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西特种教育》看新桂系时期的僮（壮）族政策
◎思恩编辑部（阿素喇）
《广西特种教育》是由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五月出版的重要教育文献，作者刘锡蕃（刘介）时任广西省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该书为《广西建设丛书》乙种之一。该书系统记录了广西特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尤其聚焦于少数民族（当时广西使用的是“特种部族”一词指代）的教育问题。全书共分五章，涵盖对“僮族”（今改名壮族）等民族概况、历史教育政策、现行教育措施、实施检讨及未来建议，并附有统计图表与影像资料。
上世纪六十年代，寓居香港的新桂系第三号人物，也是担任了十九年广西省主席之久的黄旭初在自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广西省政府从民国二十年（1931年）起，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对蛰居深山大谷中的苗、傜、侗、僮等民族，努力作政教的设施。目的在使种族的感情，由隔膜而趋于融洽，由误解而达到谅解，由乖离而进于和谐，祈求这些少数民族达到中华民族化。省政府为使一切政教设施都能和实际适合，经常派员到那些民族地区考察和调查，以了解其社会组织和生活习实……”（见黄旭初《记广西的傜山》，原发表于香港《春秋》杂志）
广西民族素称复杂，除汉族外，有所谓“特种部族”，包括僮、傜、苗等族。其中，僮族人口约占全省37%，是广西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历史上曾出现如唐代黄亁曜、黄少卿，宋代侬智高等著名人物。僮族内部又可细分为黑衣人、仲家、峒人等多个支系，其中峒人文化最为低落，与苗、傜杂处，服饰习俗相近。
多数僮族因为接受汉文化影响较早（这类人被称之为“熟僮”），文化较高，但仍有着较为落后特征的“生僮”，被列为特种教育对象，因其习俗尚未完全同化；部分僮族学生因通汉语、习汉俗，成为汉文化与其他特族之间的桥梁。又，僮语属壮侗语系，与汉语不通；服饰多色彩斑斓，女性常着裙装；社会组织保留部落遗风，居住多为楼房，上层住人，下层畜养牛羊等。这些特征也成为教育推广的障碍。
广西自秦汉以来虽属中国版图，但直至宋元时期，左右江地区仍多为羁縻州县，土司世袭，中央政权难以深入。土司视土地为私产，人民为奴隶，严禁土民读书，甚至杀害有学识者，导致文化长期停滞。
清代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逐步废除土司，设立流官，并推动教育。例如：
顺治十五年（1658年）准土司子弟入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准土司子弟送府州县学；雍正元年（1723年）于太平土州设学，准佃农考试；嘉庆二年（1797年）于西隆州设苗民学额。
这些政策虽有进步，但受益者多为土司辖区内的僮族，而深居山地的傜、苗等族仍被视为“化外之民”。清廷甚至以“三不管”态度对待他们，仅征收象征性税赋，教育几乎为零。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兴安、全县、灌阳、义宁、龙胜五县傜民动乱，省政府意识到单纯军事镇压无法根本解决问题，转而从教育入手。1933年夏，颁布《特种教育实施方案》，次年成立“特种教育委员会”，并于南宁设立“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简称特师所），选拔特族子弟入学，以“以苗化苗，以傜化傜”为原则，培养师资推动民族同化。
特师所课程包括国语、算术、教育、劳作、公民、军事训练等，注重实用与同化双重目标。例如：强制学习国语，废除方言；推动改穿汉装；强调国家认同与民族团结。
据书中统计，截至1939年，广西已在特族区域设立基础学校627所，中心学校37所。教育推行后，广西的“特种部族”社会出现显著变化：半数以上妇女改穿汉装，青年普遍学习国语；抗战期间，僮族积极应征入伍、筑路、纳粮，甚至远赴前线作战；以往由汉人中介的山货贸易（如桐油、茶叶、兽皮），逐渐由僮民自主经营；逐步废除师巫迷信、男女混乱社交等旧俗。这些变化显示，教育不仅提升僮族文化水平，更促进其从边缘民族向国家公民转变。
尽管成效显著，特种教育仍面临诸多困难如：汉人教师多不愿久居山地，教学质量参差，甚至有人利用职权鱼肉乡民；学校多靠县款与民捐维持，荒年则难以运作；教师不通僮语，教学依赖“舌人”翻译，效果大打折扣；迷信与淫乱旧俗难以根除，巫觋甚至破坏学校；村寨分散，学童跋涉艰难，冬季辍学率高。
《广西特种教育》不仅是一份教育报告，其价值还在于记录了民国政府对西南民族的第一波系统化教育尝试；详细搜集了包括僮族在内民族的语言、服饰、习俗资料。尽管其中某些政策今日或有争议，但其“有教无类”的精神与务实的推行策略，仍为当代民族教育与文化保护提供启示。
此书也是较为系统记录民国时期广西僮族（旧作獞族，今改为壮族）的文献资料——这也显示那些说“民国时没听说过什么壮（僮）族的”老谣多么荒诞可笑。我们将书中的相关僮（壮）族部分图表贴出来，供学习爱好者参考。
最后再次重申，这些分享，并不是出于任何破坏民族团结之意图，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只有打破信息匮乏滋生隔阂，以及因认知偏差产生误解。才能算真正的了解、真正的客观。而一个求知上进的人，应该没理由拒绝交流、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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