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家里的经济条件很拮据。母亲对钱总是斤斤计较，父亲也常为柴米油盐发愁。但是，全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盼头，也是我们家唯一的骄傲，那就是我的叔叔于勒。
于勒叔叔本来也是个普通的大学生，但后来他发奋图强，日夜苦读，竟然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989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这在当时我们那个小镇上，简直是个轰动一时的奇迹。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高兴得简直要发狂了。他逢人便说：“我弟弟于勒，那可是要成大器的！土木工程，你懂不懂？国家搞大基建，修桥铺路盖高楼，哪里有工程哪里就需要土木人！等他一毕业，那就是高级工程师，进中建中交大企业，年薪百万，前途无量！”
于勒叔叔读研期间，偶尔会往家里寄一封信，或者在微信家族群里发几张他在结构实验室里做混凝土试块抗压试验的照片。每当这时候，父亲总要郑重其事地把亲戚朋友都叫来，戴上老花镜，把信上的内容大声念一遍：“最近在做地下空间结构抗震的国家级课题，导师很器重我，经常让我熬夜做模型、写论文……”
读到这里，父亲总是激动地挥舞着手，重复他那句早已说了一千遍的话：“瞧见没有？国家级课题！等于勒毕业了，我们家的好日子就来了。到那时候，不仅他自己能在大城市买大平层，咱们家也能跟着沾光！”
母亲也常常满脸笑容地附和：“可不是嘛！咱们于勒可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以后是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图纸的体面人。”
盼啊盼，终于盼到了于勒叔叔毕业的那年。家里决定奢侈一把，去叔叔所在的大城市广州旅游，顺便庆祝他拿到硕士学位，正式步入金领阶层。
那天，我们在城市边缘的一个建筑工地附近路过。风景虽然谈不上好，但因为紧挨着施工现场，工地围挡外尘土飞扬，搅拌机轰鸣阵阵，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水泥粉尘的呛人味道。
母亲嫌恶地捂住鼻子，正准备拉着我们快步走开。这时，她注意到工地的出入口旁边蹲着一个人。那人穿着一件沾满水泥浆的灰蓝色工装，头戴黄色安全帽，脚蹬一双满是泥巴的劳保鞋，正蹲在地上用卷尺测量一堆钢筋的长度，还拿着一个破旧的笔记本在上面写写画画。他的衣服上沾满了泥浆和铁锈，脸上被晒得黝黑，神情疲惫不堪。
母亲满是同情又带着点优越感地说：“哎，你们看那个人，在工地上干着这么脏的活儿，风吹日晒的。肯定是因为小时候没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咱们孩子将来可不能像他这样。”
父亲顺着母亲的手指看去，突然，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两只眼睛死死盯着那个蹲在地上量钢筋的人，身体忍不住微微发抖。
“怎么了？”母亲奇怪地问。
父亲结结巴巴地说：“那……那个在工地上干活的人，长得……长得真像咱们的于勒。”
母亲吓了一跳：“你疯了吗？于勒是土木工程的研究生！是未来的高级工程师！怎么可能在工地上搬钢筋？你肯定看错了！”
可是父亲不放心。他悄悄地走近了些，向旁边一个像是工头的人递了根烟，打听道：“师傅，请问一下，那个蹲在地上量钢筋的人是谁呀？”
工头看了一眼，随口答道：“哦，他呀，是我们项目部新来的技术员，叫于勒。刚毕业的土木工程硕士研究生。学历倒是挺高，可惜现在建筑行业不景气，房地产投资年年下 滑，基建项目也少了，好岗位根本轮不上他。只能来我们工地干点基层的活儿。天天跑现场、钻基坑、打灰收面，辛苦得很。现在建筑业从业人数三年就减少了120万人，高校土木专业的就业率连四成都不到，他能找到这份工就不错了。”
父亲咽了一口唾沫，声音颤抖着问：“那……那他作为研究生，一个月工资得有一两万吧？”
“一两万？”工头像听到了什么笑话，“试用期四千，转正了扣掉五险一金能拿到手也就五千出头吧。在这寸土寸金的大城市里，交了城中村的房租，也就勉强够每天吃顿广东肠粉的。”
父亲脸色煞白地走了回来。他神色慌张，仿佛见到了什么可怕的瘟神。
“怎么样？”母亲急切地问。
“是他，真的是他。”父亲压低了声音，绝望地说，“土木工程……研究生出来居然只拿五千块！听说现在像中建四局这类施工单位，研究生年薪也就10万出头，一个月到手还不到一万块，他连自己都养不活，以后肯定会找我们借钱交房租的！”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了，原先的骄傲和憧憬变成了愤怒和恐惧。她咬牙切齿地说：“我就知道！什么大基建，什么高级工程师！土木建筑，天坑专业！我就知道读这个专业是个不争气的废物！快走，千万别让他看见我们，不然咱们那点养老钱就保不住了！”
我们一家人像做贼一样，连看都没敢再看那个工地出入口一眼，沿着马路边的树荫仓皇逃窜。
在回家的绿皮火车上，父亲一言不发，仿佛瞬间苍老了十岁。母亲则死死地盯着我，严厉地警告道：“你给我听好了！以后填高考志愿，要是敢报土木工程，我就打断你的腿！”
从那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人提起过我的研究生叔叔于勒。【图片】

参考文献

我去这个工资有点太真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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