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英语还是让英国精英很不放心。严肃的内容还是用拉丁语来表达，有学识的人常常因为使用“粗俗的语言”而感到尴尬。16世纪初，伊拉斯谟在长期逗留英格兰期间从来没有用过英语，即使到了一个世纪后，詹姆斯国王钦定本《圣经》的译者也主要用拉丁语思考。1605年，在牛津大学的博德利图书馆的2000本馆藏中，只有58部英语作品。

英国精英坚信英语即将派上新的用场，但要怎样才能派上用场呢？人们既为了拉丁语和希腊语的丰富，也为了意大利语和法语优雅的现代性而赞叹不已。他们认为，英语必须摆脱它的乡土气息，并通过模仿比它优秀的语言丰富自己：“与意大利语、卡斯蒂利亚语和法语等高尚的语言相比，英格兰的语言十分低劣。”这不是什么新鲜看法。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乔叟引入了许多单词，而拉丁语源新词的创造直到1600年才达到高峰。

英国精英为了英语更多用处:
卡克斯顿认为，书面语言应该在词汇和风格上摆脱口语痕迹，避免习语和粗俗的白话。高雅的英文会在复杂的句子中使用很多从拉丁文经典中抄来的长单词，就像由大量单词和从句组成的庞然大物，像赋格曲一样堆积和重复。就在读者迷失在句子的迷宫之中的同时，几个世纪前就已经失去了屈折语特征的英语很难维持句子结构的稳固。修辞培训被纳入了教育当中，以伊拉斯谟为首的杰出学者专门写书解释了其中的窍门。拉丁化的英语可以有很多用途。在严肃的情况下，它可以被费希尔或莫尔这些大家用于权威的宗教指导，以消除任何可能的疑虑或恐惧。而在轻松的氛围中，它又可以被用来创造受意大利风格影响的典雅宫廷文学，吸引那些受过教育的聪明的读者群体。它能很好地用于奉承与炫耀。

威廉·廷代尔出生于1494年，来自位于格洛斯特郡的一个小乡绅家庭，距离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on-Avon）约40英里，那是另一位熟悉地方与乡土知识的作家的故乡。从进入牛津大学之前就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他在被伦敦主教驳回了翻译《圣经》的许可后，去了尼德兰与德意志地区，大部分时间里，他作为一个流亡者独自工作。10年内，他翻译了《新约》和半部《旧约》，主要依据的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原文。他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发现我们的语言”的将“永远是一个谜”。

廷代尔在16世纪的欧洲，还是后来在其他大陆，用本地语言翻译《圣经》是具有颠覆性与变革性的行为，会带来政治、文化和认同的永久改变。托马斯·莫尔深知这种危险，以至于他认为，即便不得不使用英语《圣经》，人们也只能把《圣经》分割成章节后发给可靠之人，使用过后再收回来。亨利八世也立法（1543年）禁止劳动者和地位较低的妇女阅读《圣经》。当第一批获得批准的译本被放置在圣保罗大教堂的时候，人们开始自发阅读全本《圣经》。就像路德几年前对德意志产生的影响一样，廷代尔对英格兰（最终对英语世界）的影响也极大，他释放了一股巨大的和不可预测的文化及意识形态力量。

他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同样重要。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他使用的字词。他承认，许多人认为，《圣经》“不能被翻译成我们的语言，那是如此粗鲁”。他的回答是，如果圣哲罗姆（约400年）能使用他那个年代的日常语言翻译《圣经》，“我们为什么不能也这样做呢”？廷代尔没有试图将英语拉丁化，借此来“提升”英语。他坚持认为，平民所使用的英语比拉丁语更接近希伯来语和通俗希腊语。作为一个为了让“犁地的男孩”也能理解而创作的热诚的福音派，廷代尔用了日常字词和谚语。在现有词汇无法与希伯来语相对应的时候，他会尝试发明新的英语词，而不是引入拉丁语或法语词。例如，他用了“firstbornship”（头胎），而不是“primogeniture”（长子）。更为成功的是，他创造了“scapegoat”（替罪羊）、“被弃者”（castaway） 和“granddaughter”（孙女）这些词。“busybody”（多管闲事的人）、“zealous”（热心肠）和“whoremonger”（拉皮条者）这些词可能也是他发明的。总的来说，他很少使用新词或拉丁文。他文风活泼，使用简洁生动的短语和简单的字词，翻译风格十分自由，在让《圣经》成为本土作品的同时，也为普通人的语言祝圣。这塑造了标准英语的雏形。

廷代尔那种自然的语言风格是对教会的知识与制度力量的挑衅。这部分涉及个别字词的翻译。他曾因为这一点而被莫尔谴责，后者说他翻得不忠实，并且带有恶意，因为他将presbuteros（长老）翻译为“senior”（前辈） 或“elder”（长者）而不是“priest”，将ecclesia（教会）翻译为“congregation”（会众）而不是“church”，将agape（仁爱）翻译为“love”（爱，是一种情感而不是一种行动）而不是“charity”。同样，廷代尔笔下的罪人要发自内心地“repent”（悔改），而不是借助“do penance”（忏悔）这一外在形式。风格也成为一种武器。莫尔对廷代尔的公开攻击不仅凶猛，而且声势浩大。他集合了所有拉丁文资源，将简明的英语归罪于廷代尔，仿佛这一语言本身就已经被异端污染了。在莫尔和廷代尔两人都因为字词被杀后，保守的加德纳主教尝试筑起最后一道防线，他列出了100个单词，要求其形态尽可能与拉丁语保持相似。

廷代尔在很长时期内都是“英语中被遗忘的幽灵”，他的成就在其生前被刻意掩盖，因此除了专家，几乎没有人能够记住他。在他被烧死后，他的作品以其他名字传播开来。1539年，亨利八世在不知道《大圣经》（Great Bible）实际来源的情况下批准了它的发行。1560年，它以《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为名销售超过了50万份，可能每一个识字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人都拥有并阅读过这本《圣经》。最终，在1611年詹姆斯一世钦定的《圣经》里也有廷代尔翻译的内容。在4个世纪里，这个版本的《圣经》一直是新教英语世界里的权威译本。

当詹姆斯一世在1603年登上王位后，他在汉普顿宫召开了一次教会会议。在那里，他同意重新翻译整本《圣经》。这可能是一种试图统一的姿态，但也是因为詹姆斯一世不喜欢《日内瓦圣经》，这部圣经“沾染了太多的危险与叛乱气息”，冒犯了他宣扬君主制的观点。他招募了6“组”学人，这些人主要来自威斯敏斯特、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除此之外，他还招募了50多位译者，其中绝大多数是高级教士和资深教师

国王和班克罗夫特制定了一套规则，目的是纠正错误和修正模糊的地方，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也想把廷代尔的语言变得更高贵、具有仪式感和诗意，“任何已经在书里的语言……都会再次被打磨与抛光，如金子般更加闪亮”。

另一部对英语产生了类似效果的书是《公祷书》。这本书主要由托马斯·克兰默在16世纪40年代后期完成，几个世纪以来，这本书一直在人群中广泛传播。就像廷代尔和他的修改者一样，克兰默的言辞被无数人所熟知。他的短祷告（简短、清晰且便于记忆的单句祷告）同时反映出旧式英语和当代修辞风格，既有从句平行，又有叠词。但是，与当时散文的臃肿风格相比，克兰默的语句就像俳句一般优雅：“照亮我们的黑暗，主啊，我们恳求你，因你的慈爱保卫我们免受今夜的危险与灾难……”

托马斯·克兰默

廷代尔、克兰默和钦定本代表了新教徒的“简单风格”，它在许多方面塑造了英格兰人的自我形象。用伊丽莎白一世的家庭教师、剑桥大学资深教师罗杰·阿斯卡姆（Roger Ascham）的话来说，一个人应该“像普通人一样说话……像智者一样思考”。

莎士比亚对这场革命贡献

莎士比亚坚持口语化和文学化一体的做法将英语的日耳曼元素和拉丁元素整合为一种单一的表达语言。当然，或许和在所有语言当中都一样，能够传达意思的简单表述和风格化的叙述之间总是存在某种张力。廷代尔、克兰默和莎士比亚都致力于将语言变得简洁，让不断扩展的文学及学术语言贴近口语的风格与形式。这样一来，他们达成了罕见的成就，创作出了既通俗又先锋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