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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deci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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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亚明娜·扎伊纳布·莫罗佐娃。这个名字是我母亲取的，她说"亚明娜"在阿拉伯语里是"忠诚的"意思，"扎伊纳布"是她祖母的名字。我随父姓莫罗佐夫，但从小到大几乎没人这么叫我。
我出生于2020年11月3日，在格罗兹尼的一家私立医院。那天车臣刚下完第一场雪，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窗外的白桦树像被撒了一层盐。
我母亲叫莱拉·阿卜杜拉耶娃，2000年生人。她是车臣阿卜杜拉耶夫家族的女儿——这个家族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前是格罗兹尼数得上的显赫门第，我外曾祖父阿卜杜勒·阿卜杜拉耶夫是苏联时期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军队高级将领，据说还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我母亲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后来去了莫斯科学习芭蕾，成了马林斯基剧院附属舞团的演员。她不算特别出名，但跳得极好，尤其擅长《天鹅湖》里的黑天鹅。
我父亲是德米特里·莫罗佐夫。2019年他刚创立BIOCAD，公司还只是个在圣彼得堡租来的小实验室，账上经常发不出工资。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医药论坛时认识了我母亲——据说是某次晚宴后的私人聚会上，有人起哄让母亲跳一段，她跳了，父亲坐在角落一直看到散场。
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秘密。外祖父如果知道女儿和一个俄罗斯商人——而且是个刚起步、毫无背景的普通商人——在一起，恐怕会气得拔枪。2020年春天母亲发现自己怀孕时，外曾祖父确实知道了。据说那次家庭会议吵得很凶，外曾祖父骂母亲是"家族的耻辱"，母亲则坚持要生下我。
他们没有结婚。 一方面是因为外曾祖父的震怒和家族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当时确实无权无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办不起。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当时跪在外曾祖父面前请求原谅，外曾祖父的卫兵把他扔出了大门。
2020年11月我出生后，母亲带着我回到格罗兹尼，住在外曾祖父家的一栋偏楼里。父亲每月来一次，待两天就走。他不太会抱婴儿，每次来都带一堆莫斯科买的玩具和衣服，但很少碰我。我能感觉到他的不自在——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需要处理的麻烦，而不是女儿。
2024年3月22日，我母亲和外曾祖父死了。
那天我母亲和外曾祖父坐在贵宾席，一起被埋在了音乐厅烧塌的屋顶下。我当时3岁半，被留在酒店里由保姆照看，成了孤儿。
父亲的反应很平淡。他出席了葬礼，付了丧葬费，然后把我交给了外曾祖父的一位远房表亲抚养——一对姓萨达耶夫的老夫妻，住在格罗兹尼郊区。他们待我不错，但始终保持着距离，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父亲的事业在那之后起飞了。 2024年到2034年间，BIOCAD从一个小实验室变成了俄罗斯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父亲娶了新妻子，生了两个合法的孩子，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豪宅。他每月来格罗兹尼看我一次，每次待不超过三小时，留下一信封现金和一些从欧洲带的礼物。他从不抱我，也很少说话，只是坐在沙发上问我学习怎么样，然后看看表，起身离开。
我十二岁那年，他带我去莫斯科玩了一周。那是我们唯一一次长时间相处。他带我去看了大剧院的一场《吉赛尔》，散场后他在后台门口等了很久，最后摇摇头说："你母亲跳得比她好。"那是他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母亲。
2034年，BIOCAD的股权变更了。 父亲把50%的股份卖给了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的Millhouse公司，另外20%给了Pharmstandard，自己只保留30%。他表面上还是CEO，但谁都知道，真正的老板是阿布拉莫维奇派来的那帮人。
父亲在那之后老得很快。他开始酗酒，经常在深夜给我打视频电话，絮絮叨叨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关于董事会里的背叛，关于他年轻时的野心，关于我母亲。他反复说："如果我当时更有钱，她就不会死。"我不知道他是在后悔没娶母亲，还是后悔没能用金钱摆平外祖父。
2035年，他死了。 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我知道是长期抑郁和酗酒导致的器官衰竭。他死前一个月刚被排挤出BIOCAD的决策层，新董事会给了他一个"荣誉主席"的虚衔，实际上什么权力都没有了。葬礼上阿布拉莫维奇没有出席，只送了一个花圈。
我那时15岁，正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预科读生物科技，父亲留给我的遗产足够我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但我很快发现，这笔钱的实际控制权在BIOCAD的新董事会手里——他们每月只给我发放"生活费"，其余的"代为管理"。
终于，阿布拉莫维奇的人找到了我。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我在图书馆查资料，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坐到我旁边，自我介绍说他是Millhouse投资公司的"项目协调员"。他说阿布拉莫维奇先生很"关心"我的未来，认为我"遗传了父亲的科学天赋"，想邀请我参与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生物技术项目"。
项目代号叫"星石"。
2026年02月26日 03点0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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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2020年11月3日，在格罗兹尼的一家私立医院。那天车臣刚下完第一场雪，我母亲后来告诉我，窗外的白桦树像被撒了一层盐。
我母亲叫莱拉·阿卜杜拉耶娃，2000年生人。她是车臣阿卜杜拉耶夫家族的女儿——这个家族在第一次车臣战争前是格罗兹尼数得上的显赫门第，我外曾祖父阿卜杜勒·阿卜杜拉耶夫是苏联时期的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军队高级将领，据说还参加过阿富汗战争。我母亲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后来去了莫斯科学习芭蕾，成了马林斯基剧院附属舞团的演员。她不算特别出名，但跳得极好，尤其擅长《天鹅湖》里的黑天鹅。
我父亲是德米特里·莫罗佐夫。2019年他刚创立BIOCAD，公司还只是个在圣彼得堡租来的小实验室，账上经常发不出工资。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医药论坛时认识了我母亲——据说是某次晚宴后的私人聚会上，有人起哄让母亲跳一段，她跳了，父亲坐在角落一直看到散场。
他们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秘密。外祖父如果知道女儿和一个俄罗斯商人——而且是个刚起步、毫无背景的普通商人——在一起，恐怕会气得拔枪。2020年春天母亲发现自己怀孕时，外曾祖父确实知道了。据说那次家庭会议吵得很凶，外曾祖父骂母亲是"家族的耻辱"，母亲则坚持要生下我。
他们没有结婚。 一方面是因为外曾祖父的震怒和家族压力，另一方面是因为父亲当时确实无权无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办不起。母亲后来告诉我，父亲当时跪在外曾祖父面前请求原谅，外曾祖父的卫兵把他扔出了大门。
2020年11月我出生后，母亲带着我回到格罗兹尼，住在外曾祖父家的一栋偏楼里。父亲每月来一次，待两天就走。他不太会抱婴儿，每次来都带一堆莫斯科买的玩具和衣服，但很少碰我。我能感觉到他的不自在——他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一个需要处理的麻烦，而不是女儿。
2024年3月22日，我母亲和外曾祖父死了。
那天我母亲和外曾祖父坐在贵宾席，一起被埋在了音乐厅烧塌的屋顶下。我当时3岁半，被留在酒店里由保姆照看，成了孤儿。
父亲的反应很平淡。他出席了葬礼，付了丧葬费，然后把我交给了外曾祖父的一位远房表亲抚养——一对姓萨达耶夫的老夫妻，住在格罗兹尼郊区。他们待我不错，但始终保持着距离，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
父亲的事业在那之后起飞了。 2024年到2034年间，BIOCAD从一个小实验室变成了俄罗斯最大的生物技术公司。父亲娶了新妻子，生了两个合法的孩子，住进了莫斯科郊外的豪宅。他每月来格罗兹尼看我一次，每次待不超过三小时，留下一信封现金和一些从欧洲带的礼物。他从不抱我，也很少说话，只是坐在沙发上问我学习怎么样，然后看看表，起身离开。
我十二岁那年，他带我去莫斯科玩了一周。那是我们唯一一次长时间相处。他带我去看了大剧院的一场《吉赛尔》，散场后他在后台门口等了很久，最后摇摇头说："你母亲跳得比她好。"那是他唯一一次主动提起母亲。
2034年，BIOCAD的股权变更了。 父亲把50%的股份卖给了罗曼·阿布拉莫维奇的Millhouse公司，另外20%给了Pharmstandard，自己只保留30%。他表面上还是CEO，但谁都知道，真正的老板是阿布拉莫维奇派来的那帮人。
父亲在那之后老得很快。他开始酗酒，经常在深夜给我打视频电话，絮絮叨叨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关于董事会里的背叛，关于他年轻时的野心，关于我母亲。他反复说："如果我当时更有钱，她就不会死。"我不知道他是在后悔没娶母亲，还是后悔没能用金钱摆平外祖父。
2035年，他死了。 官方说法是心脏病突发，但我知道是长期抑郁和酗酒导致的器官衰竭。他死前一个月刚被排挤出BIOCAD的决策层，新董事会给了他一个"荣誉主席"的虚衔，实际上什么权力都没有了。葬礼上阿布拉莫维奇没有出席，只送了一个花圈。
我那时15岁，正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预科读生物科技，父亲留给我的遗产足够我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但我很快发现，这笔钱的实际控制权在BIOCAD的新董事会手里——他们每月只给我发放"生活费"，其余的"代为管理"。
终于，阿布拉莫维奇的人找到了我。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三下午，我在图书馆查资料，一个穿灰色西装的男人坐到我旁边，自我介绍说他是Millhouse投资公司的"项目协调员"。他说阿布拉莫维奇先生很"关心"我的未来，认为我"遗传了父亲的科学天赋"，想邀请我参与一个"非常有前途的生物技术项目"。
项目代号叫"星石"。