭之脱又如青龙二年，诸葛亮北伐屯于渭滨。孙权又犯合肥新城，曹睿遂乘舟东征，孙权遁走，都成功地指挥了对蜀、吴的战争，故分《三国志·明帝纪》注引《魏书》说曹睿“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威服帝之大略。”又辽东公孙氏，自东汉末就据有辽东。在曹操、曹丕时代虽从属于汉、魏，但却自行传装，实同割据。至曹睿时，公孙渊“南通孙权，往来路遗”。后“遂自立为燕王，置百官有司，遣使者持节假鲜卑单于玺，封拜边民，诱呼鲜卑，侵扰北方”(29)。曹睿先后三次遣军讨伐。最后一次由司马懿率军进讨，所战皆捷，斩公孙渊父子。辽东一带的广大地区才直接纳入了曹魏的统治。 从上述各方面看。曹睿还是一个有作为的国君。他在位期间的政治，也是比较好的。司马氏取代曹魏，并不是因为曹魏政治之腐败。

二、曹爽与司马懿之辅政 司马懿出自河内温县的世家大族。《晋书·宣帝纪》说他：“少有奇节，伏膺儒教。”这样一个世家大族的儒家信徒，对“赘阔遗丑”的曹氏，自然是看不起的，故当曹操召辟司马懿时，他就托疾不赴。《晋书·宣布纪》云：“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这自然是假托之辞。《晋书·宣穆张皇后传》云：“宣布初辞魏武之命，托以风痹，尝暴书，遇暴雨，不觉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见之，后乃恐事泄致祸，遂手杀之以灭口。”后来司马懿还是迫于压力，出仕曹氏。《晋书·宣帝纪》谓：“及魏武为丞相，又辟为文学椽，敕行者曰：‘若复盘桓，便收之。’帝惧而就职。”陈寅格对此有云：官渡战后，“士大夫阶级不得不隐忍屈辱，暂与曹氏合作，但乘机恢复之念，未始或忘也。(30)司马懿正是这类“士大夫阶级”的代表。 司马懿在曹操执政时期并来受到多大重用，及至曹丕为魏太子，司马懿为太子中庶子后，才与曹丕关系日渐密切。曹丕代汉后，他使列居要位。曹丕死时。他已和曹真曹休、陈群同为辅政大臣。但曾睿即位初期，由于“政由己出”，司马懿等人该派遣出镇，同时曾真、曹休的威望又比司马懿高，故司马懿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还不能居于首位。至太和二年曹休死，太和五年曾真死，司马懿遂独担伐蜀重任，掌握了魏国的主要兵力。至伐蜀战争胜利，以及平定辽东公孙渊，司马懿的声望已无人可及了。按照常规，如果曾睿此时去世，司马懿应是当然的辅政大臣。但事实却有曲折。因曹魏君臣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王朝，有的人已产生了怀疑。早在对蜀战争胜利前，司马师妻夏侯徽就看出司马氏父子之野心。《晋书卷三一《景怀夏侯皇后传》云： 景怀夏侯皇后讳徽，母曹氏，魏德阳乡主。魏明帝世，宣帝后上将之重，诸子并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纯臣，而后既魏茂之甥，帝深忌之。青龙二年，遂以鸠崩，夏侯徽之被毒死，正说明了她对司马氏父子看法的正确。而又不止夏侯徽有这种看法，如光禄勋高堂隆临死时就上疏曹睿说：“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路，镇抚皇畿，翼亮帝室。”(31)高堂隆所说的鹰扬之臣”，就是司马懿。曾睿较早对司马懿也有疑心。他曾问尚书令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桥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32)君臣俩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王朝都有了怀疑，因而曹睿对司马懿就有所戒备。在他病危时，出乎常情地排开了司马懿，并违背其父之成命，命燕王宇为大将军，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秦朗等共同辅政(33)。后由于夏侯献、曹肇不满中书监、令刘放、孙资，刘孙二人俱有后患。而二人又党于司马氏，故曹宇为大将军仅四日，刘放、孙资便乘间搬出“先帝诏敕，藩王不得辅政”的金牌，阻上曾富的决断，并荐举太尉司马懿辅政(34)。由于司马懿翼已成，曹睿也无可奈何，但仍不放心让司马懿为辅政之首，欲以一宗室亲贵控制他。故曹睿问刘放、孙资：“谁可与太尉对者”刘放答；“曹爽。”曹睿疑惑说。“堪其事否？”因曹睿知道曹爽资望轻而能力弱，不是司马已之对手。而曹爽也自知责任重大，又非司马懿之匹敌，故”流汗不能对”(35)。但病危之曹睿又找不出更适当之人选，只有以曹爽为大将军，用老练之能臣尚书孙礼为大将军长史(36)，以弥补曹爽之不足。最后遂免除曹宇等人的宫职，以大将军曹爽为辅政之首，与司马以共辅幼主曹芳。 在曹芳即位后的正始初期，曹爽与司马懿还无矛盾《三国志》卷九《真传附爽传》以下简称（《曹爽传》）云：“初，爽以宣王年德并高，但父事之，不敢专行”同传注引《魏略》(37)亦云：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先推之；爽以宣王名重，亦引身卑下，当时称焉。”这些记载当是事实。 《曹爽传》又说，至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人进用后，丁谧遂为曹爽策划，“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尚书奏事先来由已，得制其轻重也”。于是“诸事希复由宣王。”这些说法就值得研究了。清人王懋竑对此已提出异议，认为“此特晋人之辞耳”（38）。其辨析之数点，皆有道理，不复赘述，仅补充王氏所未及者。按《曹爽传》云:（明）帝寝疾，乃引爽入卧内，拜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与大尉司马宣王并受遗诏辅少主。明帝崩，齐天即位。加爽侍中，改封武安侯，邑万二千户，赐剑展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晋书》卷一《宣帝纪》又云：与大将军曹爽并受遗诏辅少主。及齐王即帝位，迁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与爽各统兵三千人，共执朝政，更直殿中，乘舆入殿.据上所载，曹睿布置后事时，以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则军政大权皆由曹爽总握。而司马懿仅以太尉身分参掌军权，并无录尚书事一职。这也可看出曹睿对司马懿之防范。至曹睿死，曹芳即位后，司马懿才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39)。这一安排，不知出于曹爽之胆怯，还是由于刘放、孙资之怂恿，详情巳不可得知。但是，司马懿虽有了“郭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之职，曹爽的地位权力，仍在司马懿之上。故不能说曹爽“内欲尚书奏事失来由巳，得制其轻重”，就排斥了司马懿，把他转为太傅司马懿之由太尉转为太傅，并非曹爽有意排斥他。

从曹爽的上表看(40)，曹爽提出以司马懿为太傅、大司马，实出于对司马懿之尊崇。因太傅、大司马位皆高于大将军(41)，至于最后只以司马懿为太傅，实由朝廷考虑到司马氏加“大”字，有逼上之嫌(42)，故去其大司马之职。但“诏书却明言：“其以太尉为太博、持节统兵都督诸军事如故。”(43)则司马懿掌军之权并未变动。至于参与朝政方面，司马懿录尚书事一职，“诏书”中虽未明言，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但从某些事实来看，司马懿仍是执政者之一。例如《三国志》卷九《夏侯尚传附玄传》有一段司马懿向夏侯玄征求时政意见的记载。其开头即谓“太傅司马宣王问以时事，玄议以为”云云。其后则载： 宣王报书曰；“审官择人，除重官，改服制，皆大善。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 又书曰：“今公侯命世作宰，令发之日，下之应也犹响寻声耳，犹垂谦谦日待贤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窃未喻焉。”司马懿与夏侯玄论政事的这段话，未能确知议于何时。但当在司马懿为太傅之后，夏侯玄为征西将军之前，即景初三年二月至正始五年之间(44)。如果说司马懿为太傅后就被排斥不过问政事了，他何必向夏侯玄访问时政，并以执政者的口吻答复呢？夏侯玄为何在复书中说司马懿“今世作宰”，“令发之时，下之应也犹响寻声”呢？再如《三国志》卷二八《邓艾传》云。“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之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邓艾乃著《济河论》，情在淮南北广行屯田。“宣王善 ，事皆施行”。这里说的“时欲广田畜谷”，概念不够清楚。但当时邓艾为尚书郎，能派他到陈、项、寿春等地勘测的，当然是魏朝廷。资治通鉴》卷七四魏邵陵厉公正始二年即书作：“朝廷欲广田畜谷于扬、豫之间，使尚书郎汝南邓艾行陈、项以东至寿春。”朝廷派遣邓艾外出勘测，邓艾勘测提出方来后，司马懿善之，就能“事皆施行”，可见司马懿是魏朝廷执政者之一。而此时司马懿为太傅已近三年，故说司马懿为太傅后就被曹爽排斥不与政事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这里还要附带说一点，有著作根据（《晋书·食货志》），将邓艾在淮南北之屯田，全归功于司马懿（45）。这是不大公平的。司马懿固然是邓艾屯田的支持者，但朝廷的其他主政者，如曹爽等，也不能说完全与此无关，至少他们是“欲广田畜各”者。 曹爽与司马懿辅政之初，虽然曹爽的地位、权力高于司马懿，但因司马懿的资望高，曹爽并不敢独断专行。只是曹爽进用何晏、邓飏、丁谧、毕轨、夏侯玄等人后，渐渐形成了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可能对有利于世家大族的传统制度有所改变，损害了世家大族的利益。这是司马氏所不容许的。但最初双方没有发生太大的冲突。后来随着矛盾的发展，正始八年司马懿便托说不与政事，至正始十年遂发动政变消灭了曹爽集团。

三、曹爽集团之改制 在《三国志》等史籍中，屡见曹爽集团改变旧章制度的说法。如《三国志》中的《曹爽传》、《蒋济传》、 《刘放传》注引《孙资别传》、《王凌传》注引《汉晋春秋》 、《王粲传附应玚传》注引《文章叙录》，《晋书》中《宣帝纪》、《天文志》等等，都说曹爽等人变易旧章，屡改制度。但交易的具体内容各书均未记载。甚至连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在奏免曹爽等人的奏章中，也只说曹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46)，却无具体事实。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难道曹爽等人之变易是利国益民的吗？而夏侯玄与司马懿之论时政，正对此作一旁证。 夏侯玄是曹爽集团的重要成员(47)。在曹爽辅政初期，他曾任散骑常侍、中护军。曹魏时散骑常侍与侍中等共平尚书奏事，中护军掌宿卫兵又主武官选举(48),，皆为要职。正是夏侯玄任此职时，司马懿向他征询对财政的意见夏侯玄的意见有三点(49)： 第一，限制中正干预政府用人之权。他说：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来，有年载矣，缅缅纷纷，未闻整齐”，其最大的弊病，是“中正干铨衡之机于下，而执机柄者有所委杖于上，上下交侵，以生纷错”。他主张使各级官长“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阎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中正则唯考其行这，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这样就可各行其职，杜绝政府用人中的弊病。 第二，将州郡县三级行机构。改为州县两级。他说；“令之长吏（按；指县官），皆君史民，横重以郡守，累以刺史 若郡所摄，唯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他指出，若省去郡一级机构后，可使数以万计的郡吏，“还亲农业。就可收到“省烦费，丰财殖谷”、“宫省事简”、“乱原自塞”，“大化宣流，民物获宁”。官才有次，治功齐明”等五大好处。总之，省去郡级机构，是“便民省费”的好措施。 第三，改革奢侈之服制。他说：“今科制自公、列候以下，位从太将军以上，皆得服绫锦、罗纳，纨素、金银饰楼之物，自是以下，杂彩之服，通于贱人，届上下等级，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黄之采；已得通于下矣。”这是造成奢侈不合礼制的原困。他主张：“车舆服章皆以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则可使“朴素之教兴于本朝。“弥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夏侯玄上述矫正时弊的三项主张，对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减轻人民负担，树立朴素风气，都是很有好处的。特别是省去郡一级机构，对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减轻人民负担，意义尤大。因自汉代至魏晋郡国守相除，由中央政府任命外，守相下属的官吏，皆由守相召群本郡人担任（50）。而被召辟的对象，自然是本郡的豪强大姓豪强一旦仕郡后，便可利用职权，渔肉乡里，欺压百姓。正如夏侯玄所说；“于郡之吏，职监诸县，营护亲党乡邑故旧，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顿，民之困弊，谷生于此。” (51)郡被省去后，豪强大姓的这种权势自然也被取缔，对豪强大姓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司马懿虽肯定它“皆大善”，但又说:“恐此三事，当待贤能然后了耳。”(52)又把它完全否定了。 夏侯玄的政治主张虽被司马懿否定了。但正始中却有过合并郡县、省减官吏的措施。《三国志》卷三《齐王芳纪》嘉平五年有云：“自帝即位至于是岁，郡国县道多所置省，俄或还复，不可胜纪。”又《晋书》卷三九《荀勖传》云：“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正始中亦并合郡县，此省吏也。”并合郡县，虽与夏侯玄省郡的主张不完全相同，但并合的目的在于省吏，这与夏侯玄省郡减吏的目的又是一致的。因此，夏侯玄的政治主张，可能对当时的施政措施是有一定影响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似乎可从夏侯玄的政治主张，推测曹爽集团在正始期间改变旧章制度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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