旗人金庸的那点龌龊事儿——写给所有被金庸欺骗的人
     一、引言
金庸，本名查良墉，浙江海宁人，顺治时著名的文字狱（明史案）的告密者就是其祖上查继佐。当时无辜屈死者无数，老查踏着别人的鲜血爬了上去，得到了满族统治者的宠信。查家此后一门竟出了七个进士和五位翰林，这在满人排汉的风气下，是汉人门庭根本无法做到地，所以虽然查先生死活不承认自己是旗人，可辩护却总是显得那样苍白无力。

     二、《明史》案的告密者查继佐
查继佐又名查伊璜，“伊璜”应该是其族谱名。他是金庸的一个本家，也是清朝最大的几场文字狱之一----《明史》案的告密者。此案最终有七十二人被处死，其中十八人被凌迟，数百人充军，之后江南人人自危，文坛、史坛都陷入死水一潭的局面。究其根源，金庸的祖上查继佐做为首告，为了一己之私，把原本未必会兴起大祸的一次史书编写推动成了一幕惨剧，终致血染江南。
据印鸾章的《清鉴》记载：“此案诛死者七十余人，名列参校者皆死，刻工及鬻书者同日刑。惟海宁查继佐、仁和陆圻，当狱初起，先首告，谓（庄）廷鑨慕其名，列之参校中，得脱罪。”
《明史》案主要由两人告发，杭州举人查继佐是首告，归安本地知县吴之荣后来再次告发。如果起初查继佐不告发，吴之荣也未必会关注此事，更无须因担心失职被惩处而也跑去告发（当然也不排除其兼有邀宠的动机），所以说这场浩劫的根子还是在首告查继佐身上。要说知县吴之荣职责在身，向上反映也属正常。而查继佐仅为了避祸和妒忌，就借刀杀人，向满人告发自己的汉族同胞，所为可谓极不光彩。这场浩劫之后，归安文坛和文人都遭到重创，文士中唯有查继佐因检举有功而受到清廷的嘉勉和赏赐，和吴之荣一起平分了庄家的家产，还从庄家得到了“十余舟”抄家得来的家俱器物（《费恭庵日记》）。不久之后，查家便因此次功劳得到清廷的赏识信任，举族入了旗，自此成为了满清统治集团的“自己人”。可以说，查家日后的繁盛，与查继佐告发文字狱，踏着别人的尸骨向上爬是有很大程度的关联地。
然而金庸秉心有偏，为了谋求根红苗正、良好口碑，便竭力想要遮掩祖上的这幕劣迹，甚至不惜为此伪造历史。他借助其拥有的显赫声名和自己小说的广泛流传，明目张胆地颠倒黑白，试图扭曲真相，混淆视听，竟然在《鹿鼎记》中把查继佐写成了正面人物、文字狱的受害者，还将其与顾炎武、吕留良这样的反清名士置于一处，把告密的丑恶行径都推到了吴之荣身上。《鹿鼎记》影响深远，读过的人不计其数，大部分读者无心考究历史，也想不到金庸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混淆是非，指鹿为马，所以多被其蒙骗，在记忆中留下了一段被篡改的史实。原本一段海宁查氏的“不光彩”历史，反倒被查先生巧妙地利用，让世人都以为其祖上心怀故国，不肯屈从于满清淫威，在文字中暗讽时弊，才招致灾劫。一个可耻的告密者、给江南文坛惹来大祸的小人，竟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反清英雄，查先生的生花妙笔实在令人又敬又佩。

    
      上面六则史料所述大体相近：庄庭珑慕杭州举人查伊璜之名，擅自将其列入《明史》的参订名单，查伊璜得知后吓得心胆俱裂，为求自保，赶忙向学道检举告发，但学道并未在意此事。七月，归安知县吴之荣再次告发，此书终引起清廷关注，遂大兴文字狱，相关人等被捕杀殆尽。同列参校的查伊璜非但未伤毫发，反而因首告有功，“与之荣同列赏格，分庄珑籍产一半”。
        
      在《五石脂》中，记载更为翔实，但与上面几则略有出入，比如查继佐告密所得不再是庄家财产的一半，而是十分之一，加上“十余舟”的器物。
      ”……同时以不列名而获免者，尚有四人……陆璘，查伊璜、范文白、陆丽京……伊璜名继佐，海宁举人……咸负文望，列名参订中。庚子书成颁布，三人以不相闻，于顺治十八年辛丑十二月，具呈学道胡尚衡，辨明其诬……之荣出首时，即谓庄胤成（即君维）、朱佑明、查伊璜等共造此书。至公庭质对，亦坚执伊璜等主笔。查以递过检明呈为词，吴复质其何不首督抚而独首学道。明系借此得赃名实两遂之计。查遂无词。囚禁者逾时，既乃密求于粤中总兵吴六奇，事始得解。先是满官督抚上本，俱依之荣口供，谓查系同谋造送。及吴为查营解，至定案时，遂一反其词。谓查三人，虽不比之荣之发觉，亦系首事之人，依律颁赏。故之荣荫袭拜他哈哈番，并给朱庄财产十分之一。查、范、陆亦得颁给器用什物。据《费恭庵日记》，谓曾亲见查等在慈感寺前领取朱、庄家具，约十余舟云。”
      《五石脂》中的详尽记载给我们讲述了事件的另一个版本：查继佐正是《明史》的主笔之一，而不是其它几则史料中所述，是庄廷珑未经允可就擅自把他列入参订名单。查继佐后来向学道首告，正是担心出事，预作自保准备。而之所以他的告发没有引起任何关注，就是因为查继佐并不是真想把事情闹大，因为他希望借助修订《明史》而留下美名，所以他的告发不过是串通学道而做的戏罢了。然而查继佐没想到知县吴之荣也会告发此事，人家可是真告，所以很快就引来了朝廷的关注，他也被吴之荣告发。吴之荣看破了查继佐的小心思，当庭质问他既然告发，为何“不首督抚而独首学道”，于是“查遂无词”，被下狱囚禁。查继佐让家人密求粤中总兵吴六奇救命，在吴六奇的庇护下，才于重审时“一反其词”，不仅无人再提查继佐曾经担任主笔之事，他还反罪为功，嘉奖受赏。
    
      “苍*宝之（明史），原本不可得也。问之庄氏，忌不与校。余素不一至南浔，偶鑨弟廷钺束脯余门，曰：家史意独为之，不欲分人，且先生不须此。余遂有明史之役，改曰罪惟录。九段摘按，查氏本人亦有心于明史，其告发庄氏之举，是否先有同道相薄之意，后生借刀杀人之心，则难言。”
      而在《查东山先生年谱》注引查氏《得案日记》中，我们又可以看到查继佐告密的另一个版本和动机：庄家把新编撰的《明史》视为至宝，“不欲（把荣耀）分人”，不让别人参与校对，列名其上。而“查氏（查继佐）本人亦有心于”靠明史扬名，所以对庄家心怀不满；兼且文人相妒，希望对方无法成功，所以向清廷举发，希望能借刀杀人，用心可谓十分歹毒。
      上面几种大同小异的说法孰真孰伪，如今已难确证，但查继佐在《明史案》中担当了一个既不光彩的角色，并在事后获利，却是众口一辞。以史料多寡来看，似乎第一种说法最为可能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