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娘威武

   雍正八年八月乙卯巳时(即1730年9月30日9时——11时)，北京地区发生6.5级的强烈地震，烈度为8度，震中位于今北京西山(北纬加度，东经116度)附近，造成人口损伤、房屋倒塌和其它经济损失。据统计，当时北京地区共塌房16435间，颓塌墙壁12622堵，死伤人口457名。此次地震发生在上午，人们普遍外出工作、学习和活动，否则人员伤亡会更惨重。尽管如此，京城建筑损毁严重。例如：除房屋倒塌外，故宫各殿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安定门、宣武门等处城墙裂缝37丈。寺庙、各地驻京会馆和教堂均遭不同程度破坏。京城著名的建筑物之一——顺治年间建造的北海白塔，在这次地震中“塔身、塔座彻底闪裂”，只是勉强没有倒塌而已。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害，以雍正帝为首的清廷采取一系列应急救援措施，虽然没有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灾害应急体系，但雍正朝灾害应急机制已初现端倪。
     
      一、以雍正帝为中心的应急决策机制
     
      地震发生后，雍正帝临危不乱，有条不紊地发号施令，积极决策抗震救灾工作，义不容辞担当起抗震应急的决策者。
      地震发生时，雍正帝正在船上，看见两岸墙房坍塌始知发生地震。“八月十九日巳时地动之时。朕正在船上，并未惊觉，见两岸墙房坍塌，方知地动。至于宁寿宫诸妃母，并朕宫眷，俱各平安，即如各宫使女人等，不惟无负重伤之人，亦并无伤坏皮肤者”。在雍正帝的心目中，自己贵为天子，地震是上天的警示，地震发生后，他首先自我反省，他对地震的理解为“盖今年春夏以来，朕体中违和，仰惟宗社攸关，列祖皇考付托之重，不敢不保护此身，是以屏除思虑，葆静颐养，而勤政敬事之心，实不及平时，又因吾弟怡贤亲王薨逝，朕心悲悼，有伤天和，遂致水涝情形见于数省。……目今又有地震之异，仰蒙上天垂慈，显示儆戒，惟有夙夜祗悭，切加省改，以戴天恩，除兵民人等，屋宇倾圮者，一一查赏外，再将朕意晓谕内外知之”。在雍正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要应对自然灾害，自己首当其冲必须“勤政敬事”；其次，应要求各位臣工“愿尔大臣官员士庶兵丁等，人人诚心感激上天示儆之深恩，返衷自问，思过省愆。不但恶事邪念急宜扫除，即怨尤抑郁之心，亦当屏绝，则天高听卑，必垂照察，不但地土宁静，共获安居，且可永免上帝之谴责，断无再罹险厄之虞也。朕非以地动之异，诿过于臣工黎庶也。朕之生平。先责己而后责人，先自勉而后共勉，愿天下臣民共知朕心”。
      将地震的原因归咎于上天的警示，这固然是封建迷信和时代的局限性。但是，雍正认为灾害发生是没有“勤政敬事”和政治不清明的结果，灾害发生后首先检讨政治制度本身，要求改革时弊，调整制度的不合理，使国家机器更好运行，虽说是亡羊补牢，可如此一来，安定民心，鼓舞士气，提高朝廷凝聚力，政令上通下达，各项救灾工作可以比较顺利进行，百姓也能间接得到实惠，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恢复社会安定。
      在地震发生的第二天，雍正帝即召集张廷玉等人了解灾情，安排勘灾、赈济等事宜，尤其是通过国库支付赈灾帑银等等抗震救灾工作，都在雍正帝的决策下逐一进行。在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下，没有雍正皇帝的决策主导，大规模的救灾赈灾是不可能完成的。
     
      二、以中央官员为主的应急运行机制
     
      因清朝官僚制度的原因，清代地方官吏人数较少，许多日常工作需要各地保甲配合才能完成。但是灾害应急各项工作，如完全依赖地方保甲，往往弊案较多。尤其勘灾是一切赈灾应急工作的基础，勘灾的准确与否，直接关系到赈灾应急的成败。所以雍正帝要求满汉官员和各部门通力合作，“每城著派满汉御史各一员，分查民间房舍，或屋宇倒塌，或墙垣颓缺，作速据实清查，分别具奏，朕将加恩赏给。该御史等务悉心秉公办理，倘有吏役隐匿虚冒扣克等弊，经朕访闻，将吏役从重治罪，该御史严加议处”。


雍正八年是估计是雍正人生中最倒霉的一年。肱骨之臣怡亲王病逝，雍正自己病的也是准备安排后事了，京师大地震

不错啊，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